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２１日，使节团到达华盛顿，参加了美国总统格兰特举行的盛大的招待会。美国先进的航海技术，铁路技术和新奇风俗习惯，让使节
团感慨不已。
但是修改条约却让使节团看到美国的另一面，当岩仓向美国国务卿菲休提出改约谈判的时候，菲休援引国际惯例，要求使节团出具天皇授
予的交涉全权委托书，日本代表团目瞪口呆，只得派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回国取全权委托书。但是留守政府西乡、板垣等人强调出使的目的
是研究外国的典章制度，反对过早进行改约谈判。
当大久保利通弄到国书和新的全权委任状再度到达华盛顿的当天，有关改约的谈判交涉却终止了。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彼之
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竟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
美国无意带头修改不平等条约，使节团的改约计划搁浅。使节团强烈地感受到弱国无外交的严峻现实。此时使节团在美国已经住了将近半
年，便转赴英国，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以更加强硬的态度拒绝日本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并且提出了比现行条约更加苛刻的修约方案，要
求日本给与内地旅行权、沿海贸易权、土地所有权。其他各国也是步步进逼，贪得无厌。这种态度让使节团加深了对西方强权本质的认识，并
在以后对亚洲诸国如法炮制。在使节团内部，木户孝允对大久保进行预定之外的修改条约的谈判表示不满，木户和大久保在整个行程中一直争
吵，对和大久保站在一起的伊藤博文也很不满。
修约谈判受挫，使节团全面考察欧美的各国的各种制度。在一年有十个月的考察中，他们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利时、荷兰、德国、
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１２个国家，考察经费占到了当年明治政府收入的２％。他们考察了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
、交易所、各种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西方文明的成就，让他们目眩神迷。大久保利通说；“到西洋这么一看，我们不适
应这个世界。”岩仓具视在访问罗马时说：“视察各国之情况，向英、美、德、法这样的强国自不必说，虽二三流之诸国，其文化之繁盛，亦
为我国殊不可比。”
在英国的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使节团看到是黑烟满天、到处都是工厂，国民精神都倾注在世界贸易之上。这个与日本相同的岛国，没有一
样是土地生产的东西，有的只是煤和铁，主要是依靠工业和贸易相结合。大久保利通彻底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自不
待言，而要富国强兵，务必要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在英国的考察，促使大久保在回国后提出殖产兴业的建议书，提出“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
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于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以英国
为典范走发展工商业致富之国的道路。
一天拂晓，从普鲁士赴俄国的火车上，木户孝允不再入睡，“悲笳彻耳，残梦忽破，起而推开玻璃窗，车外是波兰，本地旅客有乞钱者。
因追想其盛时，泪不禁夺眶而出良久。”领悟到“各国事迹，虽有大小文鄙之差，然寻其废兴存亡之道，在于政规法典之隆替”。在美国就留
心各国宪法政治的他，认为日本人民尚未普遍文明开化，制定宪法要靠君主英断。首先要以五条誓文之外增设条例，形成政规，同时根据政规
制定法典。在普鲁士的时候，他注意到普鲁士的国情与日本很像，决心效仿普鲁士，在日本建立集权主义政体。大久保利通也认为，随着民主
的进展，日本的君主专制之体将来不能永存，但是民主也不能立刻适用，要制定合乎日本特点的宪法体制，给日本天皇制披上近代的外衣。岩
仓具视是宫廷派的政治家，一直强调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也认为普鲁士宪法最适合于渐进主义。
欧美国家的普及教育，给使节团留下深刻影响。木户孝允说，日本人和欧美人没有什么不同，只在于学与不学。美国的教育普及程度远远
高于日本，为了日本近代化事业，必须源源不断培养出大批人才，因此，“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使节团注意到，由于东西传统思想的
不同，在教育内容上有根本的差异，欧美各国普遍重视近代科学知识，注重实学。“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务无形之理学，使两国人民
之贫富不同。”东方教育造就了一批疏于切实之财产生理的社会寄生虫。因此他们哀叹日本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
１８７３年３月１５日，号称“铁血宰相”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会见使节团，俾斯麦对使节团直言不讳：“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这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是强弱相凌，大小相侮。”“他们所谓的公法，被他们说成是保全列国权利的准则，但是大国争夺利益的时候，如果对自己有利，就依据公法，毫不改动；如果对自己不利，马上诉诸武力，根本没有坚持公法的事情。”他向使节团介绍了普鲁士强盛的经验，告诉日本使节团，弱小国家要想独立自主，必须取决于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内治与外交上，应该内治优先，搞好内治才有发言权。这一番醍醐灌顶的话，让大久保等人等是产生钦佩之情，也疏解了修改条约失败的郁闷。在考察德国的军事制度的使节团，被德国的重视军事教育所震惊，“国中之男子堪执兵器者，悉受兵卒之教练，至少服一年常备军役，全国接受军人之磨练。”在克虏伯公司，他们看到德国的军事工业的强大，致力于学习德国的军事经验。
就在使节团在欧美考察的时候，留守的政府内部却面临着政变的危机，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不得不先后提前归国。
4，专心内治
这次的主角西乡隆盛，在留守政府中，他担任参议，在一年半时间里，他在废藩置县和兵制改革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他也看不惯东京的浮华风气。指责政府已经堕落为商业管理所。正在这个时候，陆军大辅山县有朋和大
藏大辅井上馨和商人勾结，私借公款的丑闻发生。留守政府面临分裂危机。
更重要的是，来自萨摩的军官从１８７２年起，就积极推动政府出兵台湾。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积极备战，准备行动。
另一个冲击来自朝鲜，在明治维新之前，幕府不能向朝鲜派遣使者，两国之事由对马岛上的藩主主持，贸易局限在釜山的日本会馆。从维
新一开始，日本就不掩饰对朝鲜和清朝的扩张意识，在给朝鲜的国书中，违反原来的格式，朝鲜自然予以拒绝。到了１８７３年５月，在朝鲜
的釜山草梁的日本会馆，出现了布告，对日本具有侵略野心的意图予以揭露，并不许日本人到朝鲜，到朝鲜的船只，如果不是幕府时代的船只
试样，也一概予以拒绝。这在留守政府内部引起了愤怒，西乡、板垣、江藤新平都主张“征韩论”。西乡隆盛甚至主张先派使臣去朝鲜，如果
使臣被杀，日本就可以派军队征服朝鲜。他自己愿意亲自担任使节。
虽然征服朝鲜和清朝是日本维新派人士普遍的思想，但是刚刚从欧洲考察回来的大久保已经确立了内治优先的路线，必然要反对西乡隆盛
的意见。在“征韩派”占优势的政府内部，大久保孤掌难鸣，只有等待木户孝允和岩仓具视回国。７月和９月，木户和岩仓回国后，政府内部
发生激烈争辩。虽然木户是最早提出征韩的明治高官，且和大久保在使节团有争吵。但是在访问欧美后，他与大久保在内治优先这一点上却是
一致的。
政变的发展颇有戏剧性，１０月１４日，举行阁议，岩仓主张内治优先，而后再谋外征。板垣退助赞成西乡的观点，大久保和西乡隆盛激
烈辩论，空气紧张。大隈重信因与外国人有约，请先退席。西乡瞪大眼睛望着他，厉声喝道：“当讨论这样国家大事的时候，与区区一个外国
人的约会而退席，何以对国家？”大隈重信只得默默就座。
第二天，两派仍然争执不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终于接受西乡的建议。大久保和木户拂袖而去，１７日向朝廷递交辞呈。
征韩派表面取胜了，但三条实美在上奏朝廷的时候，耽误了一天，就是这一天改变了事态的发展。三条实美在协调不成的情况下称病辞职
。１９日，大久保向黑田清隆上了一个密策，请求明治天皇发布敕命，任命岩仓为太政大臣，２０日，岩仓接受天皇的诏书，成为朝廷领袖。西乡隆盛感到形势突变，２２日仍然要求岩仓按照原先的阁议上报，岩仓具视说：“我奉敕命摄行太政大臣之事，深信自己的意见是国家的善策。所以，我要将彼此的意见同时上奏，听候圣断。”西乡隆盛等人拂袖而去。
２３日，岩仓具视上奏天皇，力陈整顿国政，增厚国力。同一天，西乡隆盛提出辞去参议、陆军大将、近卫都督的职务。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也辞去政府中的职务。天皇保留了西乡隆盛的陆军大将职务。西乡离开东京，返回鹿儿岛。明治六年十月的政变，是明治维新中一次重要的事件，从此政权转移到以大久保为首的“内治派”手上。
１１月１０日，太政大臣发布布告，决定设置内务省，大久保自荐兼任内务卿，具体承担起日本近代化的重任。这个部门不仅负责国内治安，还要鼓励和保护民间企业的发展。户籍、土木工程、运输、通信等等全部集中到内务省。他把大藏省和工部省作为内务省的左右 两翼，由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分头执掌，这三个省联在一起，形成以内务省为轴心的“大久保政权”。
在当时的日本，像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这样了解西方、掌握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的人并不多，为此，大久保把通晓洋学的旧幕府官员和地方上有政绩的官员，提拔到中央政府，成为推行改革政策的骨干。在这群人中，既有担任幕府研究西方知识的洋学所“蕃书调所”总裁和负责外交事务要职的大久保一翁，“蕃书调所”的教授神田孝平、箕作麟祥。在“开成所”任职的学者西周、津田真道，还有幕府军事总裁的胜海舟和海军事务官员厦本武扬。这些具有西洋思想的洋学者、技术官僚和军事官僚进入政府，为大久保推行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曾任日田县知事、政绩突出的松方正义也进入中央政府，后来入阁拜相，成为日本政界的元老级人物。
内务省成为“日本的国家”，它具有惊人的广泛权力。在这种体制下，大久保利通领导日本开始了一系列完善近代国家体制和发展经济的措施。
这一时期被称为激进近代化的时期。
强兵
1，军制改革
1870年8月3日，刚刚从欧洲和美国考察军制回国的山县有朋和西乡从道，应召进宫拜谒明治天皇，奏报欧美之行的见闻。这是山县有朋第 一次奏对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