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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87页。赖和在家的时候，有时也会加入青年人的客厅讨论，大家七嘴八舌说个不停，就像自家人一样。
1929年，经历了坐牢、新婚的杨逵和叶陶，流落到高雄的内惟，租了一间因为闹“鬼”而没有人敢住的房子，白天以砍柴为生，晚上埋头写作，并从写好的小说中挑出几篇，寄给赖和主编的《台湾新民报》学艺栏。其中一篇是杨逵第一次用白话文写作，内容涉及一个不向逆境低头的贫农形象，杨逵用了诸多破破烂烂之类的形容词去描写主人公的生活窘境。几天后，那篇小说被退了回来，上面有赖和许多亲切的修改和评语，那段描写贫农衣衫破烂的描写，全都画上了红线，只写了一句“破了又补”。杨逵一下子感到，“破了又补”这句话为自己小说的主题增加了千斤重的分量。
1932年5月，杨逵在不断的尝试之中完成了他的成名作《送报伕》。因为一向不喜欢父母给自己取的名字“杨贵”，加上后来被人以“杨贵妃”绰号来取笑，杨逵更加讨厌自己的本名。《送报伕》完稿时杨逵也没多想，就草草写下“杨达”这样一个笔名。经赖和之手，《送报伕》在1932年5月19日至27日的《台湾新民报》上刊载出来。在署名的问题上，赖和建议使用“杨逵”笔名，一来与其本名谐音，二来取自《水浒传》中打抱不平的梁山好汉“李逵”之名，故用红笔圈去“达”字，改为“逵”字。从此，台湾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赖和也成了杨逵的“命名之父”。首度以“杨逵”为笔名的《送报伕》在《台湾新民报》上只登了一半，就被日本殖民当局查禁了。作为《送报伕》的“助产士”，赖和甚为伤心和遗憾，那种期盼文学作品顺利诞生的心情，仿佛比杨逵本人还要迫切。此时的杨逵，适逢长子资崩出生，婴儿难产，小说也难产，杨逵在台湾发表的只有这半部《送报伕》。两年以后，在日本《文学评论》杂志的征文中，《送报伕》终于在参选的八十余篇作品中脱颖而出，并获得第二名（第一名从缺）。当赖和看到中文版的《送报伕》后来收入《山灵——朝鲜台湾小说集》、《弱小民族小说选》的时候，他高兴得掉下眼泪，并对杨逵说：“你这几本书的译文，胜过我过去所有作品的总和了。”
杨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原载《中华杂志》248期，1984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5页。杨逵非常感动，更坚定了跟赖和先生一起前进的信念。
在杨逵流浪高雄、砍柴为生的日子里，每每遭遇困难，赖和总会伸出援手。从鼓励杨逵创作和发表文学作品，到帮助杨逵的长子资崩治疗夜盲症；从促成杨逵参加台湾文艺联盟活动，并担任《台湾文艺》编辑，到帮助杨逵独立创办《台湾新文学》，为其负责中文栏目的编辑，赖和在人格建树和文学活动方面给予杨逵决定性的影响。1976年8月，在接受《夏潮》杂志访问时，杨逵曾明确表示，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中，他与赖和最为亲近，文风也最相似。从强烈的抗日民族意识，到反映底层贫苦百姓生活的关怀精神，再至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杨逵与赖和有着高度认同的文学路线。
赖和不仅是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也是日据时期的抗日仁医和民族英雄。1951年4月14日，赖和以抗日民族英雄入祀忠烈祠，受到社会的推崇敬仰。孰知到了1958年，却因为涉及所谓“思想问题”无人敢于申辩，赖和竟然又被逐出了忠烈祠。早在1943年就已逝世的赖和，台湾光复后蒙冤长达二十六年之久，直到1984年1月19日才得到平反。同样因为坚持真理而蒙冤监狱十二年的杨逵，对赖和的遭遇有着强烈而深刻的感触，他不仅参加了1984年2月12日由《中华杂志》、《夏潮论坛》、《台湾文艺》、《文学界》、《文季》五个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庆贺赖和先生平反演讲会”，还致词《我的心声》，并发表《希望有更多的平反》的演说。这其中，杨逵深情缅怀他与赖和亦父亦兄的友情，表达自己“今年七十九，还不想离开人世，我就是要接下赖先生的这枝棒子”
杨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原载《中华杂志》248期，1984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5页。的信念。同时，杨逵大力呼吁民主，“希望执政党继此次赖和先生平反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放弃蹂躏民主的手段，将过去的冤案像此次一般，重新深入调查，再有五次、十次、一百次、乃至无数次的平反”
杨逵：《我的心声》，本文为杨逵参加“纪念赖和先生平反会”的致词，发表于《自立晚报》1985年3月2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7页。。
杨逵认为，自己的一生从赖和以及林幼春那里获得的精神滋养最为直接和深刻，对于这两位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杨逵永远怀有这样一种敬仰的心情：
……像我这样的“又瘦又乏”的角色，在此暴风雨的二十年间未曾饿死或是投降，这气力与耐性，可说大半都是由于他们来的。
八年的抗战中，在日本特务的猫目爪牙下，我藏于首阳园种花以免饿死或是投降，全是由于先生们的感化来。他们教示我们后辈，未曾用过一条的训令或是一场的说教，他们总是这样的，以他们全人格诱导着我们。
杨逵：《幼春不死！赖和犹在！》，原载《文化交流》第1辑，1947年1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7页。
第三章 时代剪影：杨逵与文学同好
二、杨逵与入田春彦：生命相托知己情
杨逵的一生中，曾有几位对他的生命履历和文学生涯发生关键性作用的日本友人，年轻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就是其中的一位。杨逵在《入田君二三事》、《首阳园杂记》、《光复前后》、《一个台湾作家的七十七年》、《不朽的老兵》等文章中，多次提及这位身份特殊的左翼文学青年。入田春彦与杨逵的真诚交往和生命相托，不仅构成了杨逵在日据时期的一段生命传奇，也对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活动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入田春彦对于台湾学界，过去一直是个谜。杨逵生前与入田春彦交往颇多，但也不知道入田春彦的真正来历，因为他从不讲起这些事情。
近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主要研究杨逵与日本文坛关系的张季琳博士，在日本报界的帮助下，经由多方寻访入田春彦遗族和深入的资料发掘，并分析杨逵遗物中尚未公开过的《台湾新闻》剪报，以及入田春彦的作品样本，终于解开了入田春彦的身世背景之谜。
入田春彦，1909年3月5日生于日本宫崎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9月开始接受六个月的警官训练，1932年3月28日结业，即被派往台中州任职巡查，之后调往南投郡与新高郡，1937年11月起担任台中警察署巡查，原本负有尾随监视杨逵的任务。同年12月18日，入田春彦辞职获准。
入田春彦虽为日本警官，但平日喜爱文学，他“无法忍受沉闷死板的山中警察生活” 入田春彦语，见中山侑《入田春彦君》，原载《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5月18日；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7页。，心仪社会主义思潮，是一个带有左翼色彩的文学青年。当时担任《台湾警察时报》编辑的日本作家中山侑
中山侑（1909—1959），日本作家，笔名有鹿子马龙、志马陆平。出生于台湾台北，台北高校毕业。创作涉及诗、戏剧、影评、文艺评论、小说等方面，1930年组办《かまきり座》（螳螂剧团），开始从事剧团活动。1934年前往台湾总督府警务局任职，编辑《台湾警察时报》。曾担任《文艺台湾》编辑委员，后因与西川满不合而选择协助张文环创刊《台湾文学》。，后来曾谈到他与入田春彦始于一封长信的文学交往，以及他对入田春彦的“文学青年”印象：
您那封信曾经在《台湾新闻》报的文艺版发表，是一篇以充满才气的笔致，勇敢述想说的事情的文章。一想到像您这样在蕃界山区的人，一方面担任警察工作，一方面又勤于文学创作。我仍记得当时我惊讶得瞠目结舌。
中山侑：《入田春彦君》，原载《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5月18日；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7页。
有关入田春彦的文学活动，曾发表其作品的《台湾新闻》，在1937年12月17日的“学艺消息”栏，做过这样的介绍：
入田春彦氏，笔名乡亲良、乡はるこ、高英、大伴英彦、洪春乡。辞去六年的警察生活，目前滞居彰化温泉旅馆静养，近日将返回乡里。
从杨逵遗留的剪报资料可知，入田春彦生前发表的作品大致如下：
（1）入田春彦译：《国际警察とは何か——リテラリィ·ダイヅユストより》（《何谓国际警察——从文学角度看》），《台湾警察时报》二百五十三号，1936（昭和十一）年12月。
（2）乡はる子：《マドリツトにおける文化拥护国际作家会议》（《马德里第二届文化拥护国际作家会议有感》），《台湾时报》，1937（昭和十二）年11月26日。
（3）入田春彦：《日录抄》，《台湾新闻》，1937（昭和十二）年12月17日。
（4）入田春彦：《新约异解》，《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4月1日。
（5）高英：《断片录》，《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4月1日。 转引自张季琳：《杨逵与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9页。
入田春彦生前与日本在台作家田中保男、中山侑、藤野雄士多有接触，文学理念上受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影响较深，既倾向于芥川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揭露，也有着芥川式找不到社会出路的虚无与绝望。他还珍藏有创造社刊行的《大鲁迅全集》七册，每月订购美国的《新民众》与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接触中国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作品，对殖民地台湾的左翼文学有着特别的关注。早在1936年3月2日，入田春彦以“乡亲良”的笔名，投书《新文学月报》第二号的“明信片”栏，对杨逵夫妇创办的《台湾新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当他阅读了杨逵的《送报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