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严重却在中国儿童福利院、西藏和人权问题方面大吵大闹，这种做法十分虚伪。“
社论认为，美国对中国搞冷战对于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好处。〃北京的领导人正拼命促进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中国就不会保持稳定。这也意味着要得到美国的市场。美国正拼命利用下个世纪可能出现的最大的经济机会。把中国排除在外意味着美国失去利润和就业机会。对美国来说，把一个现在不是敌人的国家当成敌人是愚蠢的。“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希恩在2月18日《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写道：〃在今后30天里，极起脆弱的美中关系很可能在三个对抗的压力下发生危机。〃这三个对抗是知识产权、中国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和台湾选举。
文章说：〃美国政府必须公开申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并且直接把这些原则告知北京的领导人。最重要的是，美国要清楚地表明，美国不是要对中国奉行江泽民所说的'软遏制'，美国欢迎中国成为一个地区性和全球大国。〃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有条件的接触政策，风险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好斗的国家。北京的领导人有充分的历史理由怀疑外国人。……对于美国和它的亚洲盟国来说，聪明的做法是对中国采取一种温和但又务实的原则，否则的话，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成为一种遏制政策，这种遏制政策不仅会带来可怕的风险和代价，而且最终可能造成中国旗命谋求实力的后果。“
3。对华政策：国内政治的筹码
记得作者在美国时，曾采访过一位美国国会研究室的高级专家，他竟批评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懂美国的政治体制，而经常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误解。作者当时便回敬道：〃不是中国人不懂美国的政治，而是美国的政治家不懂国际关系，才经常闹出外交上的笑话。“
的确，中国人，甚至包括许多普通百姓都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两党制的多元政治体制国家。美国总统具有很大的外交决策权，但决策过程受制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各种利益集团和宗教团体、思想库、权势集团和选民意志。对美国因国内政治体制问题而造成的外交决策混乱，对华政策难以明了等美国特殊国情，中国人是相当理解与尊重的，但中国人唯一不解的是作为美国这样一个外交大国，却经常将重大外交政策作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筹码，甚至置国际法或双边关系条约于不顾。这种为内部斗争而在国际社会经常朝三暮四的大国恐怕只有美国一家吧？中国人对美国政治更不能原谅的是，一些美国政治家视外交为儿戏，为国内政治斗争而损害中国的利益。
国会与政府的争执往往是美国政治家们打中国牌的最佳时机。1995年2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国会使对华关系罩上寒气》，副题为《共和党人将把中国当作痛打克林顿的大棒》。文中说：那些记性好的人将会发现美国新国会对中国的态度中的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变化。
毕竟，在1972年首先同共产党中国建交的是一位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随后，另一位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又发展了这种关系。现在，在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上台以后，气氛已变得明显冷淡起来。
这不仅仅是因为诸如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争端——它将在下个星期达到高潮——之类的贸易纷争破坏了气氛。去年10月的国会选举把一些在中国问题上——从人权问题到核扩散和台湾问题——态度强硬的人物推上了显赫的地位。在共和党大多数看来，中国已经成了一根用来打政府的大棒。
这种喧嚣和狂怒有多少将会变成行动，现在还很难预料。但是分析家说，预言不会再沿着去年退让的方向继续发展准保没错。去年，克林顿政府同北京在导弹控制问题上达成了和解，并且决定不再在人权问题上大作文章。一个可感知的变化很可能是要求改善美台关系的强大压力，这将会激怒中国，即使实际没有多大变化。
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承认：“国会中的权力转移肯定会影响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共和党大多数在更大的程度上倾向台湾，而不是中国。'
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无疑就是这样。他因对北京的共产党政权充满敌意而闻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本杰明。吉尔曼也反对克林顿政府去年作出的使人权问题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脱钩的决定，并且强烈批评中国对待西藏的态度。
阿拉斯加州参议员弗兰克。穆尔科斯基是台湾的积极支持者，他渴望看到李登辉总统今秋到安克雷奇出席美国——中华民国商务委员会会议。国务院可能发现它将处于不得不为拒绝给李发签证而进行辩解的尴尬境地。
如果真这样做，那可能会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危险的游戏确实发生了。1995年4月17日，美国政府官员还向中国信誓旦旦地说，即使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也是违反美国政府所持的〃一个中国〃立场的。但事隔不久，美众议院以396票对零票通过允准李登辉访美决议，参议院又以97对零普通过相同决议。美国方面忽然宣布将允许李登辉访美，并暗示这是在国会压力下同意的。一句暗示便将中美间的三个公报精神抛置脑后！
大选更是美国政治家念念不忘以中国牌换取政治资本的好时机。
1996年5月15日，美国政府以所谓〃中国没有令人满意地履行1995年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为由，单方面宣布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等价值30亿美元的产其实行贸易报复，关税将提高到100％，并将于30天后生效。这其中便与大选年有关。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无论是执政的民主党还是在野的共和党都力图在四年一届的大选中夺魁扬威，而在贸易问题上做文章最有助于加强政党在公众中的政治印象。因为美国国内舆论中有种倾向认为中国经贸实力的日益强大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存在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谁在对华政策上取强硬姿态，谁就会在大选中得分占优。美国政党由于国内选举的特殊需要，使得国内朝野在对中国报复问题上奉行了更强硬的政策取向。
其实因美国国内斗争受损的又何止是中国呢？美国政治家为国内政治而在对华政策上大放厥辞，其后却得自己收场，真可谓〃自作自受〃。
1993年10月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曾就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对华外交政策变化采访了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部长塞斯。塞斯认为竞选期间，克林顿对中国采取了严厉的态度，但从当选总统以后的言行来看，他已发现同中国的交往方式并不那么简单，〃总统已经理解到，通过实现现代化而变得富裕起来的中国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然而，他的言论与行动往往是不一致的。他提出要举行美中首脑会谈，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但他却又让国务卿出面讲，如果在人权问题上得不到改善，就不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克林顿政权内部存在着不同方向的政策，在没有得到统一的情况下彼此迎头相撞。对于这种情况，中国理应感到困惑。“
时隔不到一年，多尔也遇到了相同的境遇。据1996年4月19日美国《商业日报》题为《多尔在中国问题上左右为难》的文章分析，自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成为一个问题以来，多尔曾一直坚定不移地主张延长最惠国待遇。但是现在多尔的助手私下说，这可是一个能使他在政治上获胜的问题。他们建议他对延长最惠国待遇附加一些条件，如改善人权状况，或停止与核有关的出口。
但〃一个作为少数派的领袖而领导了国会中的反对取消最惠国待遇的人所表示出的这种说教者的态度，是不会使人信以为真的。选举人有理由对参议员多尔的对外政策提出疑问，而且在他说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创造高薪就业机会时，选民们也不会当真。对参议员多尔来说，在一个影响如此不好、争议如此之大的问题上同总统分道扬镳，肯定是很有诱惑力的。给任性而自大的中国一记响亮的的耳光，会使许多议员和许多普通美国人感到痛快。但是，这种快感是短暂的，而它的后果在未来几年将给这个国家造成伤害。“
中国为什么说不——第九章 前景：携手共进21世纪
第九章 前景：携手共进21世纪
美国和中国，作为太平洋两岸隔洋相望的两个大国——一个是最大的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具有雄厚的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两国都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两个国家人民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两个民族——中华民族与美利坚民族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上，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及其伟大的人民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相处，没有任何理由走向对抗。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不仅直接影响两国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友好相处不仅将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进步，而两国之间任何不负责任的对抗，不仅是两国的不幸，而且将给整个地区带来危机与灾难。如何尽快走出对华政策的误区，避免本来可以避免的战略性失误？如何克服导致中美关系非正常化的种种人为障碍，理智地而不是盲目地引导两国人民走向充满希望的21世纪？这是一切对本国人民的命运前途和人类的福祉与进步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不能不再三深思并作出果断回答的严肃课题。
1。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
中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曾经是遏止东西方冷战演变为世界性核浩劫的重要因素之一。
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处于全球性的尖锐对抗之中，中国也面临前苏联全面武装入侵的现实危险。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使毛泽东与尼克松于70年代初超越意识形态的分其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中美两国在经历了20余年的对立之后开始走上相互关系正常化的发展道路，这是冷战时仆人类所能作出的最明智最重要的抉择之一。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和战略力量对比。中国作为世界战略三角中的一角，在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由此扭转了越南战争以来在战略上日益陷于苏攻美守的被动局面。世界性的反对前苏联的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由此初步形成。这一战略变化有力地遏制了前苏联霸权主义野心的恶性膨胀，使40余年来时刻高悬于人类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终于未能落下，人类终于得以幸免于全球核战争的惨祸。这一战略变化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预示了苏联霸权主义盛极而衰的必然趋势。今天回顾这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战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冷战的结束正是从中美关系的建立开始的。
前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冷战的结束是否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历史使命的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