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像他们之前的儒家一样害怕宗派主义，并曾镇压过地方主义。这是他们维护统一的责任。从这一角度来看，欧洲没能保持或恢复罗马统一不是失败，而实际上是实现欧洲多元化前程的关键。吉本在分析西罗马帝国失败的影响时指出了这种益处（对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经验）：
欧洲现在分裂为12个强大 （虽不平等）的王国、3个令人尊敬的政治实体和许多较小的独立国家。政府官员因统治者增多也相应地增加了……。由于恐惧与羞耻的相互影响，各种暴政受到制约。共和制国家社会秩序良好，局势稳定。君主制国家或者吸收了自由的原则，或者采取了温和的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缺陷最多的宪法也引进了一些荣誉感和正义感。和平时期，如此众多的活跃的国家之间的竞赛，加速了知识和工业的进步。战时，欧洲各国军队在适度的和非决定性的斗争中得到锻炼。①吉本进一步指出，欧洲在旧帝国分崩离析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独立的小国，而正是由这些国家组成的欧洲政治体系保证了欧洲现代化的自由。国家之间的对立竞争与均势比帝国时期那种沉闷的、死气沉沉的单调一致状况好得多。人们经历了20世纪的大屠杀，对吉本18世纪关于“适度的和非决定性的”战争的轻描淡写心寒胆战。但是，吉本关于不重建罗马帝国对欧洲人有利，因为它打破了单调沉闷的局面并鼓励有益的国际竞争的满怀信心的论断，适合当今的情况，特别适合中国的情况。
在当今这个民族主义时代，特别是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时代，没有一个 ①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的衰亡》，第2 卷，第95 页。中国政治家敢设想解散这个已有2000年历史的国家。但是，北京的政治家们必须承认，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机构改革是必要的。因为许多中国和外国观察家已告诉他们，不允许思想自由市场的存在，就不可能走向商品自由市场，不建立政治交流和参与的渠道，就不可能调动经济上的主动性。
在这个发展的尖端问题上，历史可以提供若干启示。台湾和新加坡成功的历史表明，在商品交换社会中，强有力的、支持商品交换的政府可以维持政治上的控制而同时允许并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在香港，中国企业家已经证明，他们甚至可以在一个允许发展贸易但持袖手旁观态度的外国政府控制下，求得迅速的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和14个对外贸易开放口岸，这表明了大陆经济改革者的诚意。政治上可能采取什么样的相应措施呢？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政治历史最久的国家如何改造其政治体制呢？ 20年代，有人曾考虑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到1990年，在台湾、东欧乃至苏联，政党的独裁统治都在变化。
当然，管理三条“小龙”的操华语的官员们只需考虑其域内远较大陆为少的人口，而且他们管理的公众主要生活在城市，是从事商业而不是仍然以农业为主的偏僻农村中的居民。这更说明中国共产党如果想不使中国的现代化计划走向失败，就迫切需要寻求分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形式，不能再允许中央独裁之手扼杀人民的才智。
毛和邓对此各有各的理解。1957年7月，毛号召他的同僚“创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①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中国建设的基础。在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上，邓重申了这一号召，并更具体地阐述如下：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这种情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②邓看到了中国和欧洲的不同，以及中国的巨大幅员和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给他和他的同僚带来的束缚：
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③当然，难就难在这里。“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是无疑是理想的。但是，对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政治实体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如果要使思想得到发展，这样做也是不利的。在国家和党、警的强制下的“统一认识”是无效的空门面。这里，统一这个概念只能是自我拆台，是无法实现的。
本卷中的主要论述截止于80年代初期，以便提供一些历史背景。80年代初期是充满希望的岁月，人们真正感到在邓的领导下，已有了新的开端。
中国人民开始显示，他们愿意，也能够利用新的自由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但是，中国领导层内关于统一和多元化的争论仍在继续。整个80年代， ① 引自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第287 页。 ②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55、156 页。 （中文版为134 页——译者） ③ 同上，第157 页。 （中文版为135 页——译者）邓全力支持经济多元化，并使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鼓励经济多元化。 但是他对外国影响腐蚀中国政治统一的状况日益感到不满。因而他采取行 动，对被他自己的改革调动起来的正在发展的社会势力，重新从中央加强了 政治控制。1983—1984年他采取了短暂的行动。1986—1987年，他采取了更 严厉的措施，1989年夏甚至动用了军队。
毛和邓都没能使中国既保持统一，又同时享有自由。镇反运动、反右斗 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等悲剧就是足够的证 明。总而言之，就中国领导人而言，统一及作为其基础的纪律严明的秩序似 乎总是更重要的，而自由及其造成的失控则是太危险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承担的维护统一的重任是中国人民日益沉重的负担。 如果说在人民共和国40年的历史中有一条有历史意义的教训而需要记取的 话，那就是，若干世纪以来把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必须作根本的 改变。否则，正在发展中的、日益自信的社会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 使这一制度完全崩溃。在90年代及90年代之后，只有实行多元化，才能维 护统一。附录 会议与领导人正式的a高层党的会议 表32 （1966—1982年）会 议 名称 地 点 时 间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北京 1966年8月1—12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北京 1968年10月13—31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北京 1969年4月1—24日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北京b 1969年4月28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庐山 1970年8月23—9月6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北京 1973年8月24—28日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 北京bc 1973年8月30日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 北京 1975年1月8—10日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北京 1977年7月16—2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北京 1977年8月12—18日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 北京b 1977年8月19日 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 北京 1978年2月18—23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北京 1978年12月18—22日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 北京 1979年9月25—28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 北京 1980年2月23—29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北京 1981年6月27—29日 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 北京 1982年8月6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北京 1982年9月1—11日 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 北京b 1982年9月12—13日 a。正式会议是用来区别其他高层会议，如经常于中共各届全会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正式和非正式会议的目录可参看利伯撒尔和迪克逊编写的《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86）》。 b。一中全会通常在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以便正式选举新的政治局及其他中央机构如书记处等的成员。 c。这份资料中注明是8月31日，但其他资料上是8月30日。资料来源：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由中央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室编辑。
党的领导 表33 （1965—1969年）a文化大革命前夕 八届十一中全会 中共第九次职 务 1965年 1966年8月1—12日 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4月1日—24日毛泽东b 毛泽东b 毛泽东b刘少奇c 林 彪c 林 彪cf周恩来c 周恩来 周恩来朱 德c 陶 铸 陈伯达中央政治局 陈 云c 陈伯达 康 生常务委员会 林 彪c 邓小平委 员 邓小平d 康 生刘少奇朱 德李富春陈 云董必武 董必武 叶 群f彭 真 陈 毅 叶剑英陈 毅 刘伯承 刘伯承李富春 贺 龙 江 青彭德怀 李先念 朱 德刘伯承 李井泉 许世友贺 龙 谭震林 陈锡联中央政治局 李先念 徐向前 李先念委 员e 李井泉 聂荣臻 李作鹏f谭震林 叶剑英 吴法宪f张春桥邱会作f姚文元黄永胜f董必武谢富治 续表乌兰夫 乌兰夫 纪登奎张闻天 薄一波 李雪峰中央政治局 陆定一 李雪峰 李德生候补委员e 陈伯达 宋任穷 汪东兴康 生 谢富治薄一波a。某位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罢黜的确切日期，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的。
b。中共中央主席c。中共中央副主席d。总书记e。除了毛和林彪，中共九届代表大会后的政治局成员中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也容易确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