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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德里安（Adrien，76—138），公元117—138年间的古罗马皇帝，是先王特里让的继子。他执政期间，军事上实行防守政策，政治上建立起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同时采取鼓励经济，繁荣文化艺术等办法，使古罗马的统治达到了全盛时期。——译者
第五、平等的同一原则也调整着公民之间的契约和合同，并保证它们的执行。
我清楚地知道在这方面还只是一种虚构；知道穷人跟富翁订立合同，在诉讼中从来得不到关于穷人的权利不至丧失的保证。我认为所有下面这些情况都会给穷人带来不平等，如诉讼程序中的千百种骗局，诉讼所需的昂贵费用，以及富人手下拥有忠仆、律师、公证人、执达吏和一大批从事诉讼的人员为之出力的方便。读一读伯坦恩①所写的关于司法机构的文章，你们就知道寡妇和孤儿的权利究竟是什么了。总之，法官的公正尽可能为法律充当堡垒。因此这里也存在着平等的原则，而权利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①伯坦恩（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霍布斯的门徒。他创立了道德功利主义学说，即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这种哲学观点在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政治生活中起过十分重大的作用。——译者
第六、关于平等的原则，这里另有一种更加令人惊奇的说法。谁能在中世纪就预料到这样的时代将会到来呢！在那个时代，最普通的一个公民的思想在法律方面被认为不只是与僧侣或受过削发礼的牧师，也不只是与主教或大主教的思想是平等的，而且与罗马教皇的思想也是平等的；在那个时代，对于整个教会都是统一的并由二十次主教会议支持的教皇圣旨，任何人，甚至是愚昧无知的人都有权表示拒绝，提出他自己的反对意见，他不只是在秘密的灵魂深处反对，而且是公开地用口头、书面或一切可能的方式表示反对；在那个时代，一句话，在认识的事物方面，谁也不隶属于谁；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教皇。这些事情终于发生了：因为你们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宗教哲学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下还能宣告什么呢？除非就是精神平等、智慧平等吧！
我知道，这里的平等仍然不过是一些谎言罢了，因为这种平等所给予的权利，如果要加以运用，人民就必须有可能从事智力劳动，或至少有时间参加精神活动。这真是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它紧靠我的身边流过去；倘若我不能从河里汲取点滴河水来润湿我的嘴唇，这条如此美丽、水源如此丰富的河流对我又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人民的命运：人民有智慧的自由，可惜他不可能去使用它。
我毫不喜欢人们天天为公认的思想权利所设下的那千百种微不足道的障碍。制定法律限制创作自由，对于信仰自由进行有形或无形的迫害，对于宗教信仰自由作种种阻挠，所有这些都是当权者挖空心思设下的马基雅维里①式的阴谋诡计，他们零打碎敲地把他们原来成批许可的东西都偷偷地弄走，这一切在这类主题上是不值得加以注意的。我读的是组织方面的一般缺陷，它已经宣布的人人享有智慧的权利变得虚无飘渺。既然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任何东西都是无组织的，这智慧的平等，事实上只是一种幻想，虽说从权利上得到公认。绝大多数人民无权参与智力生活；他们如同野蛮人一样生活，听天由命；因为人民要自己管理自己，现在只剩下感觉、需要和粗暴惩罚的威胁。仔细看看你们的城市和乡村，调查一下是否确实实行了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也许那里存在平等，但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平等。例如，里昂工场里75，000丝织工人是否广泛地运用了如此慷慨赐给大家的思想权利呢？这些可怜的人们，他们一生下来，刚刚能够有规则地移动手臂，他们的父母被饥寒所迫，就考虑要利用他们。于是他们白天跟织布机在一起，晚上就睡在织布机上面（这就象一种吊床似的可以节省很多地方），他们就这样开始了一辈子从事的劳动。一个人的生命将在永远以同一种方式移动手臂中度过。他们变成了机器，变成了织布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好象这架织布机就是他们的一个部分一样。这些工人和织布机构成了一个运转的整体：他们是这架织布机的灵魂，但是他们自己却缺乏灵魂。我说他们好象正在织网的蜘蛛。蜘蛛捕捉昆虫用以充饥，它只是服从它的本能，它并不具有智慧。而里昂的丝织工人，编织他们的网为的是捕获一块面包和一块奶酪，作为每天的食粮。不过，也许在这些手工业者的儿子中间，会出现一些人才，他们有的从大自然领受了计算行星规律的使命，农民的儿子拉勃拉斯①就是一个；也有的肩负歌颂美德，减轻人类苦难的使命，农民的儿子维吉尔②又是一个；还有的接受了把人类引向上帝的任务，比如雕刻匠的儿子苏格拉底或钟表匠的儿子卢梭。当苏格拉底和维吉尔活着的时候，当卢梭成名的时候，当拉勃拉斯诞生的时候，权利还没有宣布；今天，多亏了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同时代人，权利已被宣布。可是如果总要出现什么奇迹才能使一个被不公正地埋没于黑暗当中和匿迹在下层社会里的天才重见光明的话，这个权利的宣布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社会就像吝啬鬼普吕通①一样的残酷无情，很难能让奥尔佛②从地狱里爬出来。人们不过偶尔看见一个灵魂从深渊中出来，而其他更多的灵魂却永远沉没在深渊之中，于是就对今日的平等发出赞赏的呼喊。唉！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你们这种惊奇本身不就是压抑智慧的不平等的证明吗？
①马基雅维里（Machiavel，1469—1577），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曾多次参与当时的政局或反政局活动，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以权谋家或权术家著称于世。——译者
①拉勃拉斯（Laplace，1749—1827），法国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译者
②维吉尔（Virgile，公元前71—19），古罗马诗人，也是奥古斯特最尊重的一位诗人。公元四世纪起，他被罗马基督教会认为是未来世界的预言人和圣人。——译者
①普吕通，希腊神话中的地狱神，而在罗马神话中变成了死神。但他面目善良，倒是土地的保护神，故又有“财富施与者”之称。——译者
②奥尔佛是特拉斯的诗人和歌手，他的妻子奥立狄斯死后，他追到阴间，并用琴声感动了宙斯的女儿彼尔塞福涅，她答应把诗人的妻子送回人间，但条件是他在路上不得回顾。当他们走出地面时，奥尔佛违背了诺言，结果妻子又回到了地狱，后来他被宇斯用雷击死。——译者
然而是否仅仅为了很少几位生下来就可能夭折的稀有天才，我们就应该有怜悯心并流眼泪呢？应该说这是为所有的人，因为大家都有值得我们怜悯和流眼泪的遭遇。我说的是所有这些孩子，所有这些人；我说的也是智力上的最弱者和最强者，人人都毫无例外。我说，根据你们智慧平等的原则，凡是上帝创造智慧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有人生存的地方，人就有权利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并且要过与野蛮人完全不同的生活。耶稣说过，人不仅仅是靠面包生存，还要靠阳光和真理而生存。然而哪里有阳光？哪里有真理？哪里有现在的社会分配给他的孩子们的精神食粮呢？
你们会对我说，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注定要从事劳动，这是必要的，不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你们若相信这一点，你们应当把你们演讲中的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宗教自由等这些大字眼全部删去；或者承认你们同意对上述问题这样理解：如同刚才我说的那样，是一种全面的否定和空虚的平等。思想自由、表达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在一个3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只适用于几百、几千人，我看这就是不平等。在一个10万人中只有一人享有这种特权的地方，用“奴役”这个词称它比用“自由”这个词更为恰当。你们应当说智慧是奴隶，并说智慧在奴役中渐趋衰竭，而不应当说智慧是自由的。
但是，你们真的会认为所有的人都不可能运用他们所具有的智慧功能吗？因为劳动是我们本性的一种必需，你们难道会认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大部分人就应当被剥夺精神生活吗？你们一定不会这样想的，因为你们回想到过去。过去有一个时期，基督教统治着欧洲，与公民的社会和无信仰的世界同时存在的是教会，它们跟恺撒①针锋相对。不过，那时候智慧平等尚未宣布，更谈不上智慧自由得到公认，可是人人都能运用智慧。实际上，任何人，哪怕原先有过奴役的各种标记和贫穷的各种斑点，都可以进入精神生活的范畴中去。知识之门人人可进，精神食粮属人人所有；活跃的源泉对任何人都不关闭。教会是精神领域，它接受所有的灵魂，而且这些灵魂都能在里面生活和得到滋养。我还要再说一遍，哪里没有平等，那里就没有自由。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教士世界，另一个是世俗世界。唯一的平等就在于把精神食粮赐予所有的人；但是准备这种食粮的权利并不属于所有的人，因此这种食粮对于僧侣和平民来说就不一样。教士把面包赐予世俗人，而为自己保留了甜酒。灵感的酒坏属于他们，不太丰盛的食物则交给平民。由此产生了一种令人可怕的不平等，神权政治压迫着整个世界。负责准备大家智慧食粮的那些人分给平民的只是一些腐烂的食品，这时就有维克莱①和让·赫斯②这两位伟大的殉道者出来为大家收回酒杯，亦即平等的权利。是的，那个精神境界本来就应该推翻，并在它的废墟上宣布平等。可是事情又怎样呢？那个精神境界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在它原来的位置上什么也没有建立。于是那些富人，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唯有他们继承了智慧大厦的残余。他们拿这些遗产干什么呢？问题不在这里。我们要问，人民继承了什么，占有了什么？一无所有。那么他们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他们留给人民的是他们自己早已抛弃了的这种宗教，他们认为这种宗教对于人民还是适用的。事实并不如此。人民跟你们，即他们高贵的主人们一样是不信宗教的。人民不比你们更相信教皇，不比你们更相信本堂神甫，不比你们更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也不比你们更相信未来的生活、天堂和地狱；甚至我可以说他们不比你们更相信上帝。总之人民和你们一样摈弃了道德观念和宗教观念。不管怎样，你们需要有一种宗教，以便说人民信奉宗教，这样你们的身后就不用拖带着象野蛮人似的一群群奴隶了。现在你们做什么呢？你们在宪章上明文写着：天主教是法兰西多数人民信奉的宗教。你们这样在一只空瓶子上贴了一张虚假的标签，于是就心满意足了。但是你们自己清楚，这只是一种虚构，天主教并未在法兰西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人民并不信奉宗教。
①恺撒（César，公元前101—44），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