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话，我这就有三只。”孙宝琦说着，吩咐跟班立即到汽车里取来，放在桌上。笑着又说：“以前听说是二百两银子一只，现在算它涨了几倍，也不过于把元一只吧。”
杜月笙连忙说：“是好东西，大概决不止千元一只，怕要两千块钱吧。”
孙宝琦有些得意，税：“听说杜先生有时喜欢‘香’两口，古人云：‘宝剑献于烈士，红粉赠之佳人’，这就献给足下吧。”
“不敢当，不敢当。”杜月笙连忙说。“让我照价买下来，送给时疫医院，救济病人，为嘉老造福罢。”
孙宝琦忙说：“那么，就算捐给善会吧！”他连忙取出捐款筹，摊开放在桌上。
杜月笙吩咐秘书：“写一万元，开张支票交给慕老。”
接过支票后，孙宝琦万分感激，兴冲冲地告辞。
上了汽车，司机对他说：“这三只大土，已经送回，放在后座上了。”
1924年春去我杜先生的人除了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外，还有一些普通人。当时的一家小报上曾登过这么一则小故事。
租界马路对面的一个弄堂里一王姓居民，家中不幸被窃，两箱子衣服全被偷走了，其中有几件是祖传的“传家之宝”。
王姓居民情急之中，也去“找杜先生”。
杜先生的名声王姓居民当然知道，他会不会帮忙实在难说。
当他转弯抹角找到杜先生时，杜先生却微笑着说：“让我想想办法。”
第二天清早，王姓居民起来准备去买菜，开门一看，一卷纸压在一块石头下。拿起一看，是一叠当票和几十块钱。
他顾不上去买菜，拿着当票和钱跑到当铺，把衣服给赎了回来。
1924年春，杜月笙在上海滩上如同《水游传》里的及时雨，哪里需要，他就在哪里出现。
那个时候的法租界中，职工大多数是中国人，但他们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当时在水电公司的法国籍员工，月薪起码有200多块光洋，华工却平均只有12块。公司每次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都从不兑现。
1924年3月中旬，水电公司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资的诺言。法方不但不理会，反在第二天关闭厂门，拒绝工人上工。
法商水电工会于是决定实行罢工，并正式提出每人每月增加工资8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商方面完全不愿接受。
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几次邀请劳资双方进行调解，法方拒不参加，态度异常蛮横。几日过后，法商方面宣市，所有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和新工人接替工作，双方矛盾加剧。
为了使罢工取得胜利，工会里的杜月笙徒弟说：“我们去找杜先生吧，他一定会使我们取得胜利的。”
杜月笙果然爽快，接到工人们的救援信后，立刻吩咐管家：“墨林，立刻给法商工会送去二万元，让他们支持住。就说我杜月笙说的，不加工资，绝不复工。”
万墨林刚走，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沈叔眉跟着来到，他说：“杜先生，这工潮越闹越大，无论如何你得设法制止。”
杜月笙忙说：“沈先生放心，这事我不会不问的。你回去对甘格霖总领事和费沃礼总监说，就说我杜月笙说的，工人工人，就是做工的，不做工，绝对不行。”
罢工最初只限于机务部门，自从法国人指使越南巡捕在华成路开枪打死了一名去参加开会的工人后，车务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弄得法租界内电灯不亮，电车停开，自来水供不上，预定在7月14日举行的法国国庆狂欢也不得不宣布改期。7月ZI日，法国巡捕枪杀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20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工会一致起来支持。
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和巡捕房总监费沃礼，请杜月笙出面，设法不让工潮继续下去，可是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却不肯接受。
一为了讨好法国人，杜月笙叫来门徒陆京士等人说：“你们去组织个‘罢工后援会’，处理有关事宜，既要让法国人绘工人长工资，又要迅速让工人上工。”
法国人态度十分强硬，对陆京士等人提出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并宣布法租界实行戒严，加派铁甲车巡逻，同时继续逮捕领导罢工的工人。这些领导人跑到华界，警察局也同样逮捕他们。
工潮一直坚持到8月中旬，由于法租界水电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电车交通断绝，垃圾堆得到处都是，法国当局只好找到陆京士：“我们愿意给工人增加工资，每人每月24元。但是，那领导罢工和带头闹事的40人要全部开除。”
杜月笙听到这一消息，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该死的法国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不知道上海滩上还有我们这些中国人。京士，去和那些工会头头说，立刻复工。”
“那被开除的40名工人怎么办？”
“这帮刺头，开除得好！不然，他们就会认为在上海滩上他们是老大了。就按法国人的意思办。”
陆京士嘴一歪，“不行啊，杜先生，这40人都是头头和积极分子，一听说开除，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叫工人复工的。”
杜月笙想了想，“好吧，你去对那40个人说，让他们一定要同意复工。至于工作，我负责安排他们到工会中去，工资归我支付。”
罢工的工人终于同意复工。
在签字的时候，却又掀起了一些波澜。
工人代表说：“复工前，请先释放被捕的45名工人。”
法国人说：“这些家伙全是一帮捣乱分子，这时候放他们出来，无异于放虎归山。你们先复工，复工过后我们视情况再定。”
“不行。一定得复工之前放！”
“不行，只有复工后视情况再走。”
双方从早上争到中午，没争出所以然，结果，字未签成。
下午，杜月笙亲自驱车找到工会的头头，说：“不是都谈好了吗？怎么不签字呢？”
“杜先生，我们有45个弟兄在罢工期间被他们抓进去了，我们要求先放出来，但法国人却硬要复工以后视情况再定。”
“那也没什么，他们还能不放人？”
“法国人什么干不出？有这几十个人关在里面，复工后，他们就会要挟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再说，这几十个兄弟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才被他们抓进去的，现在我们工资加了，但我们怎么能忍心看他们还在受苦呢？”
杜月笙频频点头：“好，好，有情有义。我这就去找甘格霖总领事和费沃礼总监，让他们放人。”
来到总领事馆，见到甘格霖和费沃礼，杜月笙说：“我是来要求放人的。”
甘格林说：“你能保证这些人出去后能老老实实？”
费沃利说：“我们让他们吃了许多苦头，他们会继续煽动工人罢工来报复我们的。”
“这件事，我想是没关系的，既然大部分人都同意复工了，他们这几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办法，再说，还有我呢。”
“杜先生，你能保证他们出来后会老老实实？”
“我完全能够保证。如果他们出来后再闹事，我愿意赔偿双倍的损失。”
法国人立刻同意放人。
第二天，罢工的工人全部复工。
不过，法方要开除的那40个人，杜月笙垫了两个月的工资，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些人不服，纷纷到杜公馆说理，万墨林说：“杜先生说给你们发工资，不是已经发了吗？”
“只发两个月，现在为什么不发了？”
“杜先生又没说要一直发下去，发两个月就不错了。你们整日不上工，总不能让杜先生一直养着你们吧？”
杜月笙十三岁时就明白，自己将来肯定能成为“人上人”，享受荣华富贵的。
旧中国教父第三章
第三章
那一年，他从姐姐家偷了十五枚铜板，钻进浦东一个赌棚里押宝。那天他手气特好，旗开得胜，三次一押便赢得了七十五枚铜板。在他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了不起的大胜利。他拿出三十枚铜板，在当地一家不算太小的饭馆里要了一桌丰盛的酒菜。
狂饮豪嚼之际，杜月笙的幼小的心灵里有了一大发现：“一本”可以“万利”，若是手段高明，整日坐着不动，照样可以日进金，夜过银。他看了看饭馆里那些如他一样狂饮的人想：这里面如此阔绰的人肯定都是发了外财的，我应该也像他们一样，发外财。
酒足饭饱后，杜月笙又赶回了赌场。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一会他的手气一下又变坏了。几次押下次，不但赢来的四十五枚铜板输掉了，连原来的十五枚本钱也统统付之东流。
押宝的人依旧吆三喝四，赌徒们依旧眼睁的溜圆盯着宝盒子，谁也没有再去注意他这个矮小的少年。他挤在赌场的人缝中，睁着明亮的双眼看着钱从人们的手中进进出出。直到日上东山，他才垂头丧气地出门。
在疏郎的原野上，外婆正在呼喊他。那焦急的声音中充满着怜爱，不由令他心头一热，泪流满面。
他是一个苦孩子。
1888年 8月22日（清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他出生在上海浦东高桥镇。这天恰是农历七月十五，旧时称做中元节，传说是鬼的生日。他的父亲便为他取名为“月”。后来飞黄腾达了，他又改名为镛，号月笙。
他的父亲叫杜文庆，多年在高桥镇的一家茶馆当堂馆。
杜月笙四岁时，母亲去世；六岁时，父亲也去世。这个孤儿，由外婆收留抚养。他的舅父是个木匠，生活也很艰难。到了七岁那年，外婆可怜他，让舅父把他送进一家私塾读书。
在私塾中，杜月笙倒也聪慧，先生教得很快就能记住。只是他太不愿上进，先生稍不注意，即溜出去玩。
先生找到他，要教训他。他说：“我已经认识字了，会写自己的名字，能认得钱数，还不行了？”
先生颇感无奈。半年后，杜月笙即辍学回家。
以后，他便常常在镇上与流浪儿为伴，在茶馆讨钱，到饭店里舔别人的剩碗底。他自己也没想到，长到十三岁，竟然很从容地偷了姐姐家的钱，大模大样地进赌场了。
入夜，杜月笙睡在外婆的身边，久久不能入睡。日光从房顶上的缝隙中射进来，一点一点如花瓣一般。赌场里的那些白花花、黄澄澄的钱在他的眼前飞转，自己就这么输了？绝对不能！还得去，和那帮家伙赌，把他们全赌棚里的钱都赢来，把高桥镇上的钱都赢来，把上海滩上的钱都赢来。
第二日清早，他第一个起来，挎着一只小竹篮在全家人起来之前打回了一篮猪草。外婆、舅父、舅妈全都看天，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了？太阳的确刚刚升起，但是从东边。
“我这外孙，将来会成什么样的气候，还真难说呢。”外婆欢天喜地。舅父、舅妈也觉得不错。但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吃完早饭，杜月笙悄悄溜进舅妈的房里，偷走了舅妈的一件夹袄。
杜月笙拿着夹袄，来到当铺。掌柜的坐在高大的柜台里面，见他进来，一脸冷漠。他双手把夹袄举过头顶，举上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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