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原以为市民们闹大了，当局无法解决，就会来找他出现，未曾想，一直也没有人来找他。
1948年2月1日上午，当时任国民党伪国大代表、三青团上海市委委员的范锡品驾车前往市社会局。车子刚到社会局门口，就“嘎”地一声被拦下了。范锡品一阵紧张，探头一看，只见社会局四周已由“飞行堡垒”和武装警察层层布防，交通完全断绝，只有红色警备车开进开出。
凭着市参议员的卡片，范锡品才得以进入社会局。可眼前的情是让他惊呆了：社会局的办公大楼已成空架，到处都是被砸毁的门窗桌椅，电话线也被拉断，挂在墙上的蒋介石画像被扔在地上，踩了个稀巴烂。顿时，他的心“咯噔”一下抽紧了，几个月来，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原来，1947年6、7月间，为了“整饬军纪，”国民党行政院颁布了一个禁舞令。说什么：前方在打仗，后方却歌舞升平，这样会影响士气民心。当局以所谓“妨害风化”为名，命令全国限期关闭所有舞厅。
当时，上海是全国舞厅最多的地方，计有大小舞厅二十六家，其中以静安寺的百乐门、江宁路的大都会、静安寺路的仙乐斯、西藏中路的米高美等舞厅，最为有名。舞厅中，领有执照伴舞的舞女多时达八百多人，职工包括侍应生、领班和杂勤人员五百多人，乐队从业人员二百多人，另有资方代理人，”企业管理员和所谓社侦人员三百多人，这样，直接依靠舞厅生活的人数有两千余人，如果以每人一家五口计算，全市就达一万多人靠舞厅维持生活。
禁舞令下达后，舞厅业职工和舞女们顿感生计无着，于是纷纷起来，反对禁舞。这些舞厅，有不少是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开的，还有不少是受杜月笙保护的，这一禁，当然也断了杜月笙的财路。所以，杜月笙密令两个舞厅老板，把舞女们组织起来，与当局对抗。由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子出面和警察及官爷们斗，谅他们也不敢把人怎么样，而且能引起社会上的人的广泛的同情。
原来一盘散沙的舞女们很快被组织起来，百乐门的陈兰茵，大都会的孟燕，扬子的孙致敏等七人发起和筹组上海舞女联谊会。不久，就在南京东路新世界商场楼上召开了第一次舞女代表大会。舞会联谊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取争各界声援，要求当局应先解决舞女的转业问题，然后才能禁舞。
范锡品受托曾为舞厅业职工会的类似要求向社会局交涉过，可国民党政府执意禁舞，不愿交涉。
为了平息舞女的愤怒，当局抛出了“分批抽签禁舞”的花招。
1948年1月31日下午，全市各舞厅的舞女和职工二千多人，在新仙林舞厅集会，会议进行到一半，突然传来消息；社会局已经开始抽签禁舞，首批被禁的除了几家小舞厅，还有两家大舞厅。
消息激怒了与会群众，迫于生计，大家立即停止会议，举着数以平计的横幅、标语结队到社会局门口请愿。可请愿舞女在寒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社会局长吴开先拒不接见，这下可惹怒了舞女们，她们愤怒地冲进楼去，与阻拦的军警发生冲突。军警挥棍打人，舞女以竹旗杆为武器。同军警对打，军警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的，舞女也有被打得嚎啕大哭的。
舞女痛打社会局后，当夜有五六百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审讯后，舞女们毫无畏惧，继续与当局的禁舞令斗争。当时才十七岁的舞女联谊会总干事金梅义正辞严地回答审问官：“我们舞女们为了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到社会局请愿，这有什么错？政府竟派军警打我们手无寸铁的舞女，你们是打手！你们才应该受审！”
监狱外，各界人士纷纷为舞女伸冤说理，范锡品也积极活动，营救被捕人员。慑于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和舆论的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最后不得不取消禁令，并释放了被捕人员。
这两件事，使杜月笙看清了，自己的地位在上海滩已一落千丈。要是放在二三十年代，就是他躲到老鼠洞里去，当局也要把他找出来，要他以其在上海滩上的地位和影响，去平息这些事态。但现在，他早已做好准备，坐在家里等着，但却没有人上门。蒋先生和他的那帮党国要员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似乎忘掉他了。
杜月笙十分怀念那些辉煌的日子。那些日子里，在上海这个大都会，他简直是众人之“父”，拥有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活力，去平息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当然，也能鼓动起任何一件事。
而这一切，都不再来了。
闲暇的时候，杜月笙不常和朋友们聚会，主要是范绍增等人。但黄金荣那里，他那少去了。这老家伙近80岁了，听力不济，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与他交谈十分吃力。另一个铁哥们张啸林原先就住在旁边，但他却被自己设计给杀掉了。看来，他们是老了，上海这块土地上，将不再需要他们了。
许多夜晚，眺望茫茫夜空，杜月笙都有一种求日将近之感。
旧中国教父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六章
杜月笙常常想寻找回来昔日的辉煌，他不相信，他在上海滩就已变成无足轻重的人了。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总是千方百计地站出来，向人们再度展示自己。
1946年春末，连绵的阴寸久久地笼罩着江淮平原，江河横溢，处处汪洋，困在水中的三百万难民苦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6月24日，在杜月笙的主持下，金廷荪、顾嘉棠等一批海上闻人发起组织的“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在浦东大厦成立。
然而，怎么叫上海人拿出钱来呢？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上海人一向喜欢‘噱头’，倘若老老实实地叫他们拿出些钱来，那肯定比登天还难；只有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劝募’才能成功。”
“怎么标新立异呢？”杜月笙焦急地问。
“选举‘上海小姐’，赈济苏北难胞。”
这的确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招，杜月笙想了想，连声称赞道：“高，高，实在地高！”
7月26日，筹募会在上海各大报刊上刊登启事，正式推出了选举上海小姐助赈的节目。筹募会将上海小姐分成四个组：闺阁名媛组、明星组、歌星组和舞星组。名媛组设冠军、亚军、殿军三个奖，其余各组均选两名小海小姐，分为“皇后”和“亚后”。
选举上海小姐的活动，最初有点冷冷清清，社会上也毁誉不一。一般小姐大多不愿应选，尤其是闺阁名媛，以为与歌女、舞女搞在一起，实在有失身份。为此，筹募会于8月上旬在红棉酒家召开茶话会，呼吁新闻界“热心协助”，希望全体市民本着“人类互助精神”，“群策群力”，“救助灾黎”。
会后，杜月笙以《新闻报》为龙头，广邀上海各报加大宣传力度。经过新闻界一段时间的努力宣传，选举活动果真像摸像样地搞起来7。
言慧珠、重蓝等、金少春、刘美群等著名人士纷纷加入了应选人的行列，红歌星韩青清也披甲上阵。
韩青清十七岁时曾为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在百乐门舞厅里当了一名歌唱员。她那与众不同的气度、良好的乐感和婉转的歌喉，很快征服了成千上万的听众，使她成为上海歌坛上大红大紫的明星。几个月前，她因为厌倦灯红酒绿的生活而退出歌坛，遁入空门。此番复出，献唱参赛，其影响力实在不可小觑。
就在上海小姐选举渐成声势的时候，筹募会趁热打铁地宣布；上海小姐选举将于8月20日在新仙林舞厅揭晓，与此同时将举行大型游园会，游园会的入场券将分开发售。每张二万元。
其后，由于明星组闹了一点风波，筹募会对参赛小组作了一番调整，最后确定参加上海小姐竟选的为闺阁名媛、平剧坤伶、歌星、舞星四个小组。应选者均须填一份登记表，注明姓名、年龄、身高、体重、特长等，并贴上四寸的最近相片一张。
1946年8月20日，热闹了将近一个月的选举上海小姐助赈活动达到了高潮。这天，新仙林舞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入口处大门上端，“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公园大会”的金宇红绸横额高高地挂着，下面呆着四盏红灯，连接成“园游大会”四字。穿过绿荫夹道的花径，草坪上搭起了一座主席台，台上点缀着盆景，张走着彩灯。台前一排溜儿地排列着四只挂着彩绸的投票箱。
晚上七时，小汽车如流水一般地开至新仙林舞厅门外，留下一个个珠光宝气、花枝招展、服饰摩登的女士。这时，院内彩灯齐放，火树银花。草坪上，舞池内，人山人海，几无隙地。八时，乐声四起，选举大会正式开始，苏北难民救济协会总干事致词后，来宾开始投票。接着，游园节目开始，杨笑峰、袁一美、姚慕双、周柏春、王邦夫等先后上台表演了自由弹唱，滑稽戏和气功表演等节目。
十一时，扎着朱红、粉红、青、绿四色绸缎的票柜被搬上主席台，当场开票。半小时后，上海小姐冠、亚、殿军及各组皇后、亚后先后诞生。
曾在上海仙乐舞宫当过舞女的王韵梅以六万五千五百票的绝对优势荣登上海小姐冠军宝座，她继上个月以五百万元巨款买下青白星东义赛的那个足球后，又一次轰动了上海。获得上海小姐亚军的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谢家驿，她得了二万五千四百三十票。殿军叫刘德明，获选票八千五百张。著名坤伶言慧珠以三万七千七百票夺得平剧皇后桂冠，曹慧域以一万零六百票获亚后。歌唱皇后为韩青清，得票二万张，亚后张伊霆，获一千票。舞国皇后是管敏莉，得票二万三千五百张，亚后顾丽华，获五百票。
在欢快的乐曲中，九位上海小姐款款上台，一时间彩绸飞舞，百花争艳。小姐们镶着银片的各色旗袍礼服，与她们发际随风摇曳的绿、黄、蓝、白头饰交相辉映。电影制片厂摄下了这一喧嚣热闹的场面。
上海小姐选举在欢笑声中结束了，这次活动共募捐到四亿元巨款。这是杜月笙在战后有限的几次“露脸”活动之一。然而，到底能有多少钱款被真正送到食不裹腹的灾民手中，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时间进入到了1947年之后，杜月笙又成功地在上海大出了一次风头，这就是他的六十大寿的寿庆。当然，这比起一九三一年的社调落成典礼，无论是规模还是气势，都要小得多了。但战后的杜月里早已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了，寿庆也就算得上是极轰轰烈烈了。
原来，杜月笙打算像杜词典礼时一样，也举行个全国性的堂会，来庆一番的。但他的一些谋士提出：“单纯庆寿，意义似乎不大。”
杜月笙一听，“有道理。”当时，恰巧两广、四川、苏北等地又发生水灾，杜月笙灵机一动，何不像去年举行上海小姐选举一样，来个祝寿赈灾呢？
他把这个意图一说，得到了手下人的一致赞同。
经过详细讨论，最后，大伙决定：把举行堂会演出的收入用来赈灾，而寿礼收入则用来办一个月笙图书馆和编印上海市通志。
几个替他捧场的文人，准备在编印通志时，把他过去在上海的一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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