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股长那里聊了一阵，临走时，张股长把王林拉到一边，悄悄告他：
“你知道吧，听说段九儿死了！”
这话让我给听到了，就问张股长：
“你说啥张股长？段九儿怎么啦？”
“死啦……”
“怎么死的？”
“具体我还闹不太清，你们去问问就知道了，唉，段九儿……”
张股长直摇头。
晚上王林出去打听。他在团里给翟玉祥当过警卫员，人头熟，很快打听清楚了——跑回来就告我：
“完了完了，段九儿完了！”
“怎么回事儿？”我问。
“让当老虎给打了！”
“他一个饲养员，专管给团长喂马，榆木疙瘩似的，咋就成了老虎？”
“翟团长被集中到师里审查，团里就追问段九儿和汤云，知道团长有什么事儿？段九儿给团长喂马年头长了，就盯住他不放——钱政委让协理员审他，连哄带吓唬，不让他睡觉，一夜一夜审，引他说，他就糊里糊涂瞎说，今天说偷了几百斤马料卖
了，明天又说卖过一个提灯，后天又说卖过一块马蹄表……还不够呀，最后逼得他没办法，就说卖过一匹马——这下够了，够上打老虎了，就当老虎报上边了。不过，到最后段九儿也没说团长有啥事，怎么问，也是一句话：我一个马弁，知道甚？”
“他是怎么死的？”
“弄个手榴弹，躲到厕所里把自个儿炸死了！炸得一身血窟窿！哎，他是胆小怕事的人，管理股的协理员打了老虎，向上报了功，段九儿可惨了……我去找过汤云，他被下到勤务班去了。汤云说，你想，团长那匹黄骠马喂得屁股都圆了，他咋
会把马料卖几百斤？饿极了吃两把料豆倒难免……再说，团长统共就一匹马，大车连的马匹也有数——段九儿上哪偷一匹马卖？这不是胡整嘛……”
可怜的段九儿——那个憨厚木讷的孤儿，那个在夏季冒雨行军的路上，用干柴为我熬过热面糊的饲养员——居然就这么死在朝鲜！
后来军里领导也知道这件事太过分了，怕影响指挥员们作战情绪，就赶紧派人处理。紧跟着，又让各师团尽快搞“三反”总结，把“三反”工作结束，以便集中精力，轻装上阵，投入东线的阵地防御。
但是这件事却使我久久不得安宁：要是因为我的过失，而使翟团长蒙冤，那我一生都将洗刷不清这个罪过。
那些日子，我天天暗自祈祷，希望翟团长能逢凶化吉，平安躲过这一劫，我宁愿背上污陷翟玉祥的罪名，离他而去……
那时我还盼望早日停战：出国前翟团长送我的四节电池早已换了几次，牙粉、牙膏也不知用过几种了，美国人没有被赶到大海里，阵地对峙还在继续。看来，电池还得换，牙膏用完了也许换口洁素或是牙粉，战争没有很快要停的意思。不过，
在板门店，停战谈判还在进行，这就有希望——等到双方都不想再打的时候，也许谈判就会成功……到那时候，我将告别朝鲜战场，告别翟团长，告别蔺哥，告别春红姐和文工队的战友们，以一个普通志愿军文工队员的身份复转到祖国需要的某个
工作岗位，忘掉从前的坎坷和伤心，平静地度过和平岁月——而这些希望都需要一个前提：朝鲜停战。
后来我看到了停战的可能——敌军士兵厌战不想打了。我们从师政治部发下来的一份敌军情况通报的资料中，读到韩国士兵写的两首诗，据说这两首诗在敌军阵地上暗中广为流传——
三八线上
临津江上，放牛的小牧童啊！
今天也被派到三八线上站哨了。
以南是我们的祖国，
以北是我们的土地——
为什么会有三八线呢？
放牛的小牧童啊……
下雨的夜哨上
握别母亲的双手时，
猫头鹰哭了，我也哭了！
风飘散了落叶，
在船头上多么怀念那天夜晚，
田野里花开又谢了多少次啊！
在水车后结成的相思啊！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在失望的哨线上，
下雨的夜晚更加想你啊！
当时我们是为编创讽刺敌军的小话剧而搜集到敌军这些资料的，但是这两首小诗我却很喜欢。按我们文艺创作的说法是，写得有真情实感。后来，我还请队里作曲的同志把前边一首谱了曲，在搞对敌广播时唱给敌军士兵们听。执行任务间隙，
我也时常哼唱这支歌。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首被我改名为《放牛的小牧童》的抒情歌里，寄托着我的希望。
第十三章
这一声令人极度恐惧的惨叫在夜空中响起。久久飘荡
四月里，我们的师团开赴鹫峰，接替友军的防御阵地。那时，开城的停战谈判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我不知道朝鲜停战谈判是不是世界军事史上历时最久的停战谈判，但是从我们入朝不久就已经开始的这场谈判，竟然持续了近两年之久。这种
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其间波澜不断、枝节横生而艰难备至的谈判，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
就是那些从报纸和广播中看到听到的有关停战谈判时断时续的报道，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难熬的战地日月。在对停战和胜利的盼望中，我和战友们一起，经历了东线阵地防御战中的冷枪冷炮的狙击；经历了在上甘岭西侧阵地为策应友军坚守上
甘岭而发起的对敌人阵地的战术反击；也熬过了1952年底和1953年初那些大雪封堵坑道的奇寒日子，还有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传遍前线阵地的悲痛欲绝的1953年3 月……
——直至1953年夏季战役，我们的师团又开回到金城以东的防线，面对着轿岩山——1951年秋季防御战中我们曾失去的阵地。
仿佛不由我们亲手将它夺回来，停战谈判便不会签字似的。
而这时候，翟玉祥重返一团的消息已经传来：“三反”时，他被押回国内留守处审查，最后只在他的箱子里翻出碗大的一砣大烟膏子。翟玉祥说，这是老家来人捎来让给卖的，扔在箱子里好久，差不多给忘了这码事。一块烟膏子也说明不了太
大的问题，最后只得不了了之。后来翟玉祥又因肺病住了几个月医院，病愈后便又返回朝鲜战场，重回一团任职。
对他官复原职的结果，我已经早有预感：我的离婚报告上级一直没有批准。以前催问，答复是等翟玉祥的问题审查清楚以后再说；后来又问了两回，说是要等等翟团长的意见；最后一次催问是夏季反击战开始前，答复是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
最好等你和翟团长再好好谈一次，看有没有挽回的可能……
于是我知道翟团长快回来了。让我为难的是：和他再次相见谈什么？怎么谈？如果被批准离婚倒好办多了——两个人各不相干，再没什么个人私事可谈；但是现在……
后来知道，比我更感到难办的是一团政委钱之茂。据说，师里原本想让翟玉祥到其他团任团长——因为一团团长早已由蔺有亮担任；可翟玉祥牛脾气上来，非回一团不可。倒是钱之茂听说翟玉祥即将返回之后，自己心虚胆怯，觉得无法和翟相
处，于是主动向师里提出，请求调动岗位，师里也答应给予考虑。偏偏这个时候，钱之茂不慎惹下大祸——
那是军文工团下部队演出，来到我们零七师。师里考虑一团正准备对敌人实施一次较大的反击，就安排军文工团到一团慰问演出。那次军文工团下来20多人，以舞蹈、声乐为主。当时钱之茂已知道自己要调走，估计打完这次反击后调任命令就
会下达，心里也挺高兴。赶上军文工团下来演出，就琢磨着想“好好看一场节目”、“好好打一次反击”，有声有色地离开一团。于是钱之茂就问军文工团的领队：你们是想大演，还是小演？人家说，怎么演都行，听首长安排。这下钱之茂来了情绪。
布置了一场大型演出：派人帮文工团在一条山沟里搭戏台，架天幕、侧幕，为此砍了不少树，在沟里清出一片空场。演出时，把计划当晚参加反击的二营都调上来观看。那天下午开演，七八个节目演完后，天空飞来一架敌人的炮兵校正机，盘旋了
一下飞走了，没引起大家的注意。台上报幕的说：演出到此结束。战士们都哗哗鼓掌，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文工团演员们商量着再上一个独唱，其他人已开始卸装。
谁料想，独唱还没来得及唱，演员们花花绿绿的演出服装还没换下，炮弹就飞来了！
那次敌人一共打了三发炮弹：第一发炮弹打到舞台后边的山坡上几十米远处，
弹片都炸飞过来了；紧跟着第二发炮弹砸向观众席；第三发在舞台下炸响——三发
都是大口径榴弹炮，一下子炸得血肉横飞、惨叫声一片！加上观看节目的战士都全
副出武装，炮弹爆炸又引爆了战士们携带的手雷、爆破筒，于是引起连环炸，一时
间烟雾弥漫，人们乱作一团！
这次被炸，军文工团伤亡十几人。观看演出的部队更惨：伤亡一百多名。据说，
事后山沟里残肢断臂狼藉满地；附近一条小河沟里的水都被鲜血染红……并且，此
事的严重后果在于：当晚的反击行动被迫取消。
这次事件引起军首长的震怒，为此向全军发了通报，并禁止在前线再搞大型演
出。军政治部派人下来查处此事：由于团长蔺有亮当时正在师指挥部开会，钱之茂
便成了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受到撤职查办的处理。
这么一来，不久后翟玉祥返回一团时，师里便对一团领导作了调整：把蔺有亮
改任为一团政委，而翟玉祥便自然官复原职。
我准确得知翟玉祥已重回一团的消息是夏季反击战开始前的5 月初的一天夜晚。
那是个晴朗的初夏夜，我们在山坡的松林间一片草地上铺了几块雨布，借着月
色赶排舞蹈《春之舞》。四周黑黝黝的松林在微风中散放着一种醉人的松脂芳香。
林地的花草笼罩在如烟似雾的月光下，显出一片朦胧的银白。我们在廖沙的指挥下，
由春红领舞，一节一节地排练。在乐手用黑管轻轻吹奏的优美旋律的伴奏下，我们
翩然起舞，仿佛忘记自己置身于枪炮密伏的战场，而忘情地沉醉在舞蹈和音乐旋律
中，感觉自己正与松林和草地融为一体，又好似飘飘欲飞，升向星月闪烁的夜空…
…至今，我只要一遇到月色皎好的夏夜，总会在脑海中浮现起50年前那个夜风沉醉
的晚上，而那时，心中便会滋生一种难以解说的对我的青春战友的深深怀念……
但是那个美好夜晚的结束却令我遗憾——
先是秋月不舒服，呕吐，以为是闹肚子，让她回去休息了。
再就是排练中间休息了一会儿，再集合排练却不见了赵玉林。
喊了几声没人应，大伙儿急于，分头去找，却原来他在林地一处高坡上坐在一
块岩石上发呆——他遥望着南边月色朦胧的山峦，沉入伤心的怀想。我们立刻明白
了原因：在南方远处山峦的一处陡崖下，埋葬着他的妻子和战友吴静。刚才排练时，
领舞的李春红不小心说了一句：“要是吴静还在就好了，让她领舞更合适……”一
句不经意的话勾起了赵玉林的伤感，令李春红懊悔不已，一个劲儿向赵玉林道歉。
而我则安慰他说：
“别难过了，玉林，我们也都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