亚的扩张和沙俄对亚洲的入侵。研究中日两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差异性，都必须基于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在上述两大外来殖民主义势力中，西欧殖民主义势力主要是沿海路入侵东亚，对中日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左右了整个近现代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进程；俄国的扩张主要是通过西伯利亚沿陆路而来，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巨大而独特。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的全球非殖民化进程中，西欧殖民主义势力相继退出亚洲，但俄国仍然继续占领着亚洲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对地处东北亚的中日两国继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们考察近现代历史上俄国对中日两国的扩张主义和中日两国对俄政策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7世纪下半叶俄国人来到东北亚开始到19世纪中期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个时期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
一、 19世纪中期以前中日两国对俄国东扩的不同反应
16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开始侵入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先后侵占了西伯利亚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亚洲领土；然后马上把侵略矛头往南指向中国，通过巧取豪夺和武装移民等手段占领了大片领土，并对整个东亚的近现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暂时遏制了沙俄的扩张势头，但中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中国政府当时对俄外交的着眼点是防御侵略和安稳边疆地区，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显然没有估计到俄国的侵略成性和日后的卷土重来。
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是西方国家与东亚的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国彻底战败，从此以后开始面临殖民化的危险，整个东亚的国际环境也在此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个时候俄国的注意力重新开始关注东北亚，在中国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开始进行蚕食和移民。此时的中国清政府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尚未有全面清醒的认识，仍然继续执行“东北封禁”政策，禁止关内的汉人前往东北地区开荒种地。1858年—1864年，俄国利用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战败，以调停的名义，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政府面对俄国人对中国土地的贪得无厌和敲诈勒索，受自身国力约束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制约，根本就没有任何强烈的反抗行动，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基本上就是在领土问题上任人宰割。
同在东亚的日本从18世纪开始也面临着俄国人入侵的巨大威胁，但是其反应和中国大相径庭。从现有历史资料考察，俄国和日本在近代以前并无接触，俄国直到18世纪初期还没有确定日本的准确地理位置。1792年俄国人以礼送日本漂流幸存者为名踏上日本本土，才开始双方的正式接触。但是，这些从西伯利亚东部地区来的俄国人不但侵袭日本的北方港口，还攻击库页岛上的日本人。
随后，俄国人立即将眼光转向掠夺日本的领土，和当初对待中国的态度与策略几乎一模一样。1795年，俄国在千岛群岛中的德抚岛安置了第一批从欧洲来的俄国移民，企图长期占领该岛并最终完全占领整个千岛群岛。这一事件迅速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反响，可以说是举国震惊。日本幕府迅速做出反应，1799年将北海道和南千岛群岛由藩领改为直辖，大规模地从本土移民定居，增强防备实力，加快开发北方领土，同时严禁日本人与德抚岛的俄国定居者开展贸易，终于以非战争的方式迫使俄国人于1805年撤离德抚岛。这种主动撤退的情况在俄国扩张历史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俄国人不久以后又继续袭击南千岛群岛中的择捉岛，并且还在中国的库页岛上袭击日本人。日本幕府的态度是针锋相对，于1808年发布“驱逐令”，驱逐在日本北方领土上的一切俄国船只。1811年，俄国人赴择捉岛、国后岛“勘测调查”，被日本守备部队全部搜捕。此后半个世纪，俄国人基本停止了对日本北方诸岛的侵扰。
二、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日对俄东扩的不同反应
1854年，日本在美国的胁迫下签订《日美友好条约》，日本奉行两个多世纪的锁国体制由此崩溃。俄国把握此时机，于1854年12月逼迫日本签订《日俄友好条约》，规定日俄以择捉岛和德抚岛之间为界，以南属日本，以北属俄国；库页岛归日俄共管。从这个时候开始，沙俄终于把触角伸向了日本。在对日关系上，俄国主要目标和关注焦点依然是获得领土，因此日俄关系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库页岛、对马岛、千岛群岛等领土问题上。库页岛本是中国领土，19世纪以前，日俄两国均承认该岛归中国所有，但都已将势力分别扩展至该岛南部和北部。面对俄国东扩的压力，此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学会利用中国的领土和俄国讨价还价谋取利益。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俄国凭借条约中所谓的对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共管” 之名，要求日本撤出库页岛，而日本则坚持将该岛一分为二，由日俄两国瓜分，两国开始紧张对峙。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后，俄国侵占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所有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准备彻底赶走日本人。1861年，俄国海军突然占领位于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对马岛，切断了日本和朝鲜半岛及亚洲大陆的海上联系，令日本举国震惊。由于日本当时的国力根本不能直接同俄国对抗，因此日本最后以给予英国更多殖民特权为条件，由英国出动军舰胁迫俄军退出对马岛。1875年日本为遏制俄国势力入侵，以非法占领的中国库页岛南部换取了俄国占领的部分千岛群岛，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结果使日本得到了整个千岛群岛，有效遏制了俄国对日扩张态势，维护了领土完整。同时，由于俄国占领全部库页岛，从而使俄国对日本的扩张暂告一段落，让俄国把扩张的目光从日本转向中国内地，大大缓解了日本面对俄国扩张的外部压力，为明治维新的各项富国强兵措施的开展赢取了宝贵的外部和平环境。
同一时期的中国在面对俄国扩张时远没有日本幸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俄国人攫取150万平方公里国土后，中国依然面对俄国势力不断的渗透和入侵，同时还将面对崛起后的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俄国在掠夺中国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后并不满足，加上对日扩张暂时受阻，于是加紧了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扩张的力度。俄国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全面出兵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并且千方百计企图将中国东北地区变成沙俄的殖民地。中国在甲午战败后，进一步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日本则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完全控制了朝鲜，同时积极向中国东北扩张。日本图谋侵占中国东北，与不断向东扩张的俄国发生尖锐矛盾，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最终大获全胜，彻底解除了俄国扩张给日本带来的威胁，同时遏制了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态势，但日本自身却成为了扩张性很强的亚洲头号强国，在20世纪里给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虽暂时放缓了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扩张，但中国仍然面临着俄国不断扩张的压力。辛亥革命时期，趁中国内乱，中央政府无力顾及边疆的时机，俄国公开支持外蒙古库伦政变，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的1924年，还操纵外蒙古地区，成立所谓的蒙古人民大会，将外蒙古改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二战后外蒙古脱离中国埋下了伏笔。中国政府对这类扩张态势的反应与日本完全不同，既没有能力反抗俄国侵略，也没有吸取教训富国强兵；加上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混乱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控制，导致中央政府根本无力顾及外交和边防，最终使俄国对中国的扩张屡屡得手。
三、 近代以来中日对俄扩张存在不同反应的主要原因
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都遭受俄国的侵略扩张之苦，但两国的反应和最终的结果差别极大。中国面对沙俄的侵略，虽也有反抗之举和应变之道，但最终结果却是国土的不断沦陷，版图的不断缩小。可以这样说，被俄国吞去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让其再吐出来。反观日本，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也逐步感受到了来自俄国的威胁，和中国一样面临着沙俄的领土扩张，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除了北方四岛问题外，日本并没有出现大块领土被俄国人侵占的情况。
中国在俄国的扩张面前孤立无助，只能眼看着国土被俄国占领，近代的中国政府也没有能吸取国土丧失的教训来富国强兵；与此相反，日本却在俄国的扩张面前总能找出因应之道，渡过难关，并且能迅速崛起而化被动为主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现象背后存在着以下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
第一：中日在近代国际体系转换中定位的不同是出现这种反应差异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东亚地区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完成了从东亚朝贡体系到西方条约体系的转变。在原来的东亚朝贡体系中，中国居于核心国家地位，而日本居于边缘国家地位，中日两国在面对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大规模入侵的时候，日本和中国首先都是竭力维护自己的锁国体制，拒绝西方文明的入侵。但在这种努力失败后，日本能迅速通过自身的体制革新来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迅速融入西方的条约体系。这是由日本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地位决定的。旧体系的边缘国家在从旧体系转入新体系的进程中面临的压力往往较小，体系转换的成本也较低。当日本明治时代的知识精英们大规模出国访问学习后，形成了一种维新图强的群体意识。同时，这批精英也逐步开始用最小的转换成本实现从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转变，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虽然触动了部分阶层的利益，但是日本国内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内乱。
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差别很大，中国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核心国和领袖国，在遭受西方条约体系冲击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维护原来的朝贡国际体系，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反应。中国对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认识和接纳的程度非常缓慢，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和力度都远远逊于同时代的日本。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核心国和领袖国，是传统的体系和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在遭受近代史上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前，对自己的传统文明是极端自信的，对西方的制度文明和条约体系采取了强烈排斥的态度。后来由于西方的大规模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才被迫接受西方的文明和秩序。日本的情况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在最初面对西方“异质”文明时，第一反应是排斥和不接纳，拒绝进入西方的国际条约体系，但由于日本只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边缘国家，自身受传统秩序的制约比中国少很多，因此在面对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西方文明时，社会变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