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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之后，上海发展神速，急需资金，梁伯韬协助安排上海在港窗口单位——上海实业上市，实行透过集资——发股注资大规模往上海引入资金，并带动了香港的红筹热，梁伯韬个人因此得到“红筹之父”的美誉，百富勤安排多家国企A股上市，为国企筹集大批资金。1996年5月，百富勤为北京控股安排上市，获得1200多倍超额认购，更成为百富勤最风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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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当股神遭遇熊市（11）
1994年公司定息债券部门成立后，定息债券及票据营业额发展速度惊人，1995年约674亿港元，1996年则增至1430多亿港元。尽管这些债券是协助有关公司发行的，没有赎回责任，但按一般惯例，发行债券的投资银行往往要做自己发行债券及票据的“庄家”，以保证债券及票据可随时成交。证券商一般不把这类债券作为长期持有资产，而是通过买卖账户入账，1996年集团的此类资产达731亿港元，1997年更是大幅度增加。由于坐庄的资金大多来自银行借款，不可能把全部债券及票据都通过对冲交易保值，只能部分地做对冲保值，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百富勤1996年上半年曾获得113亿港元营业盈利，到11月中宣布前10个月业绩时，营业盈利已下降至不足9亿港元，反映出其间由7月至10月4个月内有逾23亿港元营业亏损，其中包括为东南亚债券业务所做的6500万港元准备金。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百富勤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称该集团在印尼的借贷和投资将近6亿美元，由于印尼盾的持续下跌，这些投资和贷款发生了重大损失，尤其是定息债券（这些债券以有关国家货币计值，到期由发行公司以美元购回，百富勤负责推销其他机构投资者）损失惊人，账面损失高达10亿美元，约合775亿港元，加上其他部门的亏损，总损失达100多亿港元，出现严重的支付困难。但百富勤两位创办人梁伯韬和杜辉廉不气馁，积极寻找新的投资人和新项目，挽救百富勤，并在1997年11月16日宣布与瑞士苏黎世集团达成入股协议。但是，人算不如天算。11月前后，金融风暴蔓延到香港和台湾，进而刮到韩国与日本，亚洲经济面临崩溃，苏黎士及时收手，宣布取消入股百富勤，把百富勤推向绝路。1998年1月，百富勤被强制清盘。
从许国鸿与百富勤的故事中，人们一定能看出信任在资本市场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如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的：人就其本质而言，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企业何尝不是各种信任关系的总和呢？假如许国鸿的亲朋好友在股市跌入谷底之际能够一如既往信任这位南京股神对股票价值的判断能力，咬紧牙关追加资金，从2006年初的1180点到2007年9月底的5500点，股市上涨了366％。不仅许国鸿的女儿许桢不会被深爱自己的父亲掐死，他们自己也能发大财；假如西方的任何一家投行能够信任当年时运不济的“红筹之父”——百富勤投资，他们就不必在这一轮沪港股市大牛市前临渊羡鱼，远远地、慢慢地编织鱼网，等待着中国监管当局施舍一个与国内二流券商寻求合资的机会。
人生不能假设，历史无法倒退！不过，可以大胆地断定，许国鸿的亲友们绝不会是最后一批大义灭亲的股民们，更多的瑞银们也会错过“红筹之父”这样的千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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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当股神遭遇熊市（12）
2企业是信任关系的总和
信任是社会得以存续的纽带，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核心、资本市场又是金融市场的枢纽，而资本市场所交易的，就是信任与信用。
企业就其本质而言，是各种信任关系之和。政府出于对企业的信任，才发放准入资质；司法系统负责对那些伤及他人的失信行为进行惩戒。银行出于对企业的信任，发放贷款；股东相信管理层能够创造利润，才注入资金；客户相信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够产生效用，满足需求，才购买；供应商信任企业的付款能力，愿意提供原料；雇员相信企业能够按时发放工资，才愿意提供劳动。
企业作为一个为自然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它所搭建的信任关系范围越大，盈利也就越多。实际上，企业的目的最终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一种信任关系——经过漫长的、庞杂的信任关系链条之后，最终输出的利润，就其本质而言，依然是代表一定购买力的货币——这是国家所发行的信用。西方的评级机构将一国的国家信用作为该国企业的上限，就是这种逻辑的延展。
如果不放到整个社会的宏大背景之中，很难对现代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场域。按照金岳霖教授的观点，现代化的社会具有这样三个特征：工业化、城市化及普遍参与意识。传统手工作坊之中，产品留下了生产者很深的私人烙印，可以很直接地追溯到他的源头；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时代中，各道工序被冰冷的机器所运作，彼此之间的纽带被彻底割断，最终汇集到生产线的浩荡洪流之中，消失在未知的命运中。陌生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城市之中，彼此按照某种临时的契约互相关照。有正常理性的人不得不抱有一种普遍的参与意识，以便能主张自身的利益。如此，任何的不确定性都会通过心理因素被无限放大。
简单地说，华尔街贩子们贩卖的就是信用。任何信用都是一种约定，即预约和商定，是双方相互的期待，这种期待的前提是信任，而诚如《货币哲学》的作者西美尔所言，“任何信任都暗藏着一种风险”。这种风险之所以能够产生与存在，正是由于全部的交易过程被分割成若干阶段并被控制了各阶段距离的伸缩后，以可变的信任来支撑各段距离的两极所造成的。所有的企业经营的都是信用，银行是企业最典型的代表。一般形而下的理解认为银行是货币经营者，它跨越时空地连接着债权人和债务人。银行借助的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这种时空阻隔造成一个错觉，似乎所有债权人的钱都在银行里，而所有债务人的钱都是欠银行的，割断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的直线联结，整个经济交易链条中造就了一座表面看来没有支点的恢宏大厦。在这座大厦里，没有任何一个债权人能找得出与他相对应的债务人。银行是这场信任游戏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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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当股神遭遇熊市（13）
信用既是一种关系准则，又是一种实现过程，更是一种人格主张。经济信用则不过是两个经济主体之间一方向另一方主张物质价值的最终实现而要求得到人格化和伦理性的庄严担保而已。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向无数个其他基本单位兑现它的承诺之时，也要求确认另外的无数个他者兑现承诺。它向全社会承诺信用，而又向全社会要求信用。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承诺在前，兑现在后，承诺容易兑现难。信用是美好的，但却是脆弱的。信用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任何信用都是关系，而这种关系实质上就是两种不同的情感方向。恩格斯曾指出：“在社会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然而，“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
3股神相信谁？
信任是一个集美好与脆弱于一身的关系。如果股民们接受这个事实，就能够理解大熊市里芸芸众生的千姿百态，就能够深刻理解巴菲特为什么喜欢在大熊市中做生意。因为大熊市中，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原本信任关系两极中脆弱的一面会极度膨胀，陷入危机状态；美好的一面则会极度萎缩，成为一种极度稀缺资源。如果熊掌可以用来比喻大熊市中的真诚信任，那么，他也是北极熊的掌，而不是普通大狗熊的掌。一个丑陋不堪的卑贱男子如果愿意把自己的信任捧出来，就能迎娶时运不佳的娇美女子回家。上文介绍过，梁伯韬用了3亿港币从李嘉诚手里购买了广生行，日后发展成了名震一时的百富勤，成就了“红筹之父”的美誉。巴菲特每每常说，他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中做生意，因为大家都比较悲观的时候，容易买到便宜的东西。
那么，如此稀世罕见的北极熊掌，应该给谁呢？我们看看巴菲特是怎么说的吧：我们的投资方式只是与我们的个性及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相适应，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宁愿与我们非常喜欢与敬重的人联手获得回报X，也不愿意通过那些令人乏味或讨厌的人改变这些关系而实现110％的X。
看来，巴菲特也是一个感性动物！请读者们务必接受这个可爱的现实，巴菲特他是个人，而不是神；是个有血有肉、有偏好和憎恶的凡夫俗子，不是个点石成金、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梅达斯国王。读者们一定感兴趣哪些人是巴菲特敬重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如何打动巴菲特的？本书会给读者们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由于本书是写给中国投资者看的，请让我们先从一个中国的案例开始思考，带着问题，也许更能得到巴菲特秘笈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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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当股神遭遇熊市（14）
在上一轮大熊市中，德隆集团这个怪物轰然倒下。一些经济学领域内名噪一时的学者在多个公众场合为当时正在发生信任危机的德隆集团呼吁公平，原因是德隆集团的领导人不是以所谓资本运作为生，而是怀有实业报国的远大理想。其实，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不在于德隆有多远大的理想，问题是德隆是否有过欺诈行为？有多少次欺诈行为？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短短十年之内，德隆介入国内的数十个产业，投资了数百个企业。德隆系的几只股票一度市盈率达到200倍，这意味着需要200年的红利才能把购买股票的钱收回来。这远远超出了生命可以信赖的极限。德隆的唐万新曾屡屡自诩其企业家的才能卓越，我不愿笑话他是井底之蛙，但相比之下，我的确更愿意信任盖茨的企业家才能以及盖茨的承诺，原因很简单，盖茨经常提醒我们，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可惜我手中的人民币无法直接购买微软的股票。德隆长期以来神秘莫测，唐万新还口出狂言，这样的人居然值得信赖？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德隆的创始团队有着惊人的商业天赋，其所谓的项目真的前景广阔——一如他们的自吹自擂，在国内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还不健全的今天，他们如何委托一个庞大的团队去经营他们庞大的产业？如果一个企业内部的原材料上下游供应链之间、产品分销回款体系乃至各等级的委托代理之间的信任关系不稳固，其内部生态体系必然容易出现紊乱，这样脆弱的信用安全格局的必然结果就是聚集为一个庞大的火药桶。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