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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份遗产不该丢弃
记者：有人议论毛泽东的生活作风…… 何新：（笑）我不相信那些传言。但即使它们不是捕风捉影以至恶意诬蔑之谈，那些屁话也不值一提！ 对那些动则讥评伟人的人，我常会想到《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看不到你们自己的眼中栽着一柱梁。〃 从古以来，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无缺的圣人呵？！ 记者：中国人本来崇拜毛泽东，但是文化革命…… 何新：我在70年代已经从政治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但是在今天，我却认为对文化革命，应当作历史的分析。我认为毛泽东60…70年代的思想，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具有重大的飞跃和发展。这方面至今人们研究得非常不够。 毛泽东是传奇性的历史人物。他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极其丰富的战略性遗产。这种遗产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20世纪中国的任何其他人。可惜现代人几乎遗失了这一伟大的遗产。
七、走向新思维之路
1、异端思想从文革中萌芽
记者：在以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了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生平经历。我想进一步了解您的一些独特思想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
何新：那是在文革时代就已形成的。
记者：在文化革命中，你还能研究和写作吗？
何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们那一代人当时都普遍关心政治，毛泽东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 因此，当时虽然我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但也经常阅读社会上的各种传单、小报、大字报，密切注意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动向。 可以说，从1967年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政治方向已开始萌生初发性的怀疑，特别是对指导这个运动的理论基础产生怀疑。 〃怀疑会产生哲学〃（亚里士多德）。那时我已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思考方向〃怀疑一切〃。（马克思认为这是他所喜爱的一句拉丁格言。）我认为自己不能无条件地盲目信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宣传。我决心系统地读书，学哲学，而且要读一切可能找到的禁书。 今天人们谈论文革，往往说那是一次造神运动，宗教迷信运动。但是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文革的另一面是思想的大解放，是一些旧的意识形态迷信的破除。包括对旧的国家机器的迷信。
2、焚书与窃书
记者：您在文革期间能从哪里搞到书读呢？
何新：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烧了一些书，也封存了很多书。 初期的时候（在1966年8月那个红色疯狂的夏天），我也参加过烧书的运动。但1966年的政治 寒冬使一些人开始得到清醒。
1967年初，中央发生了〃二月逆流〃，其后全国在政治上陷入了瘫痪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学，机关停止办公。到处都在大造其反，天下大乱。有些地方真枪实弹地搞起了武斗。社会秩序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这个时候想读书，没地方去借。借不到，我们的办法是利用当时风行的〃打砸抢〃和〃偷〃。 我们瞄准了学校和一些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是最冷清的部门，被封了大门，没人管理。在一天夜里，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学校图书馆，把窗户撬开到里边去找书，连干了一个星期。搞过了我们自己的学校，又去搞别的学校。收获极丰，一书包、一书包搞到了好多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哲学的、历史的名著。许多书都是当时正被点名批判、被禁读的书。 正是从这个时期（1967年那个早春）开始，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可以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启蒙。 当时我搞了好多红红绿绿的传单纸，那是写大字报用的，学校免费供应。我把它们裁成小页，用线订起来作笔记本。
记者：以你当时的文化基础，阅读那些外国著作，你不感到有困难吗？
何新：当然困难。首先那些洋人的复杂译名就让中国人感到困难。 但我找到了窍门，例如读洋人的名字，我只记住其中最有特征的一两个字，而忽略其全名。 阅读的过程，是一种发现和探索的精神历险，非常有意思。而且愈是去读那种人们不让你读的东西，这种刺激就愈强。当时听到什么〃禁书〃的书名，就想方设法去找。禁果最好吃。人类就是这种心理。
3、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存在形态
记者：你从这种阅读中获得了什么？
何新：怀疑。我首先学到的是怀疑。 我最初的一个发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很多道理和当时文革派的理论是并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当时文革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 林彪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 但当我读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后，我对此产生了怀疑。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吃饭是第一位的，首先人要吃饭，要生存。为了吃饭，人类必须进行物质的生产活动。因此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一切，它的改变方造成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因此经济活动决定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恩格斯认为这个道理是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一项意义最重大的发现。当时我也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一书，这位俄罗斯共产党的创始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乃是经济史观，即〃经济决定论〃。 我注意到，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物质的）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列宁全集》38卷第15页引。）我当时所引发的一种联想是，这里所说的〃思想〃，是否也应包括毛泽东的思想呢？而这种主张物质因素、经济因素居于第一位的马克思主义，与60…70年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即认为精神和政治决定一切，可以说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同的。
记者：的确矛盾。
何新：很显然。一方面是唯物论，认为物质、经济、吃饭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是唯心论，主张精神、上层建筑、政治及意识形态活动是第一位的。 究竟哪个道理对呢？我想，既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显然前者是对的。 然而矛盾之点在于，文革派明明是主张唯心主义的，却又声称自己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那么这种明显的理论矛盾如何解释呢？
记者：是呵，那么你当时是怎样想的？
何新：当时我们都很穷，也经常挨饿。当然本能地在感情上倾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认为吃饭问题，经济问题应当被摆在第一位。至少我们在欲念上喜欢这种主张。而当时报纸上那种理论，认为为了捍卫毛泽东的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这种道理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假如按这个方向进一步思考下去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反革命。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你怀疑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就会犯下反革命的政治罪行，很危险。 类似的思想矛盾和问题还有很多。当我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面临着一种抉择如果继续思考下去，我相信我早晚一定会成为反革命！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哈姆雷特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也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么是走向反革命，要么是停止自主思考。（笑）
4、精神的最初洗礼
记者：（笑）那你怎么办？
何新：我懂得首先必须保护自己。 办法只能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对我读的东西，我所思考的东西，努力保持沉默，不向任何人讲。 本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我一度也很活跃。但读书与思考使我走向孤寂。当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到1967年底，我的家人都被揪斗了，我父亲被造反派作为〃漏网右派〃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隔离起来，当时很多的家庭都如此。 我们楼里住的多数干部不是成了叛徒就是反革命。这种扫荡一切的大背景，必然使得我们这些子女们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抵触，产生怀疑。 1967年初到1968年中，我避开运动的旋涡，在学校（北京24中学）4楼东侧找到一间阁楼角上的小屋子。我住在里面从事了将近一年非常专注的阅读和学习。
记者：您阅读过哪些书呢？
何新：我记得，那时候读过的书有《史记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及通信集，文学著作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卢梭、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左拉、莫泊桑等法国启蒙学者、人道主义者的著作。 这里有许多书是当时不能读的书，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坏书。但正是这些书，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得到了彻底的洗礼和启蒙。
5、宇宙常变常新
记者：当时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书？
何新：我当时酷爱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我也深深陶醉于这些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古典的和浪漫的爱情。 我喜欢托尔斯泰作品的深厚。斯汤达的力量。巴尔扎克的深刻。正是他的《人间喜剧》，使我对人生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我开始懂得如何通过私利与情欲的观点去剖析人生。 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书（《卡拉马佐夫兄弟》）以一种充满神秘主义的宗教感情，深深地震撼了我。
记者：您这一阶段的读书持续了多久？
何新：到1968年6月中学生被安排上山下乡而告一段落。那时我被学校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屯垦戌边〃。 我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但同时还带了两个大木箱，里面装了很多书。除了一部分父亲的书，大部分是在那一年中我通过各种途径搞到的书。其中有许多书是当时的政治性〃禁书〃。例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朗夫人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桑塔亚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等。 那时瞻望前途，可以说头上的天空正是一片黑暗茫茫。但是我内心中却抱持着一种信念，我深信天会变，地会变，时代也会变。这种信念来自我当时已学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概念。 辩证法认为，宇宙中没有不变的事物，宇宙、自然和社会，常变常新。 变是绝对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