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易冻伤处为手脚、耳鼻和面部。撒尿没有用棍子敲的，但撒完尿裤门没系好冻坏生殖器的，却不鲜见。最初感觉疼痛，不久麻痹，抓摸无感觉，即已冻伤。初时皮肤呈红色，继为紫色，后变成白褐色。深紫色尚可治愈，白褐色即已无望。
张麻子沟伏击战时，江拥辉是１师副师长。老人说，部队在没膝深雪地里趴了一夜，回来路上赶上大风，全师冻伤３千多人。主要是没经验，到宿营地就进屋了。应该把冻伤部位用雪搓红了再进屋。就像冻梨，得放到凉水里缓，放到热水里就烂了。
长春军分区原司令员杨克明老人，当时是３师７团副团长。
老人说：二下江南北撤时，国民党打开小丰满水库放下的洪水，把两里宽的江面都漫平了。雾气腾腾，几里外就能看见。江边柳丛和芦苇结满霜挂，江面蒙蒙，看不真切。顺江而下的冰块撞击着，嘁哩喀嚓的，像妖魔鬼怪磨牙。
前面部队有的过去了，有的正在过。有的脱了裤子，有的没脱。浅处没膝，深处没腰。水下是原来的冰层。棉衣泡水像铅砣似的，滑倒自己很难爬起来。
十几辆满载弹药粮食的大车陷在江心里，牲口冻僵了，淹死了。干部战士以班为单位，互相拉扯扶架着。冰块能躲就躲，躲不开就用刺刀挑，用枪托砸。炮弹不时在江中爆炸，溅起水柱，落下殷红。
看着江水，有些发怵，可来不及犹豫。下到江里，水凉砭骨，也能忍着。
好歹上岸了，就冻得不行了。棉裤硬梆梆，两条腿有水桶粗，只能一步一步挪。
有的上岸就抽筋了，冻僵了。
我是骑马过去的。上岸就组织部队，拖拉拽架那些不能动弹的，不马上弄起来就完了。
咱们过来了，国民党就没这劲头。
没有北满又打又拉，南满就够呛了。松花江若不封冻，北满部队也不能那么跑来跑去连打带拉。老天爷帮了大忙。
最苦的是南满。
南满根据地四个小县只有２２万人。２２万人养活近６万部队和地方干部，地方又穷，就更艰难。一保临江前，３纵、４纵近半数人还穿着单衣。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号召机关人员捐衣服。４纵挺进敌后时，一些人还是单衣单鞋。
比较普遍的是有大衣就没被子，有被子就没大衣。当时有句话，叫作“两个纵队一套被装”。
最苦的是３纵，３纵最苦的是８师。
当年的８纵政委刘光涛老人说，那时３纵非常羡慕４纵。４纵在敌后打游击，到处跑，７师、９师多少都能活动活动身子骨，就８师守山头，不能动窝。
有句顺口溜，叫“８师顶，７师拱（攻），９师转（迂回打援）”。师团还行，指挥所能找到房子，营以下就蹲山头。蹲了三个多月，直到四保临江结束。
山头没法挖工事，泥土跟石头一样硬。也不用挖。把雪堆起来，浇上水，拍打拍打，一会儿就冻得钢筋水泥般坚固。人就在那里蹲着。班长隔１０分８分钟就得喊上一阵：起来，都起来，跺跺脚，搓搓手。
吕效荣老人说，他那个连有个新兵，站岗时睡着了，冻死了。
睡眠不足，营养不良，是冻死冻伤的重要原因。吃的是窝头，送上山来变成了冰砣，得用枪托砸碎吃。菜是酸菜、咸菜，后来连酸菜缸和咸菜罐子里的水都喝光了。有的部队揭不开锅，就在雪地里翻老乡没来得及收获匠玉米棒子，煮玉米粒子吃。
只盼着敌人来攻，盼着打出去。枪一响，不冷不饿也不困了。可大栓拉不动，冻住了，手碰上就粘下一块皮。大栓拉开了，枪又打不响。热胀冷缩，撞针变短了。赶紧撒泡尿，趁着热乎劲儿赶紧打，不然就更打不响了。可那“玩艺儿”也跟着冷缩了，就剩那么一点点，不好使了。后来就把枪栓卸下来揣怀里，打仗时再装上。一仗下来，看吧，什么穿戴都有，连美式雨衣都套巴上了。
从敌尸上扒衣服，自己人也扒。没法子，顾活人要紧。
若是受了伤，连伤带冻，就更糟了。
老人都说，双方倒在战场的，大都是负伤后冻死的。伤员向后转移，路上也有冻死的。
三保临江小荒沟战斗中，瞿文清右膝盖被子弹打穿。夜间，部队正往山上冲。他强撑着包扎好伤口就昏过去了。醒来后，全身冻僵一动不能动。月亮照在惨白的雪地上，周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他觉得自己不行了。这时，听见有人喊：排长，１排长。迷迷糊糊中，他听出是连里文书，他当班长时的“巩固对象”于振海（离休前为山东泰安市体委主任）。
在爬犁上躺了三天，到了长白山里的一个医院。一条麻袋絮满乌拉草，把两条腿装进去，上面再压条被子。两个民工换着位，他躺在上面迷迷糊糊似睡不睡。快到了，他觉得两条腿挺痛。一看，被子不知什么时候颠掉了。
在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斗中，在黑土地３年内战中，究竟冻死冻伤多少人，没有总统计（也可能有，笔者未见到）。零星见于各种资料的某个时间、某个纵队的数字是：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７日，“６师夜行军中冻伤７００多，轻者手足冻肿，重者即发黑，有的冻掉手指甲，有的可能残废”。
同一天，“寒流侵入，哈尔滨附近降至零下４０多度，满洲里零下５７度，为六十年间仅有现象，致一星期内火车开不动。前方部队作战伤亡二千余，两昼夜冻伤八千人，故被迫停止作战”。
同年１月２４日，“１纵冻伤，轻２０３４人，重６４４人，其中少数可能残废”。
同年１２月，“冬攻后不到半月，已冻伤八千余人，重伤约三分之一”。
有些亲历者推测，冻死冻伤总数，当在１０万以上。
国民党应低于这个数字，因为他们的御寒装备好得多。
脚是最宝贵的
打阻击的３纵羡慕４纵，打游击的４纵也羡慕３纵。
太苦了那两只脚了。
从新开岭战斗前个把月就不停地走，一直走到四保临江结束。
原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当时是４纵司令员。老人说，新开岭战斗前，１２师已经两天没合眼，没坐下来吃顿饭了。参谋长李洪茂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歇个把小时弄点饭吃再走。我说：现在走１里胜过将来走１０里，现在走１小时胜过将来走１０小时。你把这个意思告诉部队，让大家再咬咬牙，就说我代表纵队党委谢谢大家了。
赵斌老人说，四保临江期间，每天都走７０里，８０里，有时１００多里。
要在敌人背后捅刀子，拉回正面的敌人，就得多打仗，打胜仗，把敌人打痛。这就得攻其不备，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就得多走，快走，不停地走。只有两个师兵力，若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天，叫敌人瞄上了，抓住了，就难脱身了。为了迷惑敌人，番号经常变，今天叫“江南部”，明天叫“黄河部”。还给自己升官晋级，团长叫“师长”，师长叫“司令”。这些都得走，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
这段时间，４纵走路是最多的。但在黑土地３年内战中，要想说出哪个纵队走的路最多，那是困难的。
所有老人一臻的见解是：脚是最宝贵的。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张耀东老人说：当班长的基本功，也是管理教育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得把全班同志的脚管好。
到宿营地，正副班长三件事，一洗脚二喝水三吃饭。买柴找锅烧开水，什么不管先管脚，吃不上饭也要洗上脚。先温水，再加热，把走麻了的脚烫得觉出痛才算好。觉出痛了就是血液流通了，脚就是你的了。烫完了再挑泡。正副班长要一个个检查。有的睡得死死的，耳边打雷也不醒。你就得给洗，给弄。
不然，第二天你就背枪，背背包，甚至背人吧。走好路才能打好仗，走路靠脚。
那时候发服装，衣服长了短了肥了瘦了，无所谓。最要紧的是鞋，是鞋合不合脚。那时不像现在，司务长几个月前就拿本子来问你要多大号的。一堆穿戴发下来，大了小了先班里调，班里调不开连排调。再调不开，有人就和老百姓调，别的违犯纪律不行，为了脚，领导睁只眼，闭只眼，一般都能原谅。没有脚不能革命，脚是革命的宝。
那时讲怕苦怕累，主要就是怕走路。不怕打仗怕走路不是个别现象。有些人开小差不干了，主要就是怕走路。那路也真有点走不起，特别是那些腿脚不好的，遭老罪啦。
黄达宣老人说，在那个穿棉袄的夏天里，他那个连带枪开小差的副连长，就是个平板足。他打仗好，人缘好，就是走不得路，一瘸一拐的，大家都替他难受。当时一跑就是几个人。路上有敌人，有“胡子”，老百姓也打。他是一个人走的，大家说他带枪是防身自卫的。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到家。以后再没听到信儿。从吉林到苏北，那么远，很可能是路上被害了。
黑土地上的行军纪录，先有１师三下江南一昼夜１４０里。接着，２师创一昼夜１５０里。秋季攻势中，２３师一昼夜走１８５里。辽沈战役中，１６师一昼两夜２５０里。
当时的１师政委梁必业老人说，侦察报告，农安北郭家屯有敌人。饭不吃，觉不睡，连夜就往那儿赶。飘风扬雪的，边走边啃干粮，渴了就抓把雪。敌人也知道土八路铁脚板厉害，可它哪知道我们这么不要命呀！那时我３０多岁，正是好时候。现在别说走，就是坐车，那路也把人颠散架子了。
老人说，那时战前订立功计划，第一条大都是“行军不掉队”。凡是能打仗的部队，都能走路，都是铁脚板，飞毛腿。
很多老人都有走路睡觉的经验，骑马也能睡觉。有的睡觉还不耽误行军。
部队停止前进了，撞到前边人身上，有的拐个弯儿还走。有的睡着就栽倒了。若是夜间未被发现，冰天雪地中，就再也醒不了了。
有行军累死的。
走时一身汗，停下一身冰。连续地走，不停地走，吃不好，睡不好，体质差点，再生点病，这一切就难免了。人的承受能力本来是有限的。
今天拿着遥控器坐在电视机前的人，能想像出穿件汗淋淋的空筒子棉袄，在冰天雪地的“大烟泡”中跋涉的情景吗？能领会到在没膝盖深的积雪中穿着露趾头的张嘴鞋，在７月的骄阳下穿着破烂的棉袄，全副武装行军的滋味吗？
我采访过的老人，就是这样走遍了这片丰腴的黑土地。他们中的一些人，曾从江西走到陕北，又从陕北走向大江南北，再走到黑土地。又从白山黑水走到平津，走到两湖两广——一直走到天涯海角。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战争选择将军
——东野名将录之二、三
战争需要勇敢的士兵，更需要杰出的将军。
翻开黑土地３年内战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从自治军到民主联军到解放军，历史波澜起伏，将军升降浮沉。
这是战争的选择。
战争是一位严厉的考官，它无情地淘汰不称职的将军，而在能够驾驭它的将军胸前，毫不吝啬地挂满光芒四射的勋章。
林罗“刘”——刘亚楼辽沈战役期间，来往于黑土地和西柏坡之间的电报，篇未和篇首大都是“林罗刘”，有时是“林罗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