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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说水浒》 作者：范卫锋
第一章 “王伦时代”的梁山管理
第二章 火并王伦——血腥的恶意并购
第三章 梁山的新董事会和分肥体系
第四章 推倒重来，废除排名制
第五章 短暂的吴用代理CEO时期
第六章 晁盖退出舞台，宋江独揽大权
第七章 主流化改造与“招安”的豪赌
第一章 “王伦时代”的梁山管理
“白衣秀士”和“黄衣秀士”之别
中国现在90％以上的企业，都处于梁山泊发展史上的“王伦时代”。
梁山的创始老板、第一任CEO王伦，最初“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看来，王伦读过一点书，高考落榜，又有点江湖气质，在社会上碰了壁，很不如意。和杜迁两人曾经投奔“柴大官人”柴进，又得到了柴进的一点资助，在梁山拉了一批人马，搞了点“实业”。
施耐庵写《水浒》，每个字都是微言大义。王伦的绰号“白衣秀士”，绝不是这么简单起的。历史上真实的王伦，外号其实是“黄衣秀士”。
《宋史》里面有记载，当时在沂州（今天的山东临沂东南），确实有个王伦造反。虽然人数很少，只有几十号人，后来也只发展到几百人，但是，很有声势。根据欧阳修的记载，这个王伦“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其王伦仍衣黄衫。”大家都知道，“黄衫”不是随便穿的，只有和皇家沾点边的，才能穿黄衫。这个王伦，本事和实力不大，口气和野心不小，公然与朝廷叫板。给人的感觉像是那个20年前在大学校园里的戴尔，拿把螺丝刀帮别人装几台电脑，告诉父母他要“战胜IBM”。
施耐庵把王伦从“黄衣秀士”改为“白衣秀士”，一字之差，两者的胸襟、气魄、格局、眼界，高下立判。既然只敢穿“白衣”，王伦日后的事业，注定大不到哪里去了。
不合时宜的排名制
创业初期的梁山，王伦这个“老大”，并不象后来的宋江那样拥有绝对权威。比如，林冲上山之时，王伦本来打定主意，准备找个借口，把他打发走，“免致后患”。可是，另外几个兄弟——朱贵、杜迁、宋万都据理力争，无奈之下，王伦只能给自己找了个“投名状”的台阶，让林冲留了下来。
不过，在王伦主政梁山期间，梁山泊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排名制已经形成，第一把交椅自然是王伦来坐，然后依次是杜迁、宋万、朱贵，后来林冲雪夜上梁山后，排在朱贵前面，坐了第四把交椅。
排名制的最大好处，是山寨的等级秩序一目了然，高低贵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这种排名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排名的依据，是按资历，还是按能力，甚至是按到山寨的先后？这一点无从体现，而曾为八百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座次竟然在武艺平常的杜迁、宋万二人之下，这也埋下了后来“火并王伦”的伏笔；二是过于僵化，按照这种排名制，资历决定一切，排了座次以后，就不能随便调整，来得晚的，本事再高、功劳再大，也只能屈居人下。
很明显，这种排名制只是守成之制，而非创业之制，根本不适合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王伦在企业草创时期，就采用这种排名制，显然是一种无所作为、只求保持现状的做法。但是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不进则退，你不吃别人，别人就要吃你。
后来晁盖入主梁山泊，也采用了这种排名制，证明晃盖与王伦的差距不大，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所以，后来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废除“排名制”，废除全部旧的“年功序列”，全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重新竞争上岗。
分工和盈利模式
在这个草创阶段的管理团队中，还有一些粗略的分工。朱贵在山脚下开酒店，这个酒店既是山寨的耳目，也是山寨的鹰爪。他的部门算是梁山泊的“情报部”、“外联部”。至于杜迁、宋万两位，就连王伦也认为他们“武艺也只平常”，这两位在当时的梁山泊上多半属于打家劫舍的先锋。他们两人形成梁山的“市场部”——“打劫部”。碰上一些比较大的商队，或者说遇上一些“大单”，朱贵一个人对付不了，就要他们两位出马了。
朱贵在山下开的酒店，对于梁山泊而言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朱贵在酒店中打探江湖中的各种动态、消息，研究整个国内市场的宏观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朱贵在山下打听、侦察往来客商的情报，研究梁山企业的具体业务的“潜在顾客”。“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和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人的精肉片做成腊肉，肥肉拿来煎油点灯。通过朱贵的酒店，对往来客商实施抢劫，是当时梁山泊的主要经济来源。
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四人时代的梁山泊，据柴进介绍，“有七八百个小喽罗”，而据阮小二的估计，则是“聚集了五七百号人”，整体数字相差不大。山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月耗食量。我们来简单计算一下，将每人每天的花销折算成粮食计算，则平均每人每天耗粮三斤，月耗食量为700×3×30=63000斤。这一指标是衡量一个山寨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它意味着：如果山寨平均每月获得的粮食数量少于这个数，山寨就面临饥荒、内乱、崩溃的危险。
不过，王伦时代梁山泊的规模并不大，和后来宋江时代的几万人马相比，显然不值一提，但是，由于梁山泊的优越地势，山林湖泊相得益彰，易守难攻，占尽地利，因此，尽管其主营业务较为单一，仅仅是“打家劫舍，抢掳往来客人”，但由于摊子不大，也就700来号人，因此，仍然可以像阮小五所说的“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第二章 火并王伦——血腥的恶意并购
策划发动梁山第一次大规模格局重组的，是智取生辰纲的八人团队。这个团队的最初发起者是晁盖、吴用、刘唐三人。刘唐提供的是信息——有这样一笔生辰纲要送到东京。吴用提供的是谋略和组织安排，而晁盖，凭着他在江湖地位的地位、敢作敢当，成为这次行动的首领。
“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吴用去梁山泊边的石碣村，说服了“三阮”——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加入行动。而公孙胜则来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杨志为梁中书押送十万生辰纲的路线——黄泥冈路线。得到这一情报，他们才可以从容不迫地精心安排，以逸待劳，坐等杨志送生辰纲上黄泥冈来。
而另一个成员白胜，他家距黄泥冈仅十里之遥，成了这次行动的联络点和中转站。
其实，吴用早就谋划了入伙梁山泊这条道路。当宋江将生辰纲一事被官府侦破的消息紧急通知晁盖后，面对惊慌失措的晁盖，吴用胸有成竹地道：“我已寻思在肚里了。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一齐都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而晁盖却从来没有想过会有朝一日会落草，呆头呆脑的他仍然没有明白个中就里，问道：“三阮是个打鱼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吴用只能进一步点破：“兄长，你好不精细！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吴用布下“三阮”这样一颗“闲棋”之时，就已经预谋了日后的吞并梁山之举。
如果没有林冲这个内应，这次并购一定不会这么成功。
晁盖等人本来只是提出“入股”梁山泊，但是，王伦惟一的愿望是守着这个摊子过安稳日子，王伦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有时候强龙能压地头蛇，因此，他拒绝了晁盖的入股请求。于是，投资入股不遂的晁盖团队，干脆和梁山中原来的“少数股东”、心怀不满的职业经理人林冲，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恶意收购，彻底改组了梁山。
林冲早就已经对王伦十分不满。他上山时，王伦百般刁难，“雪天三限”；昔日天下闻名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只坐得小小山寨的第四把交椅，屈居于除了身材高大一无所长的杜迁、宋万之下。
而王伦心里也十分清楚，山寨众人里面，惟一有实力将他的寨主之位夺去的，就是这位林冲。因此他心中甚为防备，而这种心理的表现，就是林冲所见到的“心术不定，语言不准”。恶性循环形成了——王伦越是防着林冲，林冲就越是憎恶王伦，双方的敌视感在与日俱增。只是在山寨中相对平衡稳定的环境中，双方都没有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暂时相安无事。林冲想要灭掉王伦，恐怕寡不敌众，也没有一个导火索引发林冲的冲动；而王伦既然已经接纳林冲，碍于柴进的面子和林冲的武艺出众，也就隐忍不发。
而晁盖团队的到来，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虚假的稳定。
从王伦的角度来看，这伙人比林冲更难对付。他们智取梁中书送给蔡太师的十万贯生辰纲，胆大包天，且财力雄厚，可以大把赏赐喽罗收买人心，他的那些手下本来就是为了钱才落草的，眼下来了这样一个大财团，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见异思迁，嫌贫爱富呢？而更可怕的是，就这七八个人，竟然还打败了何涛所率领的五百官军，更是说明了其强大实力，可以随时在梁山翻天覆地；而上山的七个人中，晁盖的江湖威望和号召力、吴用的算无遗策、公孙胜的神通广大、阮氏三兄弟的水军实力、刘唐的武艺都远在山寨中的诸人之上，而山寨中惟一的一流人才——林冲不仅不是自己的亲信，而且还很可能和晁盖等合谋算计自己。
摆在王伦前面的，有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收留。梁山泊的实力固然将大大增强，不过，王伦显然对驾驭这个局面完全没有信心，自己的寨主宝座甚至生命，随时面临着威胁；此外，这伙人已经劫了生辰纲，打败了何涛的五百官军，想必官府不会善罢甘休，而可想而知的大兵压境，也将打破王伦“小盗即安”的“太平强盗”梦。王伦迅速地否定了这种可能。
第二种选择是：收留晁盖等七人，同时让出寨主之位给晁盖，自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顾问”。这样，虽然失去了寨主一位，但毕竟可以保得性命，同时，在山寨做一个坐享其成的元老，恐怕并不困难。做个“社会贤达”，开寨元勋，从此不问山寨政事，只管分钱享乐，酒肉美女，何乐而不为呢？然而，以王伦的智慧和胸襟，显然无法让他做出最为明智的抉择。明知抓不住，却偏要不放手，一个最不适合做寨主的，却创建了梁山泊，命运和王伦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第三种选择，也是最为一厢情愿和愚蠢的选择，但却对王伦来说诱惑最大。就是像当初对待林冲一样，出几锭银子，打发晁盖等七人下山。然而，王伦忘了一点：当初都没有能够把单枪匹发的林冲打发走，又怎么可能赶走武艺不凡、实力强大、坐拥巨资、谋略出众的晁盖七人集团？
当王伦选择了第三种方案之后，一切都已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