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他所受委屈确实属实，但他所言徐州会议之事，并不切实。第四次徐州会议是复辟前的总动员会，督军团照例是要参加的，段祺瑞确派代表参加了，但却不闻冯国璋有代表在座，且冯的嫡系王占元和李纯均消极抵制了这次会议。至于前三次徐州会议，则未必完全与复辟有关，不过是督军团的例会罢了。因此，说冯背信弃义，除非上溯到1916年袁世凯刚逝世的时候，可是，政治风云变幻，此一时彼一时，怎能刻舟求剑呢？
张勋复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由于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暧昧，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幻想，便是民国政坛的头面人物也不能免此。如徐世昌、冯国璋等人，有的甚至是为民国创立立下功劳的人，均不能褪去那层保皇的情结。就其层次深浅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坚定的保皇复辟派，如康有为、胡嗣瑗、朱家宝，以及金梁等宗社党人；第二种是满清情结严重，但具体表现受时局影响的，如徐世昌、冯国璋等，张勋其实也属于这一种；第三种则是墙头草，当时通电附逆的各省督军多是此类。由于民国初年的民国，并不是革命党人的民国，而是北洋系的民国，而北洋系实力派大多曾臣事满清，其民主共和的意识只怕远没有忠君事上的情结多，因此，民国初年的复辟是必然而非偶然，纵使没有张勋，也会有倪嗣冲，抑或朱家宝，说不定就是冯国璋。
但复辟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这并非一组悖论，因为复辟之所以成为情结，乃在于他深埋在复辟派的心里，并未被实践加以证明，于是便如雾里看花，愈幻愈美。一旦好戏出台，观众满怀热情地定睛一看，才明白原来不过如此！帝制云云，原不过是一场怀旧，还是不如民主的好！于是注定要“反动之反动”。何况，这些封疆大吏、实力派，哪个不是演戏的高手，当初怕担风险，因此谁都不愿唱主角，如今主角登台，又觉得你凭什么做主角，于是假戏成真，翻脸无情，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台戏当然也就演砸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复辟是极具危险性的。假设张勋的实力和水平更上一个台阶，竟是历史上曹操、苻坚的角色，只怕粉碎复辟的行动要复杂艰难得多，而小朝廷的江山又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张勋竟成为小皇帝溥仪的“吾家千里驹”，也未可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前，就很担心附逆的人越来越多后，局面将难以控制，所以要兵贵神速，这一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此，马厂誓师和冯国璋的代行总统，客观上来说都是好样儿的！遥想洪宪帝制的时候，蔡锷将军首张义帜，这是出于他革命党人的理想追求，还不足诧异；如今张勋复辟，竟然由两大满清遗臣、北洋二杰联合出击，仅就其讨逆檄文激励民心的积极意义，其思想境界之提高，已足堪为之击节一赞了！
五、天津会议
辫子军于7月12日挂五色旗投降，冯国璋于14日电请奉还大总统给黎元洪，但黎元洪知道尽管自己命令段祺瑞复职，但段祺瑞决计不会尽释前嫌、善罢甘休，因此不愿就职，并通电全国决意去职。当然，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实际的情形则是：北洋系内部十分讨厌黎元洪，但是南方的国民党和西南诸省坚持认为黎才是合法的总统；黎元洪的策士金永炎看到这个民心向背，就在上海用黎大总统的名义发出了一个“奉诏讨贼”的通电；伍廷芳也带着外交总长的公章赶到上海，声明继续办公；军界老人丁槐更偷偷携带大总统印玺避居上海，扬言除非黎大总统的亲笔信，否则谁都别想拿走印玺……这些事是否出于黎元洪的策划，不得而知，但是相对于北洋系的强势，黎派的这些做法实在是小儿科。不久段祺瑞迫使黎元洪下达了免除伍廷芳的外交总长令，接着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打通租界的关系，将丁槐收监候审，“传国玉玺”自然就落到了北洋系手里。
但段祺瑞内阁中还是有君子的，比如张国淦就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张国淦在府院之争的时候就是一个十分可爱的鲁仲连，如今他抛出这个很有道理的办法，确实是出于对黎元洪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可惜段祺瑞竟然没有采纳，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对黎元洪已经深恶痛绝，以他刚愎自用的个性，不可能委屈自己；二是他对北洋系内部的手足之情有信心。
因此，他兴高采烈地给冯国璋发电报，电文干脆利落四个字：“四哥快来！”冯国璋一看之下，心中的棠棣之华登时怒放，连连对身边人说：“你们看，你们看！芝泉这个粗人，芝泉这个粗人！”随即命驾北上，就任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同时，黎元洪通电全国，指天为誓说：“即赴津宅养疴，息影家园，不闻政治。”
其实在冯国璋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他的僚属是进行过激烈的廷辩的。一派人极力劝说他北上就职总统，因为“天与”如何可以“不取”呢！而且老在南京代理总统，终究影响国际观感。另一派人就持重得多，他们觉得要做总统也要在南京做，一去北京就龙游浅水，黎元洪是前车之鉴。冯国璋在大事上素来缺乏决断，因此犹疑不已。这时靳云鹏来游说他说：“北方的局势如一个大香炉，香炉三条腿，大总统您是一条，其他两条是总理和东海（指徐世昌）。有这样三条腿，您还怕香炉站不稳吗？我保证，这次四哥到了北京，能做一辈子的总统。”冯国璋脸上渐露微笑，于是下了决心。不过他还是留了个心眼，出发前以总统身份调任他最亲信的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为他守住了大本营。
他进京后第一件事是派使节赴紫禁城面“圣”，一方面表示对清朝的感念，另一方面也通知小皇帝溥仪，您的“吾家千里驹”现在已是腾空而去了！他做的第二件事则是委派总统府的要员，名单中既有张一麐这样的彬彬文质，也有张宗昌这样的跋扈将军。接下来他要做的，便是调和北洋系内部的关系了。他与段祺瑞执手相对，誓言今后再不会有府院之争了！他还把好好先生王士珍请出山来做了参谋总长，使北洋三杰聚首中央，他满怀憧憬地说道：“我们三人无所谓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
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对半壁山河的稳定很有好处。如今，“北洋三杰”若能拿出小站时的精神气质，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未始不能使国家有所起色，使其人生境界更上层楼。但是，他们一旦趟上政治这潭浑水，就无法避免上演“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闹剧。
接下来不久就发生了新的府院之争，而且较之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段祺瑞是两次府院之争的当事人，可见其必有责任。当初他和徐树铮把黎大总统当成盖印工具，把“黎菩萨”气得要死要活的；如今他竟然对冯四哥也如此跋扈，真是令人侧目。如此一来二去后，冯、段的私交大受影响，连往日常设的麻将局都渐少终无了，再加上徐树铮仍旧把冯国璋当黎元洪使唤，关系不僵才怪。
但是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毕竟上了一个档次。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名器之争，总统认为总统是老大，总理却认为总理是第一，因此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以大动干戈，实际上有民国元年内阁制与总统制之论争的余响。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却是一种政见之争。段祺瑞鹰扬虎视，要用武力征服全国，是把南方军政府当作敌人来对待的，这是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但冯国璋却希望“和平混一”，视西南实力派为愤而出走的兄弟，因此寓含了对袁世凯的否定。
袁世凯之与冯国璋，似乎本来就不及与段祺瑞那么亲密。辛亥革命时，冯国璋竟然不能体察袁世凯养敌自重的用心，袁只好用段祺瑞来接替他。到了洪宪帝制时，段祺瑞虽反复劝争，充其量是个诤臣；冯国璋则主动和西南方面联系，完全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冯国璋在就任总统后，之所以会有“和平混一”这么高的觉悟，其实还是得益于梁启超的理论熏陶。他任总统后，即曾请梁启超到总统府内讲述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知识时事。而此时的梁启超，已是南方军政府的元老，思想日新又日新。所谓近朱者赤，冯国璋因此与南方要人的关系日趋紧密，并与广西实力派陆荣廷结为兄弟。他身为总统，又怎能对自己的结义兄弟开炮？可惜段祺瑞不管这些，一意南征，于是府院之争不可调和。
段祺瑞始终相信北洋军的实力，认为三五个月内就可以扫平西南，这是他决意武力统一的底气。当时，湖南地处南北之间，是地理位置最特殊的一个省份，他要平定西南，首先就要控制湖南。湖南省长谭延辏轮醒肴局负希亩嫒朔⑵稹跋嫒酥蜗妗痹硕导噬暇褪欠炊员毖缶牒稀５戊魅鸩挪还苷庑龀龅奈┮蝗貌绞桥梢桓龊先烁盗甲羧プ龊隙骄宰鞔厦鞯叵耄骸罢獠痪褪窍嫒酥蜗媛铮 笔獠恢盗甲羲涫呛先耍孕〕ぴ诒狈剑诶婀叵瞪鲜峭耆粲诒狈降模先艘埠苌儆腥酥浪呛先恕Ｕ獯危盗甲粼诒本┬季椭笆保攀牡┑┑乇Ｖぃ骸跋嫒酥蜗妗薄ⅰ熬穹种巍薄ⅰ安淮北胂妗钡娜颉：先艘豢淳托α耍疤儡济胶鲜保彩钦庋信档模峁毖缶共皇窃丛床欢系乜绰穑”毖缶宋馀彐谕猓院弦幌蚴遣皇匦庞玫摹９唬盗甲艋耙粑绰洌诙Ψ豆安康魅牒系南⒕鸵阎罴ǘ肆恕�
这不仅是对湖南人的挑衅，也是对冯大总统的挑衅。不仅是因为冯的施政纲领是“和平混一”，而且还因为他已答应金兰兄弟陆荣廷，要维持西南局势的现状。这次傅良佐督湘，陆荣廷马上质问冯，使他面上飞红，只好让段祺瑞来回答。段祺瑞则还是那副刚愎自用的样子，坚称此事没有争论的必要，陆荣廷大怒之下，干脆直接帮助湖南人进行反抗了。
新的府院之争虽然伏笔很深，却是从傅良佐督湘正式开幕的，不久由于傅良佐被湘军驱逐而进入高潮。1917年9月18日，湘军将领林修海、刘建藩分别在衡阳和零陵宣布自立，北洋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阵前倒戈，通电要求停战撤兵，傅良佐仓惶北逃。除了湖南，当时可以反映北洋内部矛盾的还有四川，段祺瑞指使刘存厚攻击黔军的戴戡，竟将这位护国功臣给杀了。戴戡是蔡锷的战友，当初和蔡锷一起回到云南，举起了护国的义旗，由于与蔡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