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三期》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书屋 1999年第三期- 第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着一切本原的‘浑沌’存在,最终有可能将人类自己‘窒息’掉。而且,越是‘现代化’,人类所承受的‘负积累’、‘负价值’也就越多。……人类,将一步步走入被渴死的命运。”平明《你的书值得砍树吗?》(98、6)则以一种尖锐的幽默表现出对自然的关切,令人警醒:“一棵有声有色有生命的树变成一堆无灵魂的书,这与森林火灾一样大煞风景,而且还没有那份壮观。看着一堆死书,你会替大树抱憾没能变成山涧里生满青苔的倒木、整齐的地板块和散发着香气的木柴。即使为了这些冤死的魂灵,出版社的大门上也该铭刻那句格言了:‘你的书值得砍树吗?’”而何清涟的《社会良心的呼吁》(98、5)则直指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说到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只是‘一箱子工具’,只注重技术分析的正统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一群手持工具的工匠而已,他们无法给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明确的价值取向和人道主义目标,难以成为社会的良心和脊梁。……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性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此外,像王安忆的《接近世纪初》(98、1)、柳鸣九《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98、2)、赵柏田《出生于六十年代》(98、3)、陈坪《我看王小波》(98、3)、龙应台《小城思索》(98、4)、张远山《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98、6)、公刘《独立苍茫》(98、6)等等,也无一不具有这种平民的人文主义精神。
  忧人也好,忧天也好,忧社会也好;质朴也罢,尖锐也罢,深奥也罢,其背后体现的编辑思想却是一致的:关心人,关注生命。影响读者的,不仅是作者的观点,还有编者的思想;文章中凝结的,不仅是作者春蚕吐丝般的劳动,还有编者蜡烛燃烧般的热情。如果说,一篇文章,作者体验的是第一次感动,那么,编者体验的则是第二次感动了。甄别,辨读,筛选,定夺,呼吸吐纳,蜡炬成灰……天下的编辑本是相似的,而一本与书有关的杂志更容易散淡不羁。《书屋》中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编辑思想,实属难得,即使如我辈之不才,稍加浏览几篇,也能见出她对人本身的关怀。任何好的刊物都是一个智慧的生命,酿造精神芬芳,启发人类良知,滋润干燥心灵,反观自身丑陋,是对付人类动物性本能中病态的残忍、无知的野蛮的最好武器,甚至能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我觉得,《书屋》做的,无疑包括这方面的工作。
  内美外修,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借用《书屋》的一句话说,这样的刊物,值得砍树。
  下面为本人所推荐的八篇文章:1、王安忆《接近世纪初》(98、1)2、王耀文《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98、2)3、毛志成《庄子“浑沌”解》(98、3)4、龙应台《小城思索》(98、4)5、景凯旋《毫无目的的残酷》(98、5)6、单世联《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98、5)7、张远山《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98、6)8、平明《你的书值得砍树吗?》(98、6)即颂编安!
  刘 畅1998。12。26于南开园一九九八年度《书屋》读书奖推荐书目1、第一期《我何以要写杂文》(冯英子)写杂文是一个危险的行当,其功夫有时不在文字,而是幕后两种力量的较量,台前的人只是看热闹而已。
  2、第二期、第三期《一九九三年日记》(王元化)王元化先生的日记有文化,有历史,有人物,有事件,有湖光山色,有时事点评,有读书心得,有人际往来,洋洋大观,文风自然。
  3、第二期《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王耀文)用革命否定人的多元选择,今天看来的确是不合适的。人有革命的自由,也有不革命的自由,有时候革命也会误入歧途,甚至给大家带来灾难,比如“文化大革命”即是。
  4、第三期《追忆顾准》(丁东)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艰难岁月里的苦苦求索。
  5、第五期《读陈寅恪 想钱钟书》(胡文辉)陈、钱确有可比之处,同时代的两个知识分子,不同性格,不同道路,不同命运,令人深思。
  6、第六期《邓广铭先生与他的精神世界》(欧阳哲生)从邓广铭先生身上看到北大精神。虽不专写“掌故”,但读这些“掌故”,当年老一辈知识分子求学的经历和当时的学术氛围令人神往。
  7、第六期《人间事哪能这么简单》(邢小群、梅娘)梅娘的经历反映了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动荡不安的遭遇。联系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的遭遇,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确值得探讨。
  8、第四期《永远的“歧路”》(周可)办刊议政与做学问很难兼得,胡适办刊议政遭遇是知识分子道路选择中难免的现象,只是他更典型。
  山东滨州地区消防支队政治处 张书忠98。12。23

  知遇之恩

  
  ? 吴祖光
  灯下随笔
  近些年常常不得不怀着满腔悲痛来写一篇篇的悼念文章。我们这些从三十年代兴起的同龄朋友都快到该结束一生事业的时候了,好比是一台大戏,剧中人一个个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就该退出舞台了。
  和我同年代出生,却比我小六个月的曹辛之先生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已经一年过去,我至今保留着他亲手给我的五件珍贵礼物。从年代说起:第一,是一九四六年经他亲自设计,由他主办的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一本神话幻想话剧《牛郎织女》,是那种三十二开方体版本,上端横排剧名的红色美术字,左边直排“四幕幻想剧”和作者名的长仿宋字。轻俏秀美,是我从一九三九年在生活书店出版第一个剧本后至今出版近百种书籍中我自认为最美丽的封面和内部装帧的剧本。第二,是在距话剧《牛郎织女》出版三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八○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三个京剧剧本:《凤求凰》《三打陶三春》《绳伎红娘子》的合集《求凰集》,也是由辛之为我设计的封面,这个封面设计很简练,然而美观大方,深粉红色衬底左上角占三分之一篇幅,一支银色飞翔着的凤凰,右下角一片白色的祥云,线条柔丽,尤其那个银凤是我看见过的最美丽的凤凰。我手边现存的是一九八三年第二次印刷的版本。第三、第四是辛之送给我的两本诗集,一本是一九八一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包括他个人笔名杭约赫的九诗人合集《九叶集》,另一本是仍用曹辛之署名的《最初的蜜——
  杭约赫诗稿》,一九八五年出版,至今也十一年了;两本诗集的装帧、版式、纸张都是第一流的,当然都出自辛之的锦心妙手。最后一件是我更应当永世保存并流传后代的珍物是“丁巳夏”即一九七七年辛之拓赠并裱成拓片的纪念张,上面是辛之手刻的我与凤霞两人的五块石章,我们俩已经用了将近半个世纪了,都盖在我们的画幅和字幅上,还将永远盖下去直到我俩的终老,这真是永世的交情。
  辛之的早年是一个驰名于上海署名杭约赫的热情奔放的诗人,但那时我却和他尚未相识,现在回想至今从未听到过他一字谈诗。五十年来他一贯以装帧和刻印大师的面目出现,谦和、善良、热情、真挚是他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象。
  但是我更应当写的是他对我的“知遇之恩”。这四个字对他、对我或许都不够准确,但我实在找不出更为适当的词语了。
  辛之夫人、赵友兰嫂嫂或许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她会晓得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直到万恶“文革”以后的八十年代,整整三十年当中我所受到的离奇、荒谬、卑劣、无耻的“政治迫害”的形形色色……我只举出两件小事来说说我与辛之的“知遇”。
  一九五七年是我热情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就“文艺领导”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意见,但立即变成了“反党”分子的右派,引起了全“文艺界”以至“举国”的咒骂,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而且祸及父母妻子,在“领导”巨大的压力之下,我妻被迫回了娘家。顷刻之间众叛亲离,陪我在一起的只有我在三年前自己购置的房屋,从上海接来的高年父母和三个年幼的子女。旧时每天宾客盈门,一刹时变得悄无人迹。在这期间,出我意料之外的是竟接到曹辛之兄的电话问候,电话里他的声音是那样热情、友好,充满友谊和关怀,真像在冰谷里得到一盆炉火一样温暖。几天以后,又出我意料之外的妻子忽然回家来了。我问她是谁给你解除禁令放你回来的?妻子告诉我是有一天参加了一次包括戏剧、电影界少数人的聚会,周恩来总理在会后召集了几个人谈话,向妻子问到吴祖光的情况。知道新凤霞被迫住到娘家之后,叫她立即回家。并向在场的一些人说,“你们应当去看看吴祖光”。于是她当晚便回家来了。
  以后的三五天里陆续有几个人来看我。我现在虽然记忆力大大衰退,但却记得清楚,来看我的是:金山、马少波、北影导演伊明、汉剧演员陈伯华是和国务院典礼局长余心清同来的,此后便无人登门了。直到一九五八年初春,北京的冰雪尚未化冻,我们——中央文化系统所属第一批“右派”大军五百人浩浩荡荡乘坐专列火车——“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开赴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极北边疆北大荒。火车开动之前,谁也不知会去何方?去多久?
  人是能受得千般苦、万般苦的,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从发生在“反右”九年以后——以古以来最荒谬、最野蛮、野恶毒、最下流的“文革十年”,我们不是也经受过来了吗?那时候,我们都在风吹雨打之中,倒也说不上谁同情谁、谁关心谁了。何况其中还有一小段没人管的自由日子,从我家——北帅府胡同到辛之家——
  帅府园,不过一箭之地,看到辛之的一家,总是觉得亲切温暖的。直到一位萃华楼国营餐馆的党委书记和另一位工人同志的两家人强行闯入我家,强占了我的西屋三间和南屋三间之后;一天我上街在公共汽车上遇见老朋友京剧小生叶盛兰,他告诉我他自己的居家情况和我相同——占用你家的房子、你家的家具、你家的水、电,还神气活现地欺侮你。他劝我找到房管局,把现住的房屋换住到相应的楼房,关上房门便得一家安居。我采纳盛兰建议以我还住着的十一间北房和东房换到了和平里的两套共四居室的楼房,果然觉得安静了。然而又发生新情况:两个儿子响应“党的号召”,一个去了我曾待过三年的北大荒;另一个作了商店的司机兼售货员,而我又被关进了文化部干校。
  由于父亲在我去北大荒时逝世,家里只剩下我的母亲、妻子和小女儿。和平里的街道主任小冯是个中年女党员、我家的邻居,她来说:
  “你家用不了这么多房间。”继而自己又占住了我家的一间。真不知道我们的中国是个什么世界!
  一九七六年终于结束了血腥遍地的十年苦难“文革”,但是我家灾情惨重,作为万众欢迎喜爱的演员、我的妻子已因疾病和殴打——打人的是她对之施恩过的学生——成为残疾。无比善良的我母亲和岳母、岳父又已相继去世,想到他们生前�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