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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中写道：“……到1945年8月10日，在苏军占领区内必须成立以下德国中央机构：
运输管理局，负责领导和管理铁路和水路运输。
邮政管理局，负责领导各邮局、电话局和电报局的工作。
燃料工业管理局，负责领导煤炭工业的各企业、煤矿井、露天开采场、煤厂、生产液体燃烧和煤气的工厂，并负责这些企业的产品的对内销售。
商业和供应管理局，负责领导贸易和采购商行、机关和企业的工作，负责农产品的收购、加工和储存，负责计算日用品的需要量，保障居民有足够的日用品，保碍贸易的发展。
工业管理局，负责领导各工业企业的恢复、开工和经营。
农业管理局，负责领导农业和林业，以及农产晶加工企业。
财政管理局，负责领导各财政、信贷机关的活动。
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负责调整劳动工资，分配劳动力和工程技术人员，负责领导工会和社会保障部门。
保健管理局，负责领导保健机构、医疗部门和医学院校，以及医疗器械厂和制药厂。
人民教育管理局，负责领导学校、儿童保育院、幼儿园、学院，以及艺术、科学和文化部门。
司法管理局，负责领导各检察机关、法院和司法部门……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 苏联驻德占领军总司令 苏联元帅 Г·朱可夫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军事委员 中将 Ф·博科夫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参谋长 上将 В·库拉索夫”（В·乌利勃里赫特：《通往最新时代的历史》，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90至392页。）
应当说，我们在苏军占领区实行的发扬民主风气、发展经济和文化、维持秩序的措施，被德国人民热烈地接受了。
后来，我们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为德国人民保护其所有的民族和国家珍品。例如，1945年10月30日，我们发布了第104号命令，命令中写道：
“……为了防止侵吞属于原希特勒国家、军事机关、被苏联军事当局取缔或解散的团体、俱乐部和协会的财产并利用这些财产营私舞弊，为了最合理地使用这些财产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我们命令：
1．冻结苏军占领区内的、下述范围内的财产：
1） 属于德国国家及其中央和地方机构的；
2） 属于纳粹党头面人物、领导成员和主要信徒的；
3） 属于德国军事机关和组织的；
4） 属于被苏联军事当局取缔或解散的团体、俱乐部和协会的；
5） 属于在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的国家和臣民（自然人和法人）的；
6） 属于苏联军事当局在副本中专门指出的或用其他途径指明的人物的。
2．苏军占领区内无人经管的财产收归苏联军事行政机构临时指挥部。
3．目前占有本命令1、2条列出的财产的德国机关、组织、商行、企业和个人，或拥有这些财产的资料的个人，必须在本命令公布后15天内向地方自治机构（市管理部门、区管理部门、县管理部门）递交有关这些财产的书面声明。
在声明中应具体写明：财产的特性、准确位置、所属关系和递交声明之日的状况……
地方自治机构根据收到的声明和财产统计资料拟制应冻结或临时接管的财产的总清单，并于1945年11月20日之前将这个清单送交相应的卫戍司令部和卫戍处……
7．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经济管理局局长沙巴林少将应在1945年12月25日之前，提出今后使用已宣布冻结的或临时接管的财产的方法的建议。
8．拥有本命令1、2条提到的财产的所有机关、组织、商行、企业和个人，必须根据财产的经济作用对其完好程度和使用效果负责。未经苏联军事行政机构同意的财产方面的任何交易均无效……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 苏联驻德占领军总司令 苏联元帅
Г·朱可夫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军事委员 中将 Ф·博科夫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副参谋长 中将 М·德拉特文”（В·乌利勃里赫特：《通往最新时代的历史》，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90至392页。）
苏联人民没有忘记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进步知识界的革命功绩，没有忘记德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恩斯特·台尔曼（他于战争行将结束时牺牲在法西斯刑讯室里）的伟大功绩。我们的党和政府认为自己有义务给德国人民以兄弟的援助。
德军撤退时，在各个城镇都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受伤的士兵和军官。仅仅在柏林及其郊区，就有20余万德国伤兵。苏联医务工作者、苏军统帅部对这些伤兵——我们从前的敌人，表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象对待苏军战士一样地为他们组织治疗。
有一次，我和一些军官路过菩提树下街时；柏林卫戍司令部的一位陪同军官，指给我们看一幢住着德国伤兵的比较完整的房屋。我们决定进去瞧瞧。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这些伤兵多数是15到17岁的少年，差不多还是孩子。原来这是些于4月初在柏林建立起来的民众突击队的队员。我问他们，当德国已处于毫无希望的情况时，是什么促使他们去参加民众突击队的。
这些孩子低垂着眼，一吭也不吭。有一个说：
“我们除了拿起武器参加对柏林的防御以外，没有别的出路。谁不愿参加，就被送往秘密警察局，那就回不来了……”
我们从进一步交谈中还了解到，这里有几个年龄大一些的人1941年11月曾在莫斯科附近打过仗。我告诉他们，我自己也在莫斯科附近打过仗。这时，一个伤兵说：
“别再提德军部队经受的这场悲剧了。我们团原来1，500人，只剩下不到120人。剩下的这点人也调到了后方。”
“你们团是在哪里作战的呢？”我问道。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附近尸伤兵回答说。
“那说起来我们还是老相识呢！”我说。
那个伤兵又问道：
“可否请问一下，将军先生，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地段上作战？”
我告诉他说，我当时是在莫斯科附近指挥西方面军部队。
我们又问这些伤兵，他们的饭食如何？俄国大夫治疗得如何？于是他们就争先恐后地夸奖起伙食和苏联医务人员对他们的关怀。这时一位苏联医生说：
“德国人过去弄死我们的伤员，而我们现在却通夜不眠地恢复你们的健康。”
“这不是普通德国人干的
。”一个年老的伤兵回答说，“是德国法西斯分子干的。”
“你们当中有法西斯分子吗？”我问道。
没有人作声……我又问了一遍。还是没有人作声。这时，一个年约50岁的士兵站了起来，走到另一个士兵的床边，推了推他的背，说道：
“你转过身来！”
那个人不大情愿地把身子转了过来。
“你站起来报告，说你是法西斯分子！”
当我们离开医院时，这些伤兵都要求让苏联医生和护士继续照管他们。
在战后的最初时期里，我们经常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及他们最亲近的战友们见面。他们曾怀着沉痛的心情，谈到共产党、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和进步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德国劳动人民所处的严重情况，使他们深感不安。
苏联政府应德国共产党的请求，对柏林市民规定了有所增加的粮食定量。
这就是苏联人战败法西斯后在德国的态度。
而希特勒当日是怎样对待苏联人民的呢？
希特勒在准备占领莫斯科时，曾下达过一个指令，我想在这里再提一下这个指令。
“对城市应严密包围，以使任何一个俄国士兵或市民，不管是男人、妇女或婴儿，都不得离开。对企图离开的任何人均以武力镇压之。要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利用大型工程设备使莫斯科及其郊区淹没在水中。
莫斯科现在所处之地应成为海洋，使俄国人民的首都永离文明之世界。”
希特勒匪徒为列宁格勒也安排了同样可怕的命运。
“对其他城市，”希特勒说，“应奉行这样的方针：在占领之前，应以炮火和空袭使其变成废墟。”（《纽伦堡审讯材料》，第1卷，1957年，俄文版，第495页。）
如此野蛮的行为，是正常人所难以理解的。
坦率地说，在战争期间，我曾决心对法西斯党徒的暴行作彻底的报复。然而当我军打败敌人而进入德境后，我们约制住了自己的愤怒。我们的思想信仰和国际主义感情不容许我们进行盲目的报复。
1946年3月底，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后我再次回到柏林。当时，有人转告我，И·В·斯大林要我回电话。
“美国政府从德国召回了艾森豪威尔，留下克莱将军接替他的职务。英国政府召回了蒙哥马利。你是否也应该回莫斯科，”斯大林问。
“我同意回去，说到我的接替人，我建议由索科洛夫斯基大将担任苏联占领军总司令和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他最了解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并熟悉部队情况。”
“好吧，我们考虑考虑，你等待指示吧。”
2至3天后的一个夜里，И·В·斯大林打来电话：当他明白铃声已使我清醒过来时，说道：
“政治局同意由索科洛夫斯基接替你。管制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结束后即回莫斯科。索科洛夫斯基的任命过几天到达。”
“还有一个问题，”斯大林继续说，“我们决定撤销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这一职务，而设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由布尔加宁担任。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参谋长，库兹涅佐夫将担任海军总司令。你想担任什么职务呢？”
“我可以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最适宜的任何岗位上工作。”
“按照我的意见，你应当负责陆军的工作。我们认为，陆军应有一个总司令。你不反对吧？”
“同意，”我回答说。
“很好，同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一同回莫斯科，在各自的职务上和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的权限内工作一段时间。”
1946年4月，我回到苏联。
1957年我最后一次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观了民主德国的许多城市、机关和企业，了解了德国人民的巨大成就后，我确信：苏联政府和苏联党战后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它对德国劳动人民，对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能力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结束语（摘要）
我曾想过很久，怎样更好地结束这本书，最后应该写些什么话……
应当承认，对于我——一个军人——来说伏案写作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回忆与思考》的结尾是对我整个一生的总结。在我的一生中，象所有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欢乐、忧伤和不幸。我这样年纪的人回首往事时，不免要区分哪些是主要的，而哪些是不值得注意的。对我来说，为祖国、为自己的人民服务是主要的。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为尽自己的天职贡献了一切。撰写这本书可能是我认为应该做的最后一项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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