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里来到这里。有两个字可以将他们与我联系在一起：战友。
一旁响起了鼾声——是奔走劳累一天倒头就睡的张股长。我熄灭手电，轻轻离
开，平生第一次知道生死相距如此之近。
“苦夏，过来，挤一起睡暖和些……”春红姐轻轻招呼我。
这一夜，我和春红姐依偎在为死者挖掘的掩埋坑里，相拥而眠。我只记得春红
姐说过一句话：
“挖的掩埋坑，烈士没用，我们先用了。”
“春红姐，要是我们也牺牲了，别人可能也会这样埋掉我们？”
我问她这么一句。
春红姐再没说话，只是把我搂得更紧。那时，空中一阵曳光弹如流星雨般闪过，
顿时，我把头埋在春红怀中，泪如泉涌！
后来我们沉沉睡去。几次被巨大的炮弹爆炸震醒。心惊肉跳地度过一夜。
最后一次醒来不是被炮弹震醒，而是初起的太阳爬到了脸上。
爬起来后，发现别人都已起身工作。张股长和他的通讯员起得最早，他们已挖
好了两个供大家栖身的防空洞。此刻，通讯员还在附近林子里砍树——他带来的斧
头派上了用场。砍下来的树被削去树杈，用来搭建防空洞的顶棚。
早饭后，我们继续进行着掩埋坑的挖掘。很快，最初一批掩埋坑挖好了。张股
长把身上别的镰刀交给王林，让他去割些草来。又让通讯员从挎包里找出油印装订
好的空白花名册，把它交给我，要我负责为烈士上花名册，一一登记每位死者的姓
名、单位、籍贯、年龄。
埋葬第一批烈士之前，张股长带领我们站在一排死者面前，向昨夜我们与之相
互陪伴的六位死者举行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在秋日朝阳的照耀下，我们向烈士们
默哀和三鞠躬。之后，我们依次抬着死者，轻轻置放在洒满阳光的长方形坑穴内。
王林用割来的带有朝露和星星点点野花的茅草掩盖了死者的脸。接着，我们一一将
死者掩埋……
很快，又一批烈士运来了——从这时起，一连好些天，我们的掩埋工作一直未
停。随着烈士成批运来，我们的劳动量越来越大。
坦白地说，从当天下午，我们便一个坑里埋两具尸体了……之后依然埋不完，
尸体积攒过多，我们只好在雨裂沟里借地势掘大坑，将尸体成批地掩埋。看得出来，
张股长对这个无奈之举感到对烈士的歉意，曾几回念叨着：对不住啦战友们！委屈
你们啦！
那时过多地与尸身接触已使我的神经变得麻木。我认为，既然他们被成批地打
死，又成批地运来，现在将他们成批地掩埋，也并非对他们有额外的轻慢。我们眼
下能做到的，也只能使他们免遭暴尸荒野……
我担负的为烈士上死亡名册的任务也完成得不好——不少遗体上的军衣衬里写
明姓名单位的地方都被血渍弄得一片黑紫，字迹很难辨认；有的军上衣和胸膛被一
同炸烂……实在无法登记的死者，我征求了张股长的同意，便在名册上注明：X X
连X X 名，再记下埋葬日期。
还有一件我印象很深的事：
有一天黄昏，运来当日最后一批烈士。在为烈士登记时，范进帮我翻开一个死
者的上衣，寻找姓名单位的字迹，他在翻找死者衣服时，从死者身上滚落一个圆圆
的金属盒——起初我以为是怀表，范进捡起来一看，惊喜地叫道，喽，一个指南针！
他还递给我看，是那种带盖的指南针，像怀表一样揭开盖子再看针盘。范进看了我
一眼，将指南针装到自己兜里，表情有些异样。
当时我并没在意：死者的遗物固然应统一登记上缴。但是，一个可以用于行军
作战的指南针，对我们今后走夜路肯定会有帮助的。死者不会用得到了。而这位烈
士的遗物能为活着的战友服务，想必也是死者愿意做的事。
但是在我弯腰查看这位死者被翻开的衣服，以便为他上死亡名册的时候，我吓
了一跳：死者的胸膛微微起伏——这人还在呼吸！
再仔细看他的脸，微张的嘴里发出不易察觉的喘息，带着泡沫的鲜血从嘴角溢
出！
“这个人活着！快来呀，活人！”我失声大喊起来。
张股长第一个跑过来。大家很快围上来，仔细察看：这是一个小腹被炮弹皮豁
开的人，流出的肠子又被填回腹内，用绷带扎紧了，显然曾被当做重伤员紧急包扎
抢救过。
“妈的，乱搞，把活的抬这儿来了！”张股长气得骂，“要是让咱不小心活埋
了，这不是罪过吗？赶紧送绑扎所！”
几个人七手八脚忙碌着制担架：用斧子砍来树棍，再用背包带结成网，很快做
了一个简易担架，然后把濒死者抬上担架，急急忙忙去找绑扎所。
是他们几个男同志抬走的。那时夜幕即将降临，我看见最后一抹晚霞投向抬担
架急走的人们，在血色夕阳中，他们抬着担架下了附近的山梁。
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又气喘吁吁地抬着担架返回了。我看见，那个刚运走的
“活人”直挺挺地躺在担架上，头颅垂落一侧。
“死了？”我明知答案，还是问了一句。
“这回真咽气了……”范进说，“刚翻过前边山梁，走了一里地，他人就挺了。”
于是，我打开手电筒，再一次在死亡名册上为他登记。
我记得他是个副连长。
他姓聂。好像是河北迁西人。
埋他的时候，我们单独给他挖了一个坑。范进挖坑时格外卖力，似乎是为那个
指南针而想对死者有所报答。
——到第四天为止，我们已掩埋烈士遗体二百几十具。据张股长说，一团开设
的掩埋点，还不止我们这一处。
第五天开始，运来的遗体数量锐减。但是据抬烈士的担架员们说，上面打得
“凶得很”。敌人有坦克。我们一营在死命硬顶，一天打光一个连。高射机枪连和
山炮营都被调上去当步兵用了。连营长和教导员们都预备了冲锋枪，准备亲自作战。
“英雄噢！”一个干瘪的四川口音担架员告诉我们，“我亲眼见到，有人跟敌
人同归于尽——一个人跳出战壕，炸死一群美国兵……死的人多，担架队抬不赢；
先抬伤员罗！一个洞子，一炮弹轰下来，砸塌了洞子，一个班都活埋起，我们上去
扒，扒出来都没得气喽……人快打光喽，营长都扛起长枪罗！”
第五天黄昏，再不见遗体运来。但是南边轿岩山一线，仍有断断续续的枪声。
我们坐在坡上休息，揪一把草叶子，擦着抬尸时被尸水弄脏的双手。张股长和
几个男队员交换着吸烟。我们喝着水，吃些干粮。
在离开大家十几步的一丛野蒿旁，吴静和赵玉林二人并肩而坐，夕阳给二人的
背影镶上了一层金边，那景象美得令我心头颤栗！
后来吴静掏出口琴轻声吹奏。稍带忧郁的琴音旋律随着她身旁的羽毛草摇曳，
轻抚我们连日被死亡压迫的神经——这情形像一幅名画，永远留在我记忆的画幅中
……
一阵冰雹般急骤的马蹄响起——从西北边山梁的坡道上，一匹黑马如一股黑风
卷来。
团司令部的麻脸魏参谋策马而来。来到我们休息的地方，魏参谋勒着马。马儿
喷着响鼻在坡地上转磨，蹄铁溅起尘土，腾起一团灰雾。魏参谋在马上传达命令，
声音嘶哑地叫喊，像一面敲裂了口的铜锣。他的情绪有些失控。
“咱们团快打没啦！最后的预备队也用光了！团长急红了眼，警卫班都拿上去
啦！最后的高地刚刚失守，是团长让撤离阵地的。一营长死活不撤，要与阵地共存
亡！团长下了死命令，撤下来，砍头有我翟玉祥顶！一营长不听，翟团长叫人上阵
地，要用绳子把一营长绑下来！今天夜里，团长决定反击，夺回高地……你们的任
务——张股长你听好，参谋长要你们帮着往阵地送弹药，人手不够用啦，你们上吧
……三连长带人打下阵地后，你们等通知出发。最后的硬仗！要守到三团的预备队
上来，三团他妈的到后边去背冬装——人都打没了还要什么冬装？……”
魏参谋骑在马背上狂呼乱喊一阵，连马也没下，又一阵黑风似的刮跑了。
午夜，由一营几个残连合编的攻击部队，在团营统一指挥下，由三连长屈家礼
率领，一阵炮火猛轰，加上手榴弹冲锋枪跟上一阵猛冲猛打，又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还在枪声没有完全停止的时候，我们就送上去一次弹药。
第二次送弹药上去，天已快亮了。敌人开始炮轰阵地。后来炮火延伸，炮弹炸
到了山后，落在我们四周。刺鼻的硝烟呛得我睁不开眼。两箱沉重的弹药压在背上，
手脚一齐着地向前爬行，累得直喘，却又吸进去浓烈的硝烟尘土，胸膛憋得快要爆
炸……
终于背着弹药爬到阵地上，天已大亮。是阴天，没有阳光。刚刚击退敌人一次
进攻的战士们忙着整修工事。阵地上笼着一层淡蓝色的硝烟和晨雾。一个大炮弹坑
旁，躺着十几个伤员，卫生员在为伤员包扎。传来伤员喊痛的叫骂。几个先于我们
把弹药送上阵地的担架员正被叫过去抬伤员。还有几个战士在打开刚刚送上来的子
弹箱和手榴弹箱，取出弹药。一个战士在打开一个弹药箱后骂了起来：
“你们看这帮笨民工运上来的弹药一全是马掌！妈的，是谁这么蠢，死沉沉的
背一箱马掌上来？是让咱们给美国兵钉掌吧？”
那个士兵双手从箱里捞起一堆马掌，哗地撒到山坡下。转身看见我们文工队几
个女的也背上来弹药，十分吃惊，大步走过来，边朝我们问：“是文工队的吧？你
们背上来的是什么？”
“当然不是马掌！”我回答。不过也担心，夜里搬弹药时，弄混的情况也难免
发生。
“哎，是你呀？咱们认识！”那个士兵友好地跟我打招呼。
“刘富贵！”我惊喜地叫道。我想起坐闷罐车时他拎着被尿湿的粮袋子吵架的
样子，还有他和拉痢疾的机枪手周才大雨中掉队与我巧遇的事。
“看看我们的弹药！”王林不满地对刘富贵说，显然他也认出了火车上争吵过
的这位三连的兵。他一箱接一箱地打开我们背上来的弹药箱。还好，没有再发现马
掌。
“好好，弹药，都是弹药！”刘富贵高兴地点头，讨好地看着我。
“周才呢？那个机枪手？”我想起和他一起掉队的战士。
“牺牲啦——前天守南边那个山头，让炮弹炸的，尸首都炸没了……”刘富贵
说。
“你们昨夜打得不错吧？”李春红问，“听说好多美国兵还在洞里睡觉，就让
给捂里头了？”
“在那边洞里，十好几个呢！”刘富贵朝战壕西边一指，又问，“见过美国兵
吧？大鼻子，绿眼珠子？”
“你带我们看看去吧？”刘冬茹高兴地说，“我们到朝鲜还真没见过美国兵呢！”
刘富贵很乐意地带我们去看美国兵——在战壕西侧一个挺大的洞子里，关着十
几个美军俘虏，洞口有一个战士持枪看守。见到我的这几个梳辫子的志愿军女兵，
这些俘虏表情都很吃惊，似乎觉得我们不该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