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干云的豪气，只差一点令我作呕，我不仅不能“受教”，而且要让这些“外行白痴”看看老古董的价值。
庄灵知道了我的遭遇，他说他曾经采访过一位青年才俊，是台大电机系的教授，创办了一家电子公司。庄灵慎重地介绍我去，他认为一定会有结果。
我们制作了一个计划，去见那位教授。果然他没有否定中文，叫我们把计划留下，他要仔细地评估。过了一个星期，他找我们去，问我的计划要多少钱。
“只要能实现中文计算机我就满足了，多少钱不重要。”我说。
“那么，朱先生，我很不客气地告诉你。如果你自己都看不出它的价值，我的看法是，它根本没有价值！”
我们痛定思痛，原来这个世界已经疯了。好吧，我把计划中加了一条，索价一千万台币。没想到沉红莲送去打字时，因为气不过，偷偷地把一改为六，变成了六千万！
我想到真正了解中文计算机重要性的，应该是政府。当时孙震在经济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我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看了我的计划，觉得很有价值，由于主持信息事宜的是工业研究院，他便代我转交给院长方贤齐。过了一个多星期，工研院回了一封公文，文中劝我不要“闭门造车”，叫我去研究王安公司的产品。
我不知道王安的产品是什么，但却知道一点，绝对不是中文计算机，否则为什么人人都认为中文亡定了？我们不愿死心，前后花了半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各个政府机关、基金会、学校，结果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没有一个人认为有中文计算机的必要。
计划的挫败、生活的压力，无一不是严重的考验。所幸沉红莲和我都有一股倔劲，我们不信自己是错的，也不甘心就这样承认失败。此外，我不能否认，人在无助的情况下，命运是最后的依仗了。我记得国安堂说过，一定要过四十二岁才会一帆风顺。那么再坚持一年多，再苦也可以熬过去。
一九七九年五月，岳父告诉我说有位同乡曹育东，任职三军大学计算机中心主任，他曾提及有位叶博士向三大建议开发中文电传，三大上报后，国防部批准了。叶博士要求两百万美金供买器材之用，三大却因为经费无着，将计划束之高阁。最近国防部查询计划进度，三大的校长蒋纬国将军便交待下来，一定要找人来研究中文电传！
曹育东四处诉苦，说打着手电筒也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电传的人。刚好碰到另一位同乡，谈起有这样一个人，神里神经的，在搞什么中文打字机。于是曹育东找到我岳父，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他那里没有职位也没有薪水，但有一台计算机，可以由我去玩。唯一的条件是，如果碰到有人来调查，必须承认是在研究中文电传。
能有台计算机研究一番，总比我目前走头无路要好，尤其是我设计的是中文打字机，但却声称是中文计算机。至于计算机是什么样子，老实说唯一的印象，是那“二○○一年”科幻片中的“红眼睛”。我当然愿意去，沉红莲也没有反对。
曹育东见到我们，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只要能应付来调查的国防部官员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做出什么东西来。至于在三大，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如此而已。然后曹主任便带我们到一间“教室”似的空房间，中间有一列长条木桌，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桌子旁放着一个方盒子，其余什么都没有。
计算机呢？曹育东指着那台电视，说：
“这是最新型的王安 2000T计算机，一台售价一百六十万元。现在交给你了，只要不弄坏，你尽量用吧！其它我不管了。”
这叫计算机？太令我失望了，但是我又怎能在曹育东面前示弱？他要是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计算机，不把我赶出去才怪！
沉红莲也楞住了，好在空空的教室中无人打扰，我们研究了半天，还是摸不着头脑。中午休息时间，有人来玩“电玩”软件，我乘机在一旁偷招，暗自记下各种操作应用的细节。等他们走后，我再一步一步地模仿，直到熟练为止。
中心里有一位程序员熊黎民，他有时会来修改程序，这又是我偷招的好机会。两三天后，我差不多已偷到了计算机的作业以及软件制作的方式。因为王安这部计算机中存有一万多个中文字形，都“存”在旁边那个叫“可携式硬盘”的方盒子里。要用时可以“叫出来”，但只能“放”在萤光幕最下面一行，且最多显示十个中文字，用处不大。
由于王安计算机用的是三角检字法，我略一翻阅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可以将王安的三角号码与我的输入码作一对照表，这样立刻就可以把我的输入法实现在计算机上了。其次，我的输入法还有造字的功能，既然能把字叫出来，当然更可以将字“画出来”。
于是，我请熊黎民帮我写程序，熊丢了本书给我，说：
“你要写程序？自己看书吧！”
我一看，书名为“BASIC ”，又是一头雾水，从何下手呢？我一向不是个好学生，英文更是鸦鸦乌，现在要我以四十高龄的老贡生，来学这些？
我不是许过愿的吗？如果连这一点难关都过不了，我还够资格谈什么愿心？许愿是很容易的，一时冲动人人都做得到，但要坚守诺言却要真正的奉献牺牲。我必须先把自己的“我”心去掉，否则就不要自欺欺人！
心中凛然，立时清除杂念，专心一意翻开书本，一个字一个字地吞食、噬嗑。心中空灵，目标明确，不到几天，我就完全看懂了。而且也试着写了几段程序，都正确无误。我又在熊黎民追踪程序的过程中，学会了渗透到机器内部的技巧。根据推想，我认为王安的中文字形一定是贮存在那方盒子的硬盘中。
我又花了两天时间，由沉红莲帮我记录，我则一步一步地追踪，果然被我找到中文字的点阵。这时我在巴西学的画地毯技术立刻派上了用场，我试着用地毯的坐标方式，把所得的二进制数据，在纸上以平面展开，果然，字形出现了。
最后一步，是我选了几个王安的字，将之改成我们的码，再用程序一调！奇迹一般，键盘敲处，我们辛辛苦苦编的字码，就变成了屏幕上的中文！
当然，程序还有些问题，我找熊黎民来看，请他指导。他一看，大吃一惊：
“朱先生，这个程序是你写的？”
“是呀，不过还有些问题，我……”
“这些事应该由我来做的，你告诉我就好了，不必你动手。”
我追忆之下，了解计算机大约花了六天，由学到写出程序来，大约也是一个星期。其中唯一的诀窍，就是瞄准目标、心无旁骛。（后来我才知道，居然有人怎么都学不通。）
一个月后，沉红莲把王安与我们的字码，全部列成一个总表。熊黎民则将表用在输出入程序上，我们再向王安公司借来一台终端机，分别把两台机器放在两个教室中。我们能做到在任何一个教室中输入，都可以将讯息显示在另一端的屏幕上。于是，有线的中文通讯终于大功告成。
实际上，中文无线通讯也同样可行，技术问题解决了，所剩下的只是设计与生产的细节而已。我也将之写成计划，可以按步实施，只是不记得当时预估的成本如何。
再一次见到了蒋纬国将军，他仍旧是风采奕奕，精神抖擞。他问我这个输入法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形意输入法”。他一听就说：
“不好，俗话说名不正言不顺，你这个输入法，应该叫做仓颉输入法。因为仓颉是创造中国文字的始祖，你则是继承他的造字，将之发扬光大。”
的确，“仓颉”这个名字恢宏响亮，但若非蒋将军赐用，我是不敢僭越的。
自后计算机中心成为展示中心，每天都有来自各军种及各单位的参观人潮，三大的学员更是不用说了。蒋将军听我讲解了几次以后，立刻掌握住了重点，其智能之高，实在少见。到后来我只介绍开场，其它应用以及发展，都由蒋将军做“助教”说明。
在那阵子的展示中，我们所见到的“星星”，真比天上的还要多。有一次，在教室中坐了四十多人，星星多的在前，少的在后，沉红莲直数到最后一位，还是两颗星。
我把这套成果呈献给蒋将军，蒋将军又呈给国防部。我以为今后必然否极泰来，国防部采用后，我们就不愁没有支助了。再加上这么多“星星”做证，就算国防部看不上，总有一两颗星有兴趣。再不济，有蒋将军做后台，还担心什么？
我找了个机会，又去国安堂，告诉他这个好消息。那知道他无动于衷，说：
“你的运还没有到，连皇帝都帮不上忙！”他看了看所占的卦。
“可是，我现在已经成功了呀！”我觉得他太主观了。
“你看吧，不会有什么实质结果的。”
果然，在三大我们接待过副总统、行政院长、政府各部会首长以及许多高级官员，人人赞好，但都无下文。最后国防部的回文也到了，上面写着：“已通令三军参考”，根据不成文的惯例，“参考”的意义就是参考，爱用不用。
一九七九年夏天（月份已忘），三大派我去参加一个“中文计算机编码会议”，我丝毫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为了学习和见识，我搭上了交通车。
会场在台大的溪头林场，是著名的观光胜地。在台北房屋时，我曾经随大伙来过一次，很喜欢这宁静安祥的环境。
领队的是国科会副主委何宜慈博士，同车还有三十多位学者专家，都属国内计算机界一时之选，只是我一个都不认识。印象中好象电信局的专家最多，其次是各校的教授，至于军方的，却仅有我这一位冒牌货。
时正值炎夏，一上山，清新沁凉的空气与葱翠叠嶂的山峦，就令人心旷神怡。待得到了溪头，那一排一排参天的古树，搭配着掩映在林间的木屋，天是青的，地也是青的，在行走间，连地上的影子都似染上了浓浓的青色。
甫到溪头，我就发现这是一个青色的会议，充满了幼稚、冷淡、敌对的气氛。由分配宿舍这样简单的小事起，有两派人马就几乎争执了几个小时，各不相让。
与我分配到同一房间的是一位电信研究所的工程师，他感叹地谈起，为了争取研究经费，与会的有好几个派系彼此之间已经到了水火不兼容的地步。
“各做各的研究，有什么好争的呢？”我并不想探听什么，只是顺口说说。
“有什么好争的？”他不相信有我这种白痴：“涉及上亿的经费呢！因为主发研究经费的国科会没有人懂计算机，所以想藉这次会议选择一种方案。你想想，要是谁的计划被采纳了，就将成为国家标准，其中利害有多大！”
我更是胡涂了，据我所知这个会议是来讨论计算机的内码，各家用各家的内码，就像各人在家中说不同的方言一样，凭什么来订定国家标准？目前参加的都只是与计算机技术有关的专家学者，没有一个文字学者在场，怎能越俎代庖？
“什么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吗？由我们来讨论吗？”我问。
“当然，因为计算机涉及生产，必须有统一的标准。”
“可是，为什么没有文字学者参加呢？”
他理直气壮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