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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陌生的美国故事肯定会让我的很多同胞感到不可思议，我读它的感佩是，人类终于学会从苦难的生存中接受其教训。这位律师在某种意义上未必不是为自己和自己的族类辩护，他根据的正是人类生存的相关原则。在美国的宪政语境中，对“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信仰，如果只是在自己的信仰层面而非有伤别人的行为层面上，它是一种权利。但由于纳粹的臭名昭著，它也只能是极少数，谁会相信它呢。问题是，极少数也有它自己的应有的权利，如果多数以多凌少，这就是不义。这位律师不是为纳粹，而是为这种不义挺身而出，因为他知道，这次不义是针对别人，下次不义就可能轮到自己。因此，为了自己，也要抵抗不义。这是血的教训，当年，面对纳粹的迫害与罪恶，不正是很多人认为与己无关，以至最终酿成巨大的灾变吗？这是当年一位宗教领袖在纳粹集中营的忏悔，现在它被铭刻在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门前的石碑上，我无缘亲睹，但却读到它所流传的不同版本，这里不妨摘录其一：“在左派人士被镇压时，我们说与我们无关。在工会被镇压时，我们说与我们无关。在其他犹太人被镇压时，我们还说与我们无关。现在，我们自己遭到了镇压，但已没有人为我们说话了。”何其痛切的忏悔，但悔之晚矣，人已经陷落集中营。以前所有的无关，残酷地变成了有关，有谁能够摆脱这致命的有关呢？丧钟终于为自己敲响。读及这段文字，真正地心手俱颤。它是说给每一个人听的，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类似的情况。面对不义乃至迫害却认为与己无关，那么，犹太人的昨天总有一天就会成为我们的明天。因此，在激烈的萨特看来，当别人承受不义、迫害与暴力，一个人如果是旁观而不予抗议，那就不是一个忏悔的问题，更不是什么无辜，而是罪人，要送上道德法庭。他曾经愤怒地抨击一位知识分子没有投入支持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抵抗行为，指责他“犯了谋杀黑人的罪恶”，甚至，“那些被警察、被制度所杀死的黑豹党徒好像就是他扣动扳机的”。萨特果然不同凡响，但惜“其责人也重与周”，与恕道不吻。如果这样的道德枪口反转过来，对准自己，那么，至少是我，愿意引颈。因为，一九九九，在这个世界上，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因其表达上的无奈，与我无关而我又面对与目睹的不义，是那样的违反人权和人性，但，我却无奈地沉默着、苟且着，直至现在。甚至就是眼下的自谴文字，依然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抽骨头”。当然，我未必不可以自宽，在不可说的空间中，沉默是无奈。但，至少此刻，我并不想使用任何借口。知识分子原本就是以话语表示自己的立场和担当，我立场何在、担当如何？回答只是一个字“耻”。它刺目地提醒我，一九九九，我是同谋！
跪下去吧，邵建，为你那不义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