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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帝王师”的理想，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在儒家经典中，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问，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伦理道德的说教，不但没有物理、数学方面的知识，连法学和经济学概念都没有。通常，儒家只是把孔夫子的“语录”（《论语》），看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宝书”。据说，宋朝就有一位宰相曾经宣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听起来像四十一度高烧病人的胡话，然而，古人认为是真的。后来，尽管经典的范围，由基本的“四书五经”加上《孝经》、《尔雅》扩大为“十三经”，内容可算繁富，包括了古代的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和占卜、礼仪、文字训诂之学，且这一套学问，对老百姓的营生治业，没什么用，但它所制定的道德礼仪规范，却对每一个人都显得非常重要。无论是家庭生活和社会上的待人接物，都要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甚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意思。外国人讲的“自由”，在中国儒家看来，不过是“夷狄之邦，不知礼义”而已。所以，这些经典，对统治者来说，是不可须臾或离的东西，它不仅可以帮助统治者“教化万民”，而且它还包含了“为君之道”与“驭民之术”。这当然是皇帝非常满意的。不过，也有一些东西是皇帝很不满意的。据《罪惟录》说，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时，勃然大怒，认为孟子不应该配享孔庙的祭祀，下诏要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搬出去，而且，不许群臣谏阻，“敢谏者死”！可是，当时的刑部尚书钱唐，却偏要拼死力争。朱元璋叫武士张弓搭箭，说谁要阻挡就射死他。那位钱唐居然把衣服撩开，袒腹受射。虽然钱唐没有被射死，朱元璋却已经有点害怕。因为，他忽然想到，如果天下的儒家士子都像钱唐这样固执，那么，为不祭孟子而杀人，就可能使天下的儒生全都“视君如寇仇”，那便是个大麻烦。他只好妥协，连忙叫太医给钱唐疗伤，表示自己被钱唐感动了，把“不祭孟子”的事一笔勾销。但妥协只是暂时的，矛盾依然存在。不仅儒家经典里面有“王道”与“仁道”的矛盾、孔子与孟子的矛盾，其中，还有不少东西，是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构成直接矛盾或根本矛盾的。上面那句“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还只是个“假定”的说法，换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直言判断”式的说法，大概从来的皇帝，恐怕没有哪一个能够接受得了。
按儒家“仁道”的理论来说，除了“治国”，还要“平天下”；除了“小康之治”，还要实现“世界大同”（“解放全人类”）。可是，按儒家“王道”的体制来说，实行的却是“皇帝高度集权”、“群臣互制”、“锦衣卫和太监监控”的体制。这两者之间，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见，要坚持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去“为帝王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皇帝和儒臣发生矛盾的时候，儒臣要么是“去职”，要么是“死谏”；而皇帝则除了将儒臣降、调、罚、黜之外，还可以用“廷杖”打，直至打死；用“诏狱”关，直至关死；还可以痛快地“斩首示众”，或慢慢地“凌迟处死”。相比之下，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皇帝永远站在解决矛盾的决断者的地位。所以，儒家的所谓“为帝王师”，多半只是一种“哄哄自己、遮遮面子”的幻想。
不过，“为帝王师”也有偶然奏效的时候。例如，神宗十岁时以幼主登基，张居正执政，那十年间，张居正确实起到了“为帝王师”的作用。可是，那只是神宗即位之初、在皇帝只有十岁的特殊条件下的昙花一现而已。张居正死后，神宗发现自己的老师原来并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对老师就产生了“信任危机”。而且，前一个老师张居正教他“严正”，后一个老师申时行教他“宽柔”，神宗觉得这儒术似乎也是个软面团，可以随人捏弄。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渐渐懂得了这些儒臣的奏疏并不是纯为皇上，而多半是为他们自己；奏疏上说得冠冕堂皇、引经据典，其实也是“欺君卖直”、“谋名希位”的老一套。于是，神宗学会了两手：一手用张居正教给他的“严”，对臣下随意地降调罚黜；一手用申时行教给他的“宽柔大度”，对臣下的奏疏一律“留中”、“不报”。最后，索性不理朝政，把“立太子”的事拖下去。他想的是：只消拖到皇后死去以后，把郑贵妃立为新皇后，那时候，“福王”就成了新皇后的“嫡子”，按“有嫡立嫡”的原则，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福王立为“太子”，你们儒臣还能说什么呢？由此可见，明朝“怠工皇帝”的出现，正是儒家“为帝王师”的宽严两手教出来的畸形产物。
神宗与群臣对立，争了十几年，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群臣争着要立为太子的光宗，只做了三十天皇帝便糊里糊涂死了；而神宗想要立为太子的“福王”，后来，在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时，被农民军捉住，一身肥肉被割下来，和鹿肉一起，做成肉酱，成了犒军的下酒菜，名为“福禄酒”。历史竟如此残酷地嘲笑了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引发的那一次“国本之争”，也为明朝高度集中的皇权的体制和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发出了一片送殡的哀叹。
此外，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也与儒家士子的素质和才能有关。即如在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的东林党人，他们在明末的朝廷中，大部分都以“正人”自居；在明朝亡国后，他们很少投降李自成或投降清朝，确有保持“气节”的表现。这是他们在历史上获得好评的原因。但他们对明朝亡国，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首先是他们的“儒生”素质，形成了他们“死守儒家教条、不知权变”的缺陷，更不愿有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愿望和努力；其次他们都是些“能文不能武”的圣手书生，习惯了重文轻武，在国家多难的战乱时期，因才能所限，实际上拿不出任何足以“安邦定国”的政治军事策略。而且，他们的“党同伐异”，与“浙党”及其他“昆”、“宣”各党，在作风上也不无二致。一味坚持朋党内斗，不顾国家的安危，不识大体，实际上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都产生了危害。例如，东林党的邹元标，原先做御史的时候，第一个参劾张居正的是他；张居正死后，他被起复，做了“总宪”（左都御史），后来，主张给张居正恢复谥号的也是他。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张居正“功在国家，罪在私家”。说得似乎公正无私，但是，如果在他参劾张居正的时候，张居正就被罢黜，那么，张居正的十年改革就会辍止，还能有“功”吗？可见他的话，不过是为自己的“两张脸”遮羞。实际上，他参劾张居正，是为了“卖直沽名”；而为张居正恢复谥号，则是为了“表公固位”。这样的人，除了投机，哪会顾国家大局呢？又如：在明朝北方边防最吃紧的时候，皇帝原已接受了边防总督孙承宗的奏疏，准备赦免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一批战败的臣子，使其立功赎罪。而这时东林党的御史魏大中却说“封疆事重，议赦非时”，并纠合言官上疏，极力主张杀掉这批武臣，其中包括实际上是“有功无罪”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样的东林党人，哪里有一点对国家形势的正确认识呢？他上疏的目的，实际上大概是因为魏忠贤那一党人攻击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的贿赂，东林党需要避嫌，为此，竟在国家危急的关头，拿武臣的性命，去做朋党内斗的牺牲品。东林党人能说自己对明朝的亡国没有罪过吗？明朝的体制本来重文轻武，而天启朝，北方的边患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在这样的情势下，武臣在边廷流血，而文官却在朝廷中紧张地内斗，皇帝依靠谁呢？这就给了太监乘机揽权的难得机会。这不仅是“傀儡皇帝”听任魏忠贤专权，也是崇祯皇帝在消灭“阉党”之后，在军情紧急时，又重新使太监监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儒家士子，除了在国亡时“尽节”自杀以外，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能足以挽救危亡的办法。
总的来说，儒家“为帝王师”幻想的破灭，一是由于它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二是因儒家士子本身的素质与才能，对这种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儒家士子只能依附于封建朝廷，尽忠食禄，或与皇家同其休戚，或则在改朝换代时，装点欢颜，另事新主。看看明朝亡国时可知，虽然有很多儒家士子自杀尽节，但投降的人却更多。从“东林”名士钱谦益的投降和“复社”诗人吴梅村终于还是做了清朝的官就可以看出：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到亡国以后，其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不仅“气节”难于坚持，连“华夷之辨”的底线，也没有能守住。儒家经典维系封建统治的作用，到明朝亡国时，已经完全破产了。
海客谈瀛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
？ 周 宁
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他发现，中国人想象的自己的国家那么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当年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西方形象，让利玛窦难堪；多少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也让我们自己难堪。如果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来朝算起，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交通已有近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同化美化的海西国“大秦”、“拂菻”到异化鬼化的“佛郎机”、“红毛夷”，其中知识与想象的裂变、社会文化结构的隐喻意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而利玛窦见识的中国的西方形象，不过是一个焦点，一个历史叙事的戏剧化的焦点。
一
利玛窦于万历年间到中国，最初在广东肇庆教堂接待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