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
当时的宫廷习俗，她还要给天皇涂脂抹粉。但走进门以后，她不禁大吃一惊，与她同行的女官也惊讶失色。天皇居然已经将自己的头发剪掉了
。这是日本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是留有长发。武士们还有随身携带双刀的权利，这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生活习俗。在当时日本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情况下，华族和平民是不能通婚的。身份在服装上体现的非常明显，高级官员常用的服装是直衣、狩衣。穿上以后臃肿不堪，在礼仪上也是繁文缛节。
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雷厉风行地推行了文明开化政策。１８７１年８月９日，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宣布日本人有剪掉长发、解除佩刀的自由。不久又一连串地发布了文明开化的法令：允许士族和平通婚；采用阳历，废除天保历；确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的正式礼服，鼓励官员穿西装。这些法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废除日本中世纪以来的风俗习惯，奖励和移植西方生活方式。他们首先在衣、食、住、行方面大搞欧化运动，其最终目的是想通过这些社会改革，建立一个适应世界潮流和日本国情的文明体系。
除了天皇的率先垂范以外，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实行这些社会改革。这一期间，日本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小册子，讲解断发、易服、食肉、敬神的道理。
１８７４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本奇特的书，他借两人对答的口吻，对当时政府实行的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征兵、租税、学校制度衣食住行的变化答疑解惑。对话的人一个是代表保守的普通市民，一个是代表开化的新派人物。这本小川为治撰写的《开化问答》站在当时政府的立场上，向当时日本的广大群众宣传铁路、电报、电话、警察、阳历、货币等问题。木户孝允自己主办了《新闻杂志》，不断报道天皇和宫内官员穿西式服装、出游欧洲的消息。
１８７２年，司法省和东京府制定了一项有关文明违章处罚的法令，在当年的１１月开始实施。其中对日本原来的一些习惯予以严厉禁止，比如禁止贩卖春宫画，不允许男女混浴，不准文身，不准妇女断发，不准随地大小便。首都作为首善之区制定这些法令后，其他各县也纷纷
开始实施。这些行为规范的制定，对改革社会风气到了很大作用。
东京的面貌也随之一新。在日本桥边，银座大街在１８７５年建成了。马路两边，整齐的瓦斯灯，在夜里将这里照得一片通明。临街种植
的松树、枞树和樱花让这里看起来如同欧陆风情，马路两边是欧洲式的楼房。时常可以看到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的政府官员在这条街上漫步。
日本妇女也穿起细勒腰身的时髦欧式服装，或撑着洋伞，或手捧洋书，在街上行走。
这条日本最早的西方大街，后来成为明治维新文明开化的象征，木户孝允称之为“日本桥边的文明开化”，至今，银座仍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大街。
东京在１８７１年出现了第一家西餐馆，名叫“开阳亭”。不久又有许多西餐馆开业。各式各样的日本人来这里大吃牛排，而原先牛肉在
日本被认为是脏东西，根本不吃。现在许多人喝着啤酒和白兰地，说着蹩脚的英语，用筷子在牛肉火锅里找肉吃。东京西餐馆的风习，很快传到大阪、横滨和神户。到西餐馆的人不仅有官员和名流，也有人力车夫、演员和学生。
2，启蒙的曙光
明治六年（１８７２年），在日本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
这一年的７月，驻美国的日本公使森有礼被调回国，另有任用。他刚刚回到日本，就倡议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将文教界的名流组织起来
，为推进文明开化政策商讨办法。
在西村茂树的奔走之下，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麟祥、箕作秋坪、杉亨二、福泽谕吉这些日本第一流的洋学者纷纷
响应和支持。９月，学社成立。福泽谕吉被推为社长，但是他固辞不就，森有礼被推举为第一任社长。翌年三月，出版了《明六杂志》。西村
茂树在创刊号上说出了刊物的办刊宗旨：“我国成立学术文艺的结社，是从今天开始的，社中诸公都是天下名士，大家都认为卓绝奇伟之论，
千古不灭之说，必出于本社。希望诸位先生以其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树立天下的模范，以不负识者的期望。”
这本刊物在以后一共出版４３期，发表论文一百多篇，论述社会问题的范围非常广泛。由于是名流撰文，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是
理性之光。而民六社的社员在几年时间内翻译出大量的西方著作也很多，介绍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术语在这一时期被译
成日本文字，后来也被中国的学者引入到中国。像西周，他是第一个把西方“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翻译成“哲学”的人。
这一时期后来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在美国当公使的时候，森有礼就知道了福泽谕吉的大名，并且认为他是对日本文化教育有巨大贡献的人。这是因为福泽谕吉在１８７２年
发表轰动全日本的《劝学篇》，福泽谕吉强调：“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一身之独立，乃学问为急务”。“人无天生贵贱贫富之别，
唯勤修学问，洞悉物事者为贵人，为富人，无学问成贫人，成下人矣。”他主张排斥“无实用之学问，学习人们普通日用之实学”。本着天赋
人权的观念，福泽谕吉批判了旧道德伦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本书发行总量达到了８０万册，超过了他以前写作的《
西洋事情》，当时在日本创造了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量。
《劝学篇》第一篇发表的时候，正值日本制定新学制。这些思想对于新学制的制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当时，福泽谕吉在东京的都
港区主持庆应义塾（庆应大学的前身），因为地处三田，福泽谕吉获得了“三田的文部省”的美誉。１８８５年，福泽谕吉又发表《文明论概
略》，系统论述西方文明先进，日本文明落后，号召日本人向近代文明进军，使日本固有文明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这本书后来一直被当作明
治初年日本文明开化的经典著作，福泽谕吉也因此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他的头像也被印在今天日本的一万日元的纸币上。
当时的这些思想家传播的西方自由思想，被广大青年所信奉。中村正直翻译的英国思想家穆勒的《自由之理》，青年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
册，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并列为学校教材。这些启蒙思想的传播，在以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思想推动力。从７０年代中后期开
始，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逐步发展，形成明治前期的重要社会现象。
3，教育的进步
几乎每一位关注日本崛起的人，都不得不把目光放在日本的教育上，因为军事和教育是它兴起的两大关键。
1874年，在佐贺士族叛乱被政府果断实行的“军国之政”平定后，大久保利通提审叛乱
的首要分子江藤新平，听完这位当日政府同僚的辩解，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江藤丑态，令人可笑”。四天后，江藤新平的脑袋就被刽子
手砍了下来。
但此时，日本全国的大、中、小学实行的还是江藤主持制定的学制。
江藤新平1871年7月就任新成立的文部省大辅（教育部副部长），总揽了教育行政的大权。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制。
幕府时代的日本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主要的教育机构有私塾，这是由著名学者创办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当时比较著名的有吉田松阴在１
８５６年再兴的松下村塾，培养出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洋学家绪方洪庵１８３８年在大阪创办的适斋，培养出了福泽谕吉等3000多名学生
。在各藩有各藩设立的藩校，学习很多近代科学课程，只有士族能够参加学习。在江户，幕府的直属学校是昌平坂学问所，主要以儒学来教育
幕府官员和各藩的优秀武士。他的课程设置也为各藩的藩校所效仿。
对农、工、商这“三民”来说，他们是进不了上述三种学校的。他们只能进寺子屋，这是为一般平民建立的学校，因为多设在寺院里，儿
童一般在7、8岁就拜师求学，尊师如父，爱生如子，所以叫寺子屋。寺子屋学习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实用的知识，根据每个人将来的职业而定
，一般有习字、诵读、作文、珠算、礼仪等课程。办学的人在城市多是官员和医生、商人，在农村则由村长、神官、僧侣为主。到明治维新以
前，这种学校已经普及城市和乡村，计有1万多所。
到1871年12月，江藤新平就组建了一个学制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委员会的12名成员有10名是洋学家，只有2名国学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这些委员依据英国、荷兰、美国、德国的教育制度，在1872年的6月完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国民教育计划。这是一个由学区、学校、教员、
学生、考试五大部分组成的计划，共计109章，加上1873年增加的海外留学生和专门学校的规定，共有213章。
学制草案按照法国的办法，把全国分成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置一所大学；每一个大学区下面设置32个中学区，全国共设有256个中学区，各区设一个中学；每一个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全国设立53760个小学。按照当时的人口，每600人设置一个小学，每13万人设置一个中学。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学校体制。
学制主要的部分是在小学，儿童从六岁上学，分为上下两等，各为四年。可以根据各地情况设立幼儿园、私塾小学、贫民小学、村落小学、女子小学等。中学分为上下两级，各为三年，共有六年。除了普通中学以外，还可以设立工业学校、商业学校、翻译学校、农业学校残疾人学校等。大学则是教授高深学问的学校。教育经费分为三部分：学费、民间负担的捐赠款、国库的委托款。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评价《学制令》的时候说：“文部省于1872年制定的学制，是出色的启蒙主义文件，是为了加紧建立与万国对峙的体制，加快普及教育。”
1872年6月，当这个草案首次被提交到太政官会议上审批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部的负责人都非常吃惊，这个计划过于庞大，在当时日本的条
件下，废除所有的寺子屋，全国一律实行8年制的小学校，让主管财政的大藏大辅井上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因为当时的日本确实无
法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学制的颁布时间不得不一再拖延。
此时江藤新平已经调任司法卿，他和参议大隈重信极力主张通过这个草案，文部卿大木乔任不顾一切反对，强硬要求通过。于是，当年8月
，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方案终于以《学制令》颁布出来。同时还发布了太政官的《告谕》，《告谕》开宗明义地说：“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
产、兴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