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诛灭诸吕之乱，正是利用吕产军队吃晚餐之时，猝不及防地给其以突然
①
袭击，才击溃了吕产军队，从而夺取了吕氏军权 。
在秦代，南方的主食以稻为主，而北方的主食以粟为主。粟是黍和稷的
总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粟就是产量最大也是秦人最常吃的食品。秦穆公
① 安金槐等：《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文物》1972 年第10 期；吴曾德：《汉代画像石》，
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155～157 页。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97～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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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晋国大旱，向秦借粮，秦“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另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仓律》所载，当时栎阳粮仓储粮“二万石一积”，
咸阳粮仓储粮“十万石一积”。其中仅粟一种就分为黄、白、青三项不同加
工种类收藏。秦国粟量之多可见一斑。秦人对麦的种植不感兴趣，因此，麦
子的种植和食用远没有粟普遍。以至到了西汉中期，仍然是“关中俗不好种
麦” （《汉书·食货志》）。
在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种植大小麦为最多，其次是粳稻、黍、粟；
北方草原地区以种植荞麦、高粱为主；西北高原地区以种植黍、粟为主；长
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最多。这种因地理气候的差异而形成的
几个不同作物区，至迟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各作物区种植的主要谷类
成为各作物区人民的主食来源。
汉代的饼是面食的通称，凡以面粉加工的食品，在汉代都是以饼为名。
各种饼的区别，往往由其加工方法或附加原料来确定，如蒸成的馒头和包子
等叫蒸饼，水煮的面条和面块等称为汤饼，烧成的大饼叫烧饼或炉饼，油炸
的叫油饼，加有芝麻的叫麻饼等。古籍中有关饼的记载首见于《三辅旧事》。
汉代人所食面饼，最常见的当为汤饼和蒸饼。汤饼为水煮的面片和面团，或
者是将蒸饼掰碎后再煮而成，现在的陕西人称为“泡馍”。当时的蒸饼未经
发酵，食后不易消化。由于汉代以前中国就有了不下五千年历史的蒸食技术，
所以面食很容易发挥甑蒸的长处而得以迅速发展，馒头便成了北方人的主食
之一，尤其是南北朝时掌握了发酵的技术以后更是如此。有人认为，这个传
统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与西方饮食相区别的因素之一。西方蒸技晚出，烤技
发达，同样是面食，西方却以烤法见长，制出了面包。这一蒸一烤，甚至可
以看作东西方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汉代的平民当然没有太多的机会吃饼，依然要按更古老的“粒食”传统，
把麦子等谷类直接做成饭和粥来吃。这不仅省却了繁杂的加工程序，而且能
充分利用谷类，可以连带麦■皮食用。难怪一些官吏为了标榜自己清俭的节
操，也时常吃麦饭，史籍上往往还作为美谈加以记载。已佚的谢承《后汉书》
说：“左雄为冀州刺史，常食干饭；司马苞为太尉，常食漉饭；李固为太尉，
常食麦饭。”当官吃麦饭，有时还会受到赞扬。如孟宗在御筵上作呕，吐出
了上顿所吃的几粒麦饭，使皇帝感到十分惊讶，连连叹道：“至德清纯如此！”
名士井丹也好以麦饭为常食，有一次到权贵阴就家中作客，阴就命人以麦饭
①
葱叶相待。不过这次井丹却一反常态，偏要了盛馔享用 。
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饭有麦饭、粟饭、稻米饭等。麦饭即大麦米所做
之饭。《南齐书·刘怀慰传》载：刘怀慰任齐郡太守时，郡中有一人送一斛
新米为他。刘怀慰拿出自己所食的麦饭对他说：“旦食有余，幸不须此”。
《梁书·武帝纪》载，萧衍父亡，其在服期之内不吃稻米，只吃大麦，每天
只吃两溢。魏恶南北朝时期所见之饼，种类繁多，《晋书·何曾传》载：“……
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拆作十字不食。”《荆楚
岁时记》载：“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饼”。《齐民要术》中有“作
烧饼法”：“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
当令起。”
① 王仁湘等：《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1 册，台湾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29～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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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住习俗
居住是社会风俗的重要环节和表现形式。从文献记载看，这一时期的住
宅上承春秋战国，变化不是太大，体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正是所谓“两
汉堂室犹存周制”，“东汉末期建筑犹未尽变旧法”，所以有人在论及这一
时期居住状况时，往往以主要是反映春秋时期居住状况的《仪礼》的有关记
载为依据。但《仪礼》所反映的情况具有阶层与空间的局限性，它主要涉及
的是士大夫阶层住宅中的有限空间，即“《仪礼》所言进退揖让之节，仅限
于门堂房室之间，后儒绎经为图，其言宅第亦止於门、寝二者。然此特大夫、
士住宅之一部耳，决难概其全体。何者，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父子
兄弟又各有其配偶，子息繁滋，非东房、西室所能容。而厨、厕、仓、厩、
奴婢之室，又皆生活所需，势所必具，决难付诸阙如。凡此数者，其配列结
构之状，无关昏丧诸礼，皆十七篇所未言也。故昔儒据礼经释门寝，其劳固
不可没，居今日而治建筑历史，则难举门寝而忘全局。且住宅者人类居住之
所托，上自政治、宗教、学术、风俗下逮衣服、车马、器用之微，罔不息息
相关，互为因果。自应上溯原始居住之状以穷其源，下及两汉宅第以观其变，
旁征典章器物以求其会，而实物之印证，尤有俟乎考古发掘之进展，未能固
步自封，窥一斑而遗全豹焉。”①
因此，在论及这一时期居住状况时，应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有机地结
合起来。近年来在秦汉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大量遗址、画像砖、画像石、陶
屋及其他随葬品等，为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认识这一时期的居住状况提供了丰
富的形象资料。这些资料既涉及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也涉及室内装饰和家具；
既涉及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居住状况，也涉及不同阶层如皇帝、官僚、地主、
平民等的居住状况；既涉及住宅整体结构方面的庭院式、楼阁式和干栏式等，
也涉及住宅木架结构方面的穿斗式、抬梁式和井榦式等。以下择其要者进行
介绍。
（1）干栏式住宅
“干栏”即考古学与民族学中所谓“栅居”，一般用竖立的木桩 （柱）
构成底架，建成高出于地面的居室。过去只在出土的铜鼓图案中得见有干栏
的图案。干栏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和《北史》。现在在汉画像石、
画像砖里得到典型表现，时间上早于《魏书》、《北史》，形式上比铜鼓图
案更为逼真，是民族史上的珍贵资料。干栏式建筑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考
古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干栏式建筑。《北史·蛮僚传》说：
“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说明它是从远古的巢居方式演变而
来的。云南民间传说《山树神的故事》一书说，远古之时洪水泛滥，很多人
无路可逃，被凶猛的山洪吞没了。但曾有几家傣族人因巢居于大树之上而幸
免了灭顶之灾。可见能防山洪也是干栏的独到之处。加之木构建房的工期短、
造价低，山区木材就近易得等原因，所以它受到南方、西周地区民族喜爱，
①
代代想传，在部分山区延续至今 。
从广州汉墓出土的汉代陶屋看，当地的干栏式住宅的结构比较简朴，其
平面布置都有一定的局式。结构分上下二层，底层四周用矮墙围绕，构成一
① 刘敦桢： 《大壮室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 卷第3 期，1932 年9 月。
① 雷建金等：《四川内江汉画民居干栏及大苍》，《中原文物》1991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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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形的“基座”，有的施以斗拱，正面安设楼梯，供登降之用，整个底层
都是用作饲养家畜的圈栏，有背面墙根处多数都辟有一个窦洞，以便牲畜进
出。这种结构比在四川汉画像砖上所见下层只有支柱而不用围墙的栅居式房
屋，在使用上是较为进步的。上层的面积约占底层的三分之二，高架于“基
座”的前部，其平面分为横长方形和曲尺形两种，屋顶采用悬山式，正面开
门，屋背有小窗。门的位置以居中者多，也有偏于一侧的，门旁还有直欞和
②
菱形的窗穴，这是广州出土的两汉陶屋、陶仓中最常见的一种窗槅形式 。
西南地区值得提及的是四川省内江市东汉崖墓画像石上所表现的干栏式
住宅。内江位于川南，秦汉时属“西南夷”边沿之地，又处于巴蜀两地接合
部位，居住的少数民族特别多。由于炎热、多雨潮湿，为了通风、采光和防
兽、防盗，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构筑成楼下架空的干栏式房屋。如
今云、贵地区瑶族、傣族的竹楼，苗族的“吊梯”等皆具干栏特征，是古代
干栏的标本。其楼上面设有宽敞的前廊，是为了扩大使用空间，增加采光，
有利于通风散热。走廊后面为“祭所”和“寝”室。楼下架空，对防潮湿、
防兽、防盗等有益。
对于干栏的地方民族特点、建筑形式及其优越性能，古人早已作过考查，
古文献上不乏记载，如《旧唐书·南平僚传》认为，南平僚住地“土气多瘴
疬，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皆楼居，登梯而上。” 《西南风土记》认为，
西南地区“其地下僚上雾，四时热毒，民多于水边构楼从居”。宋代《岭外
对答》认为，南方岭南山庄农舍“上设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编竹为栈，……
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不得安”。至明代，新都杨慎 （升
庵）在《送协三峰公韶（内江人）守大理》一诗中，也曾言及“南荒瘴疬”。
可见当地人构筑干栏从居，势在必然。
内江民居干栏图一般为高浮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