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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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掌国- 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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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封禁令,并鼓励山东、河北等省百姓大量迁入。到了1904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在远东的利益,竟在东北大打出手。清廷无力保卫自己的领土,只有忍气吞声地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声明道:“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但是日俄两国竟置之不理,擅自于次年8月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开始出现“南满”、“北满”的称呼,东北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清廷经抗议无效后,认为有必要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徐世昌从东北考察归来后呈递的《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中,对这些问题看得很透彻,这也为他赢得这一要职增加了筹码。

  就东北形势而言,徐世昌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于1907年4月从北京出发,乘火车赴奉天就任东三省总督、钦差大臣兼三省将军事务,麾下的三省巡抚分别是奉天唐绍仪、吉林朱家宝和黑龙江段芝贵。段芝贵因“性贿赂”丑闻旋即被免,代之以程德全。这些人当时都属于开明派,日后则都将在民国初年大显身手。军事方面,则带来了曹锟和张勋。徐世昌深知东北局势的险恶,知道没有军队将一事无成。恰巧中央在削夺袁世凯的兵权,将一、三、五、六镇收归陆军部直接管辖,他便奏请将第三镇调驻东北。第三镇是袁世凯的王牌,徐世昌此举既壮了自己的声势,又为好友保存了实力,可说是一举两得。第三镇统制曹锟是袁世凯最亲信的部下,徐世昌如果抱有私心,完全可以换帅夺权,他既然并未这样做,足见他与袁世凯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后来沙俄雇用蒙族土匪骚扰挑衅,东北原驻军不能抵抗,还是曹锟带领第三镇东征西讨,才稳定了局势。除曹锟外,他还带来了张勋。当初徐在小站时看中了张的直爽性情,特意收其为门生,张勋意外地列名翰林门墙,也深感荣幸。这次徐世昌任命他为奉天行营翼长,后来也参与了剿匪。慈禧太后听说张勋力战有功,特意提拔为实缺提督,十分宠信,张勋也感恩戴德,这埋下了日后复辟的伏笔。行政方面,尚有陶大均、钱能训、黄开文等。此外,徐世昌还带来一批能人异士,比如武术大师孙禄堂,便是被徐世昌三顾茅庐请到东北的,后来更长期跟随徐世昌。不久后,孙禄堂在奉天轻松击败欧洲格斗冠军俄国人彼得洛夫,名震中华,又为东北军队的体质训练做出了一定贡献。总之,由于徐世昌兼有开明派与清流派两种形象,士人争相往之,故东北一时成为人才辐辏之地。 

  徐世昌到任伊始就遇到十分棘手之事。7月11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中国外务部,妄言位于图们江的江东滩“间岛”为何国领土未定,并于同日悍然派军进驻。所谓“间岛”,指的是延边一代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原属宁古塔辖地,光绪年间并入吉林省延吉厅,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领土。《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日本占得进一步侵凌中国的地利之便,所谓“间岛”问题就首当其冲地被提了出来。15日,日本擅自在延吉设立了“驻韩统监府派出所”,准备正式吞并该地区。徐世昌闻讯,立即派道员王崇文和监督吴禄贞赴延吉取证,证明“间岛”完全位于图们江北,是中国领土无疑。16日和19日,外务部两次照会日方,严正声明日方为侵略行为,敦请其撤出“间岛”。经过反复交涉,据理力争,日方不得不撤出该地区。这是徐世昌东北任上的第一件大事。

  对“间岛”的保卫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沙俄鲸吞中国领土,使中国失去了在东北原本漫长的海岸线,这对于当地渔民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有鉴于此,清廷据理力争,于1886年与俄国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将两国沿图们江的界碑向日本海方向推进了34华里,并争得了图们江通海航行的权利,从此20年内,该地区的出海贸易频繁。日本人之所以想染指“间岛”,正是眼红于此。

  问题解决后,清廷将该地区开辟为正式的商埠,1909年又在珲春设立海关总管,统管东北边境的海关事宜,于是贸易更加兴旺,航线持续增多。直到1938年,日本在张鼓峰战役中败于苏联,遂封锁了图们江口,中国渔民的出海贸易才告停止,至此共行使出海航行权52年。

  同时,徐世昌特聘英国工程师秀恩对葫芦岛海域进行了勘测,结果认为此处为建筑港口的适宜之地,此即葫芦岛港的滥觞。在内河航运方面,徐世昌则于到任之初便命人调查松花江航路,并在哈尔滨成立“汽船官营总局”,购买轮船开始在松花江上进行航运业务,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松花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沙俄之所以能轻易地攫取中国东北大片领土,除清朝国力疲弱外,另一客观原因是东北地广人稀,很容易被对方进行殖民占领。比如,沙俄于1900年侵占的江东64屯,是黑龙江中游最富庶的地方,方圆有一百里,中国人却不过三万余,由于远东俄国人在粮食物产方面对其依赖严重,于是大量移民进入该地,并最终出动军队进行种族屠杀,永远霸占了这一地区。之后,沙俄和日本对东北的殖民倾向日益严重。清廷痛感于此,为防患于未然,将移民垦荒作为一项重要“新政”来推行,然而在东蒙地区推行的“放垦蒙地”则一度激起了蒙古牧民的激烈反抗。

  沙俄对内外蒙古的觊觎之心昭然若揭,因此,虽然牧民激烈反对,但为了迅速移民以实现有效控制,清廷对抗垦者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当时的东部内蒙古地区分属黑、吉、奉三省,因此继续推行“放垦”政策也是徐世昌的一项重要工作。1907年,新成立的黑龙江垦务总局宣布将尚未分放的荒地一律展放。次年,为犒劳驻扎东北的第三镇退伍兵,黑龙江省宣布每人授田百亩,兴办屯田,以补军用。牧民生存空间被挤压,于是在绰克大赍的领导下进行了武装反抗,徐世昌派兵征剿,虽然一直未能擒获绰克大赍,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放垦”政策的继续执行。蒙古放垦政策从1902年开始的十年之内,共放垦土地约为10万余顷加330余万垧,并征收了约700多万两押荒银。

  1909年,徐世昌又奏请在东蒙设立洮昌道,以加强管辖,并建议加强对蒙族子弟的汉化教育,同时在各地法政学堂加开蒙语课程,以利于汉蒙沟通。这些举措的目的皆是强化对东蒙地区的控制,以对抗俄日两国迫在眉睫的侵略,在客观上则促进了东蒙诸旗的近代化。但是清末十年掠夺性的大规模滥垦,排斥传统的畜牧业,使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当然是身处那一时代的徐世昌所无法料及的了。

  总体而言,徐世昌在东北的施政纲领是“平均各国之势力,广辟商场,实行开放”。所谓“平均各国势力”,乃是弱国外交的最为现实之路,是晚清外交政策的主线,以前的李鸿章便是如此,如今身处形势更为严峻的东北,更是惟有如此。所谓“广辟商场,实行开放”,则是通过与各国的通商往来,建设正常的经济交往,以形成关系各方利益的非军事化氛围。徐世昌之所以能鲜明地提出这一纲领,除了他在北洋军队中的钻研西学和在天津的行政历练之外,还在于他的助手奉天巡抚唐绍仪是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素来亲美,其余僚属也多有亲美派,他们上下一心,故能迎合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外交思路。有关他在东北的表现,他都亲自记录于《东三省政略》和《退耕堂政书》两书之中。

  徐世昌于1909年调任邮传部尚书,在他主政东北的两年内,俄日两国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工商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到他卸任之时,奉天已是一座马路、电灯、巡警无不具备,俨然欧式的近代化城市。贝勒载涛出访欧洲返国时路经奉天,见到楼厦壮丽、军乐嘹亮,不禁啧啧称奇,回朝后盛赞徐世昌的施政能力。结合他在天津和东北的表现来看,他绝非一个沽名钓誉的泛泛之辈,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当时慈禧太后已死,袁世凯知道将不见容于摄政王载沣,称病回乡隐居。他的部下多有不服,军机大臣张之洞于是奏请调徐世昌回朝,以笼络北洋军。他与满旗权贵素来和睦,于是竟得到了朝官的第一肥缺——邮传部尚书。到了次年,清廷设立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他和满人那桐为协理大臣。徐世昌终于赶在共和肇立之前,成为登峰造极的汉臣。

  徐世昌在东北还有一事几乎被人遗忘:1908年,孙中山的特使李石曾秘密来到奉天,劝他响应革命。他回答道:“反对清朝我做不到,但是我决不跟党人为难,并请您向孙先生致意。”临行还赠送路费两千元。他向来不轻易赠人金钱,此举足见他对孙中山和李石曾的敬意。后来,革命党人分析道,如果摄政王载沣杀了袁世凯,徐世昌出于为好友报仇以及避祸的心理,是有可能响应革命的。 

三、“文人做总统”

  徐世昌之所以不排斥革命党,想必是出于他对清朝统治能力的悲观。一方面,他对清廷感恩戴德;另一方面,他又对清朝的统治不抱太大希望。这种矛盾的心理绵延至清亡之后,深刻影响着他今后在政坛上的表现。

  他在邮传部尚书的任上也一样卓有成效。最可称道的是他大量任用归国留学生,如胡贻谷、项骧、王世征、李方、熊崇志、施愚、马德润、郑诚、水钧韶、周启廉、黄为基等都得到他的青睐,而既无出身又无官职的留美工科学生詹天佑更被他破天荒地授予“五品顶戴”,最可见他爱才之心。他还创办《交通官报》,宣传和普及交通、信息知识和筹办邮传宪政等等,对实业、信息产业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

  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会面

  徐世昌在阁臣任上波澜不惊,但清廷的统治却已是风絮雨萍,到了辛亥年十月,武昌终于被革命党人攻占。清廷派荫昌前往征剿,不料引起了一片责难之声。由于党人打出的是恢复汉土的旗号,而荫昌恰是满人,于是在敌我双方均激起了猛烈的针砭。北洋军不同于以前的八旗兵,不仅汉人占绝对多数,而且很多都被潜伏的革命党人策反动员过了,如今见满人带兵打汉人,自然是怨声载道。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调教出来的,大小将领多是袁的亲信,今见有隙可乘,便纷纷呼吁请袁世凯出山。摄政王载沣迫于形势,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不料袁世凯的眼里已看不上“总督”了,竟一口回绝。当时革命军兵锋甚锐还在其次,北洋军中也笼罩了一股诡秘的氛围,战不能战,散亦不散,开往武汉的后援部队裹足不前,似有反噬京城的趋向。载沣大惊失色,只好求助于徐世昌。

  徐世昌和袁世凯的关系天下皆知,但满清权贵竟然能始终信任徐世昌,纵是到了这个你死我活的关头,载沣等居然还对徐世昌深信不疑,足见徐世昌做人的成功。他总结自己的为官秘诀为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而徐世昌之所以能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第一利器便是“圆通”二字。但是正因为“圆通”,当此紧要关头,就决不会对清廷效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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