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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夜的会晤使谭嗣同满意而去，最后达成的意见是：“光绪届时若能在袁世凯军中，则可诛杀荣禄。”然而维新派对此密议并未严加保密，以致次日朝内即有交头接耳议论此事者。荣禄对袁世凯早有戒心，此时更是秘密来津，以备不测。
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
八月初五，光绪得到谭嗣同的密报后，第三次召见袁世凯，除温言嘉勉外，有“卿练兵甚好，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之语，暗示他对抗荣禄。但袁的反应已经不同。他一出宫门，即向人道：“皇上若责我用兵，我不敢不奉诏；若是其他事，则非我所知也。”此时其立场已由帝派转为帝、后之间的骑墙派了。
但他躲避不及，在宫门与荣禄狭路相逢。事实上后党关注他已非一日，在军事上对他也早有防范，只是投鼠忌器，且要留观后效而已。如今荣禄见他神色不定地从光绪那里退出来，劈头便问所为何事。此时袁世凯自知若稍有犹疑，当场就可能死于刀下，乃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但坚称此事与光绪无关，万不可牵累皇上云云。荣禄微笑不答，只是宽慰道：“你还是回去好好练兵吧。”但旋即又带袁世凯赴颐和园觐见慈禧，具告此事。这便是袁世凯告密的全过程。后人或云他第三次觐见光绪后，迅速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发，再同荣禄赶回北京觐见慈禧，似不足信。荣禄秘密入京，目的正是为了防范袁世凯，由此可见袁世凯处境之尴尬，真所谓“造化弄人”。
政变后，光绪被慈禧幽禁于瀛台，从此恨袁世凯入骨，每天反复书写“袁世凯”三字后再撕个粉碎。维新派的下场更是凄惨，康、梁逃脱，六君子慷慨就义。谭嗣同且临刑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令天下人为之恸哭。京城一带迅速窜红一首童谣，其辞云：“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从此成为争议人物。
后来，袁世凯常向人解释告密之事，坚称自己是出于“天良发现”。一者荣禄是自己的恩公，岂忍加害；二者若拘囚太后，亦必被后人指责助皇帝行不孝之事。此外，他坚持认为自己并非首先告密之人，如杨崇伊、怀塔布等人早已对维新派严加监视，又与荣禄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且维新派的保密工作令人寒心，等等。不过，他在给兄长世勋的家书中，对光绪被幽禁和六君子被杀抱愧于心，直承是自己的罪过。毕竟，他为后党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手“罪证”。
1914年，四川民政长官陈廷杰将本省两个“君子”刘光第、杨锐的生平事迹造具清册，上呈大总统袁世凯，并要求国家对“六君子”从优议恤，特予表扬。袁世凯照准，批文中尊“六君子”为先烈，且命内务部在北京为“六君子”建立祠堂。
袁世凯之所以厚恤“六君子”，诚然是出于一片追悔之意，然更易被人忽略的一点则是，他对“六君子”所持之君主立宪思想极表赞同。他在朝鲜与日本人正面交锋，已把传统中国的理藩手段发挥到极致，然接下来的甲午战争，他眼睁睁地看着号称“世界前六”的中国海军打到全军覆没。因此，他对日本迅速崛起的认识，比之不出门而知天下事的维新派秀才们更为直观和深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行君主立宪之政，改革军事，十余年取琉球，二十余年取朝鲜败中国，令人惊叹。康、梁、“六君子”等维新党人，正是在甲午战败后认识到这一点，主张向日本学习，才号召君主立宪的。袁世凯之所以以一介武人，格格不入地加入强学会和维新派，也正是出于这一政治理想。
抛开私心不论，他对这一政治理想的期许，固然在后起的民主共和之上，亦未必在传统的君主独裁之下。他做了共和体制的大总统，但对共和并无感情，否则他后来就不必称帝了；而他的称帝，也并非要恢复两千年的传统式帝制，而是要行君主立宪之政，故冠以“洪宪”之名。
在“洪宪帝制”中，又出现了一个“六君子”，为其鼓吹帝制，提倡君主立宪，由于他们组织了一个叫“筹安会”的组织，故史称“筹安六君子”。论学识和名气，“筹安六君子”毫不逊色于“戊戌六君子”。“戊戌”的代表人物为谭嗣同，“筹安”则除“旷代逸才”杨度外，还有大学者刘师培和严复，老革命党人胡瑛、孙毓筠和李燮和，以身后知名度而论，似非康广仁、杨深秀所可比拟。杨度且著有《君宪救国论》长文，为君主立宪张目，此文效法汉大赋的问答体例，滔滔巨制，气势非凡，为不可多得的奇文。
袁世凯暴卒后，有人作一不合平仄的对联讥讽他道：“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指的是相继反对他称帝的三个故旧——陈树藩、陈宧、汤芗铭，而此处的“六君子”指的是“筹安六君子”，意为鼓噪帝制的“六君子”诱发病因，而“二陈汤”的背叛给他致命一击。然而，若将其一生展开来看，“戊戌六君子”未必不是他的病根，而“筹安六君子”也足以致命，哪里还用得着什么“二陈汤”呢！
六、出响马，无战事
戊戌政变后，朝廷认为有必要整合京畿的军事力量，遂命荣禄成立了武卫军。武卫军以聂士成所部武毅军为前军，董福祥所部甘军为后军，宋庆所部毅军为左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为右军，另外招募万人为中军，归荣禄直辖。从此，小站的部队改称武卫右军。不久，慈禧太后召见袁世凯，提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赏其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正是童谣所谓：“袁项城，顶子红。”
次年，在列强的胁迫下，对义和团主抚的山东巡抚毓贤被免职，令袁世凯代署之，且仍节制武卫右军，次年又实授山东巡抚。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个机会，除了慈禧对他的信任之外，还因为得到了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等人的推荐。袁世凯本来就认为请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纯属妖妄，与白莲教之流是一丘之貉，因此一到任就颁令禁止，作势要严厉弹压。反倒是朝廷生怕事态扩大，谆谆告诫他要以怀柔为尚，因此他采取的办法主要是查禁、瓦解而已。他对山东的军队进行了简要的改革，裁并冗营，重新部署，配备较为新式的武器，分别驻扎于山东境内冲要之地。之后，便以军队之力取缔义和团，虽不剿杀，却将团民分割在各处，致其无法流动聚集，终使其无立锥之地。团民无可奈何，惟有编唱“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之类的童谣解气，久之，不得不退出山东，转往直隶。
刘坤一
他在80天内，前后捕杀团民不足半百，只相当于直隶的一个零头，却在不动声色之间，便将义和团驱至直隶，山东实现了划境自保。由于后来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出现了很大反复，因此尽早将其驱走是避免犯政治错误的一大保证。由此可见，袁世凯的办事能力，确非毓贤和一味主剿的裕禄等人可比。直隶的义和团之所以越演越烈，正是因为总督裕禄采取了一味打压的手段，而全然不讲谋略。
义和团不仅在直隶发展迅速，而且大量涌入北京。由于戊戌政变后，列强对光绪的遭遇表示同情，且公开庇护逃亡的康、梁，一度还有促慈禧归政光绪的意向，慈禧为此十分生气，乃决定借义和团对抗洋兵。义和团于是在“灭洋”之上，加上了“扶清”二字，被全伙招安，开拔到前线去“征辽国”了。
1900年5月，慈禧向列强宣战，时局骤乱。战事分东西线——“东线”由聂士成抗击从海路来的八国联军；“西线”是北京城内的中洋混战，除义和团外，以董福祥的武卫后军为主，主要集中在东交民巷一带。“西线”为街巷战，不久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俄国使馆被焚，外国人多被困在东交民巷。“东线”为遭遇战，聂士成战死，裕禄自刎殉国，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破灭，八国联军长驱直入。聂士成之死至为可悲！当时，义和团在焚烧杨村铁路，聂士成派一个支队去制止，结果被团民击伤数十人，聂于是痛剿义和团，声称“事定后，虽受大罚，靡所逃死”。不久，聂士成与众多部将于两线作战中死于八国联军炮下，聂死前，家眷且被义和团掳走。由于义和团散发“聂士成造反”的消息，朝廷对聂的死毫无矜表，直到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才使聂的冤情大白于天下。
庚子之乱中，山东境内没有战事，这得益于袁世凯的自保策略。他致电八国联军，表示将保护其侨民教众，并请勿侵犯山东。两广、两湖和两江的总督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亦采取此法，发起“东南互保”，致电各国，事实上准备“中立”。东南山高皇帝远，如此也就罢了，但慈禧不会容忍近在咫尺的山东也如此撇清，故令袁世凯速速出兵勤王。袁世凯则明白义和团决非八国联军的对手，故采取了油滑的应对。首先，他答应派出10000人马，但事实上不足4000，且都是原驻山东的淮军，至于武卫右军则按兵不动。其次，他积极响应“东南互保”，与最具实力的李鸿章和张之洞共了一场患难，巩固了原有的关系。
虽然八国联军不能说是乌合之众，但若武卫右军这样的精锐能北上勤王，津京防线不该如此不堪一击。不过，以袁世凯之智，是不难看出此战的结果的，他又怎么甘心去做“炮灰”呢？何况有聂士成做前车之鉴！朝廷对地方大员和骨干将领的控制力已明显下降，这一点从袁世凯身上体现无疑。当时驻扎于直鲁边界的张勋强烈请缨御寇，并吁请袁世凯亲自出兵勤王，被袁以“奉旨守土”为由搪塞过去。
他对辖内的教会、教民、外国人，以及逃至山东境内的外国人则执礼甚恭，派兵保护每一批往港口避难的“难民”。到了和谈之后，又殷勤抚恤教民，赔偿损失。终庚子之乱，山东全省没有一个洋人遇害。他这样“崇洋媚外”，固然会激起中国百姓的痛恨和不齿，但却为他日后问鼎民国总统增加了筹码。毕竟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没有洋人的支持，是举步维艰的。便是在庚子乱中，洋兵也遵守承诺，没有进入山东境内。于是，山东避免了一场浩劫。但尽管如此，山东依然痛骂袁世凯！
不过，当慈禧返回头来剿杀义和团时，袁世凯又不甘落后，庚子乱后他斩杀的义和团数以千计，原因自然是义和团已失去了政治保障，他也不必再投鼠忌器。
他自知必然会引起慈禧的不满，于是对“西狩”的圣驾极为殷勤，前后送去近40万两银子兼军火粮食无算，并表示恨不能“追随警跸”。慈禧逃在河北、山西境内时，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