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计算机界我熟得很，什么宏碁公司？没听说过！再说，计划谁不会做，但失败的占绝大多数。尤其是中文计算机，连美国政府和 IBM公司都做不出来，你凭什么？不到产品上市，亲眼看到东西，打死我，我也说不可能。”
谁能反对专家呢？尤其是归国的计算机博士？豪邦人人听得面如土色，他们决定散伙。实在难怪，几个两肋可以插刀、胳膊上能走马的彪形大汉，天天窝在办公室中。面对如山的“蝌蚪文”资料，全身的力气都使不出来，他们能委屈多久？
我还没嚣张到认定中文计算机只有我做得出来的地步，可是天下事变化万千，时机非常重要，假如“天龙”晚几年问世，谁知道中文计算机又将是如何呢？就以我这段历史而言，如果要评功论赏，这几位江湖汉子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好在中国游侠一贯的精神就是不居功、不贪荣禄，大家聚是缘，散也是缘。在飞砂走石的大漠里，或是山道崎岖的绿林中，刀光剑影，马嘶人啸，笑谈千古佳事，亦一乐也！
后来我在中央日报上看到有一位姓许的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空军研究部门曾与IBM 公司合作研展中文计算机的内幕。自一九六○至一九七○，前后十年，共耗资六千万美金，动员的专家以千计，最后只得到一个结论：中文不能在计算机上使用。
但对我们而言，一切进度都在控制之中，我与沉红莲负责系统分析及数据结构，施崇堂则带着两位工程师郭钦阳及黄丰约编写程序。
由于我的目的明确，对自己设计深具信心，所以很容易看出过程的症结。在他们每写一段程序之前，我先详细解说处理的方法及原则，施崇堂很谦虚明理，他总是耐着性子，仔细聆听。黄丰约则不然，他认为我从来没有写过汇编程序，理想归理想，实践归实践，所以有些方法不见得行得通。
我在解说的过程中，等于已经把汇编语言全面流览了一遍，精要已能掌握。施崇堂采用汇编语言是绝对正确的，不仅是执行的效率高，更能够直接控制一应的细节。我之所以能够在计算机界站住脚，施崇堂的帮助至大，因为第一步走对了，以后才能水到渠成。
人与人的沟通是门大学问，要有会讲的人，尤其难的是要有会听的人。好几次程序不能执行，他们认为我的理念有问题，我则指着程序，一条条地说出错误所在。后来黄丰约干脆把印出的程序锁在抽屉中，不让我看。这一来，又激起了我的斗志，花了两天时间，我自己写了一段程序，交给施崇堂，请他测试。黄丰约笑着说：
“朱先生，程序写起来很容易，但是要能够执行才行！”
施崇堂则把程序仔细地看了一遍，说：
“朱先生是对的，只有这样才行得通，你照这样去改过来。”
几个月的合作，虽然难免小有争执，但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由于施崇堂的指点，我发觉汇编语言很像武侠小说中的筑基功夫，是认知逻辑的根本。学者要有耐性，要有恒心，更要心思灵活，不断地练习，以至成为一种本能式的反应。这时，人便能专心思索所面对的问题，透过精简有效的步骤，加以实现。
不错，很多人都会写程序，不会的，花上几个月也能熟练。但是汇编语言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把程序完成就好，段数的高低全看其中处理的过程、采取的解决方案。因为汇编语言相当于机器码，直截了当，对计算机有绝对的控制力，其实现的方式最具效率。
人的能力大小，说穿了也就是效率的高低。了解了汇编语言的效率根源，人在不断练习的过程中，再加上自我的反复印证，思考力绝对可以提升。当然，只把汇编语言当作吃饭工具的家伙，等于是卖《金刚经》的书商，只为赚钱，是得不到明心见性的智能的。
我们的做法有两大特色，一是小键盘的中文输入设置。一是图形及中文字库。当时所有的中文输入观念都把中文当作特殊的例外，不是用2；400 键的大键盘，就是约 300键上下的中键盘。唯一的小键盘是王安的三角号码，但它只用数字键而非英文字键。
（注：当时之中文系统皆为终端机式，王安的三角号码用十个数字键。工技院中华一号到中华三号，采用 228键。神通 CCRT 280 中文终端机采用 332键。台大之研究计划中，采用江德耀教授的字根输入法，有 40 键。东元采用周俊良之注音及四角号码输入法，有 100键。通用伏羲4674，采叶晨辉博士的大键盘输入，每页有2400键。）
我的理念则不然，既然有英文文字键，而英文系统已经成为举世通用的标准，所以中文必须与英文键共享，仅留一键供中英文的选择。可是当时同意我观点的人不多，甚至与宏碁合作时，还有人建议改用大键盘。其立场是为了便于行销，因为当时至少有二三万个打字小姐都已熟悉了大键盘的操作，不需要再教育，马上就可以进入市场。
我坚定不移，再加上成本的考量，施振荣也全力支持，所以小键盘才能定案。此外，字库是成功的关键，我用向量组字法，把每一个字的坐标值设计成为一种压缩式的资料，以仓颉输入码的前缀及字身分别指向其字形数据。当使用者输入仓颉码时，立刻可以找到该笔资料，并根据数据结构立即画在所指定的位置上。
我们收取的字根，足可排列组合成三四万个有效的字形，仅需不到60KB的空间。话虽如此，当时我们所用的MCZ ，其最大容量只有64KB，全给了字库，别的工作就不能做了。施崇堂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是叠加一块内存板供产生中文字形用。在工作时，若要中文便转换过来，待字组成了，再转回去。
我们的理想是全用中文操作，且有中文的语言程序。由于人手不足，宏碁大肆招兵买马，每天都有新气象，随时会见到来来往往的新面孔。
办公室也扩充了，计划中的项目越来越多，生产、文宣、包装一一浮上台面。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到处忙碌的人们像是处身在刚发现花蜜的蜂巢中一般。
六月初，雏型完成了，字库也好了，几位小姐在沈红莲的指导下，在键盘上飞舞地敲打着中文，我不禁志得意满。原是一些萦绕在脑海中的构想，由无到有，一一实现成为具体的成果。这些字形虽然在屏幕上已经不太美观，但还能接受。一旦把中文印在纸上，我又开始惭愧了，这些长得七丑八怪的中文，能够见人吗？
我找施振荣商量，想找些美工，尤其是要字写得好的，重新调整字形，施振荣正忙得不亦乐乎，一会是会计谈钱，一会是生产谈零件，一会文宣谈主题。他抽空问我：
“朱先生，你想做什么？要用计算机来印书？”
“为什么不？”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自从在巴西四月文化公司看到了他们的出版效率，我早已决定了人生努力的方向。
“朱先生，这是计算机，不是印书机……”又来了一批人，他实在太忙，我只好告退，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急的，我何妨自行规划，以后再说。
我也没有忘记国安堂的预言，他曾截金截铁地断言，我不过四十二岁生日不可能成功。十月就是我四十二岁的生日了，早一两个月也应该算是说准了。
国安堂的情况还是一样，暗暗的厅堂，静座排队等候的人群，神秘的气氛。偶而随着算命先生的一句话，引来一阵惊讶的回响，我又与沉红莲坐了下来。
待我意兴风发地把近况一说，算命先生抬起白发陡增、更形苍老的脸，显然记起了我这个执着的客人。我注意到他是先看米卦所排出的卦象，然后掐指算了又算，这才去看我的生辰八字。最后，他放下手中的字条，慢吞吞地摇摇头对我说：
“没有办法，卦象不好，你的命又硬，秋天的木头！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到秋天，而且要过了中秋节以后。”
施崇堂听了我的转述，笑得非常可爱：
“朱先生，想不到你居然相信这些？放心吧，我们已经决定在阳历七月推出，不必等到秋天，夏天的木头长得更茂盛！”
这时，宏碁公司已经把办公室扩大到整栋大楼，货进货出，上上下下热闹非凡。最忙碌的要数文宣部门了，宏碁原有一份刊物“园丁的话”，为了这个划时代的中文计算机问世，史无前例，文案人员简直伤透了脑筋。宣传文件、介绍资料、教学题材、应用手册等，无一不是破天荒的创举。
由宏碁公司动员的情况看来，我也深庆能与他们合作，否则以我的条件，绝不可能把一个新产品变成人尽皆知的大震撼。由这件事我不禁想起当年在台北房屋推出项目的盛况，商业到底就是商业，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上，人们习惯了包装良好的成品，至于里面装的是什么，价钱的高低如何，反倒并不重要了。
我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紧接着是中文系统、程序语言及应用软件等的制作。施崇堂更忙了，手下增加了四五个新来的工程师，又要教导，又要自行动手。这些工作我只能提供些建议，此外完全帮不上忙，只好在一旁看武侠小说。
产品的命名是一项大学问，在台北房屋时我曾领教过。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正好在看金庸的《天龙八部》，心中想的是《易经》的龙飞在天，便说：“天龙”。他们认为太俗，可是想来想去，这个不妥，那个太差，选来选去，还是决定了用“天龙中文计算机”。（只惜当时尚未看到《倚天屠龙记》，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倚天了。）
七月在一片混乱中过去了，所有一应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但是“龙胎”却严重难产。施崇堂面色苍白，疲倦得眼睛都睁不开，几个工程师面面相觑，却一直找不到毛病。
施振荣天天临场督战，急得直叫：
“你总得告诉我什么时间能够完成呀！不要希望做得十全十美，只要能够公开展示就行了！你看，展示场地要预订，媒体广告也要配合，到底八月底行不行？”
施崇堂眼中泛着红丝，慢条斯理地说：
“八月底？我没有把握。”
“老天，那九月呢？九月再不行，十月就来不及了。十月节庆太多，场地、广告早被订光了！怎么样？九月初？”看看这些工作人员，施振荣实在不忍心再逼下去，下定决心说：“这样好了，我们订在九月廿八号教师节，还有两个月，可以吧！”
一九八○年九月廿八日，“天龙中文计算机”在师范大学正式与国人见面。十多年后，有不少后见之明的人，还在争论谁先发明了中文计算机，但在当时天龙中文计算机之问世，却不啻一颗炸弹爆炸，让中外专家学者们纷纷跌破了眼镜。
我不认为是我“发明”了中文计算机，计算机本不分中外，增加了中文算不上是发明。我对中文计算机的贡献是“中文字母”的观念，只可惜国人太轻视观念了，以致看得不远。当年若非天龙适时出击，后来中文计算机的发展方向，很可能是大键盘当道。人们一旦习以为常，就会认为理所当然，压根儿也不知道天下还有另一种更好的选择！
不少才智之士略有成就即沾沾自喜，从此陷入名利的漩涡中。我的目标太远，远得自己都看不到。就算有达到的一天，我也知道还有更大的目标在前面，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