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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期刊物上，杨逵以编者身份所加的按语，也表明了他对战后台湾的时局所怀有的忧患意识和清醒态度：
未战而得胜的台湾光复，虽是可庆可祝、总是因此若抱着中国革命为如桌顶拿柑 台湾话文，意谓“易如反掌”。之安易感，那就惨了。光复了后的新建设目前多难、民权民生的彻底解决尚有多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主义的完善发展全挂在我们肩上。夙夜少刻都不可撒谎、不可偷懒、不可楷（按：“揩”之误）油、始终一贯以总理的思想、斗志及为人当做罗针自检自规奋斗，才得到达美满的社会。
杨逵：《编者按》，原载《一阳周刊》第9号，1945年11月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11—212页。
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三民主义的热潮迅速消退，民众已开始用“三眠主义”来称呼“三民主义”。杨逵由朋友资助三万元印刷的五千本《三民主义》皆成废纸，创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想受到沉重打击，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情绪可想而知。
总之，《一阳周报》对于三民主义的推崇与宣传，寄予了杨逵的社会理想，渴望台湾的战后重建，期盼着一种和平、自由、民主的社会新前景，杨逵以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三、1946：《和平日报》副刊及其编辑出版活动
1946年5月5日，《和平日报》在台中市创刊。
杨逵这一年的编辑生涯，主要围绕《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而展开，期间也贯穿了《台湾评论》的编辑工作与民众出版社的出版活动。
《和平日报》原为国民党军方报纸，由《扫荡报》扩充而成，总部设于南京。台湾版的《和平日报》由台中驻军《扫荡简报》改组而成，1946年5月创刊，但在系统上不受南京总社的指挥，而是直接隶属于“国防部宣传处”。该报社长李上根
李上根，浙江东阳人，抗日初期中央军校三分校十六期毕业，曾任军事记者及台中《扫荡简报》负责人。参见王思翔：《台湾一年》，收入周梦江、王思翔著《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12页。，以及后来来到台湾参与领导《和平日报》的陈正坤（改名陈洗）、张煦本等人，有意利用来台进步青年加盟，大胆揭露抨击陈仪当局施政，这除了以哗众取宠拉拢当地的文化人扩大实力之外，更隐藏了军方及国民党“黄埔系”同陈仪所凭倚的“政学系”之间的派系倾轧，企图利用民众对陈仪当局的不满情绪来制造舆论，以便取而代之。
李上根遂聘任大陆来的进步青年楼宪 楼宪，1908年生，笔名尹庚，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台中二中校长。为经理，又邀请大陆来台湾的进步青年王思翔
王思翔，笔名张禹，浙江平阳人，1922年生。1945年秋，因在杭州《东南日报》揭发平阳县县长贪污罪行，被指为共产党头目而逃亡。1946年春天来台，是中国民主同盟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地下活动时期的成员。出版通讯《台湾二月革命记》、通俗读物《我们的台湾》、杂文集《台湾旧事》、《从心随笔》等。以及表兄弟周梦江
周梦江，1922年生，原名周大川，浙江平阳人，与王思翔为表兄弟。，分别担任主笔和编辑主任。这三位文化人士于1946年一同赴台，均有左翼思想倾向。据周梦江在《台湾一年》中回忆：“当时我们名义上虽为国民党员，但楼宪早年参加‘左联’，追随过鲁迅先生。王思翔和我则是在家乡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而逃到台湾来的。因此我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深为厌恶，对共产党较有好感。”
周梦江：《缅怀谢雪红》，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119页。
《和平日报》发行量约一万二千份，经费上也未能得到南京总社的支持，必须走“以报养报”的道路。为了争取社会读者与地方名流的支持，楼宪、王思翔、周梦江上任后，专程拜访了台中政治文化界的一些名人，诸如已息影家园的老一代社会运动家林献堂，市参议会会长黄朝清，市图书馆馆长庄垂胜和研究员叶荣钟，三民主义青年团台中负责人张信义，作家杨逵和张文环，实业家张焕珪等等。
《和平日报》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虽然是国民党军方的机关报，却能与具有台共身份的谢雪红合作，谢雪红借此机会安排身边的杨克煌、林西陆、蔡铁城等进入报社工作，以扩充其影响力。周梦江曾谈及这种情况：我们欢迎谢雪红的支持，报社绝大多数人员都是谢氏介绍的。如谢氏的助手以后出任台盟秘书的杨克煌，来到报社任日文编辑科长；一位曾在农民协会工作的林西陆出任副总经理。此外编辑、记者以至一般职工几乎全是谢氏介绍的，报社还聘请她为顾问。
就在此时，王思翔他们邀请了杨逵担任《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编辑。杨逵加盟“新文学”副刊，是与他在大陆文艺界的文学声誉分不开的。其代表作《送报伕》于1936年4月被胡风收录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并在大陆文化界有着相当广泛的传播。外省知识分子来台后，仰慕其名其文，纷纷拜访杨逵，杨逵也与他们之间展开文化交流。王思翔在《忆杨逵》一文中就曾提到，1946年春天他刚到台湾，便设法托人邀见杨逵。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王思翔等人来自大陆的左翼文化色彩，以及他们的办报动机和编辑理念，颇能引起杨逵的共鸣与认同。
《和平日报》创刊伊始，即开设综合性文艺副刊“新世纪”、青年专刊“新青年”、妇女专刊“新妇女”、纯文学专刊“新文学”、趣味性的“周末版”等副刊栏目。之后又陆续增加了“每周画刊”、“新时代”等等。《和平日报》的核心编辑们有意仿效上海《大公报》的“大捧小骂”策略，在社论和国内新闻处理上，尽量配合军方的反共立场，新闻电讯全部取自官方的“中央通讯社”，以保证不出大的“问题”；而在省内的社会新闻版和副刊栏目上，则以抨击时弊、揭露陈仪政府的专断腐败的指向，鼓吹和平、民主、繁荣的理想，力争成为民众喉舌为特色，这使得原本为军方报纸的《和平日报》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向，一跃而成为除《台湾新生报》之外的台湾第二大报。
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62页。今天看起来：
王思翔等人的真正动机则是鼓吹“民主思潮”，他们在副刊“新青年”、“新妇女”、“新世纪”与“新文学”从事这样的文化工作，并刊登大陆的文艺作品，将三十年代以及抗战时期充分发展的“现实主义”文艺美学带进台湾，作为台湾现实批判的利器。
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湾）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第104页。
杨逵加盟《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编辑工作的时候，堪称家徒四壁，叶陶以沿街叫卖小百货维持生计，夫妻两人经常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出入于社会活动场所。杨逵与周梦江对谈时，因为杨逵只懂得闽南话和日本话，每次都要经稍谙北京话的叶陶来翻译。在周梦江的极力劝说下，杨逵先任中文编辑，因语言障碍，自觉无法胜任而请辞的杨逵，后来又担任日本版编辑。
《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自1946年5月创刊至同年8月9日停刊，共出刊十四期，历时约三个月，为中、日文并刊。该副刊的编辑方针，特别体现了杨逵及其同仁们的文学理想，那就是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孺慕之情，渴望两岸的文化交流；以国际主义文学情怀，关注着世界文学特别是普罗文学的发展态势，以强烈的当下关怀精神，不断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现状与发展提出建言。
《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致力于中国文学及文化传统的介绍，让台湾民众更好地了解祖国大陆的整体形象。与此同时，该栏目特别注重通过弘扬五四运动所揭橥的民主、科学精神，试图建立战后台湾的新文化论述。郑振铎的《覆书》、丰子恺的《艺术与革命》、艾青的《诗人》、《关于诗》，老舍的《储蓄思想》、何其芳的《工作者的引见》、《叫喊》，臧克家的《假诗》、陈残云的《走人民的道路》、刘白羽的《饥馑》、郭沫若的《慈悲》、靳以的《给赛珍珠女士》、许杰的《献身文学的精神》、王思翔的《纪念屈原》等篇章，从诗歌、散文、小说、书信到评论，不仅文体形式多样，多为大陆著名作家执笔，且内容多带有左翼色彩。其他像《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宣言》、《慰问上海文艺界书》、《山城文坛漫步》等文章，及时地将内地文坛信息传递给台湾，特别是引进了一种思想上受民主主义指导、提倡走进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美学，构成了中国左翼文艺思潮在台湾的传播现象。
二是热衷于世界文艺的传播，给台湾文坛打开新的视野。从英国诗人雪莱、霍斯曼，到保加利亚的伊凡·威佐夫；从法国作家纪德，到俄国的托尔斯泰、拉甫涅列夫、葛洛斯曼；特别是德国女版画家珂勒维支、俄国的高尔基，对于那些倾向于批判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新文学”副刊都给予热情的介绍和评价。这其中，仅与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相关的就有《高尔基之家》、《苏热烈举行“高尔基纪念周”》（塔斯社讯）、《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茅盾）、《高尔基的小说》（艾芜）、《关于写作》（高尔基语录）等五篇，足以见得杨逵对于普罗文学的信奉与崇尚。
三是立足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反思、现实关怀与前景展望，突出了台湾新文学的重建意识。楼宪、张禹的《一个开始·一个结束》、竹林的《应该来个文学运动》，特别是杨逵的《文学重建的前提》、《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两篇文章，直面光复一年后台湾的社会症结与文坛现实，诸如台湾新文学停顿的主要原因在于包办主义、语言问题、文艺园地缺失、文化交流受阻、文艺工作者团结不力等五个问题，并呼吁文艺工作者自发组织起来，以形成自主、民主的团体，并与全国文联合作，以便重建台湾文坛，以左翼的现实主义推动战后台湾新一波的文学运动。
1946年8月9日，《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刊出了最后一期。
1946年10月13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为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特地向全国各地发出文告。台湾也同步参加了这次活动，各类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共达三十多篇。其中，由台湾的左翼进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