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事物的体用、因果关系，只是“了解”而已。进一步要知道人为什么能了解，则必须追究“了解”是透过什么方式，使我们的意识能接触到客观环境的。
关于这一点，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学等知识可以提供答案。我们已知是时空的运转产生了能量变化，能量变化又刺激感官，感官的讯号与意识的利害印象综合作用后，便得到了认知。
是什么样的能量变化呢？这样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我把问题微分到物质、能场等基本物理现象。最后我才发觉，人所了解的真相竟然与我们自以为了解的事物截然不同（详细理论请见拙著《智能学九论－－认识论》）！
同时，我也在文字字义上，双线同时搜寻。每当找到一种答案时，我就查看中文与了解的相关性，而且检查仓颉编码，务必使得字码与字义统一。
一个人在面临万仞汪洋之初，一眼望去是无际的天地，似乎什么都看不见。如果想要知道水中潜藏的真相，就必须沉入水下。等到眼睛浸在水中时，才知道水里又是另一个天地。这时眼界仍浅，要看得深就必须潜得深，要看得透则要待得久。
人在水下，若没有工具则寸步难行；若工具不对路，所能到达的地方也有限。我有幸是中国人，而中文正是一种经过了解后的终端信息。只要人有这种眼光，看得出中文是智能的海洋，就看得出人如何利用海洋的智能，来了解人生的现象。
个中的道理很简单，每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等都是人类在生活中走出来的遗迹。由于初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环境的限制而各有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有异。大致说来，因地缘的因素，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概分为农业与游牧两大类。
游牧生活自由自在，牲畜寄生于水草，人则寄生于牲畜。只要有足够的土地，人们终年迁徙，在水草的牵引下游移，生活无忧无虑。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生生死死，能够遗留下来的有限，有些情歌热舞也就不错了。
农业社会则不然，作物在土地中，没有爱心的浇灌是发不出芽的。有了爱心就有忧虑，有忧虑就会关心，因为关心就必须竭尽心力，设法使作物长得好，生活才能无虞。
对游牧民族而言，他们只要知道什么时候迁徙，往什么方向移动，便世世代代受用无穷。农业生活却没有那么单纯，先民观察得越深就了解得越多。最后发现要找一个方法，把已经知道的事物、现象记载下来，以便比较分析。如此这般，便有了文字的发明。
早期的文字如何流传呢？画在土地上最方便，刻在树木、树叶上也很容易。等到铜器、铁器时代以后，根据经验，人们知道文字镌刻在骨头、石块上才能久存。时到今日，地上的字看不见了，树叶树皮早已成灰，但甲骨及石块上的痕迹，却是历千古而弥新。
游牧民族能把这些甲骨、石块搬来搬去吗？即使在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位智者，相信在他死后，子孙们一定如释重负，众志成城，立刻将所有的重物丢弃掉。
原始的文字必然是最易辨识、最符合人性的记录，那就是直观的象形。发明文字的人必是智者，然而应用的人则未必有太高的智能，于是麻烦就来了。人的模仿力是观察、控制、判断力的总和，眼睛看到形状，手不见得能画好。对手控制不好，判断力又有限的人，象形文字经常令其徒呼负负。
所以象形字的最大困难是一般人很难熟练的应用，于是就有人加上主观见解，自行修改。在象形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已经有了丰富的语言。“口”是最有用的器官，一开口就能出声，用声音表达意念就是语言。语言虽然方便，声音却无法保留，见风即散。但是有了文字以后，用形代音，以音为符，很容易将象形转化为拼音文字。
农业文化的摇篮是河谷平原，在非洲及中东有两大水系，一是埃及的尼罗河，一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在早期也都发展出了丰富的象形文字，也有着独特而兴旺的文明。
在这两大古文明区之上的，是岛屿散布的爱琴海，在初爱琴海并未发展出文字，因航海术的兴盛，腓立基人来往各海域之间，发展了商业文化。商业重利，语言文字的方便性高于一切。当语音加上可以发声的字符时，便产生了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的特点是语音元素少，所需的符号不多，少数的符号就可拼出所有的语音。大约在二千年前，埃及和两河文明均受到拼音文字的侵蚀，象形文字便隐入历史黑暗的一角，只有中国能将之发扬光大。
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封闭的内陆型态，黄河源远流长，黄土高原离海甚远，是所有的古文明中最后一个受到拼音文字冲击的地区。当十六世纪海权兴盛时，中华文化已然定型，有其深厚而特独的内涵，故能一直坚持到二十世纪。
今日的知识分子都已知晓地球环境上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而大声疾呼环境保护。近年来，另一种呼声也响起了，就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保育。为什么在这物质挂帅、事事讲求利益及效率的时代，竟有这种反淘汰的潮流呢？
我相信这是人智渐开后的反思，今人终于认识到宇宙的进化是生命平衡的结果。如果因人为的因素使其它生物绝灭，人类还能独立生存在这失衡的大地上吗？最令人动容的例证，就是抗病的药物大多数来自各种植物，过去的人因为无知，消灭了地球上近七成的野生物，很可能诸如癌症、爱滋病等的有效抗体都已灭绝。待人类将生态破坏殆尽，生命的物质资源不存时，即令技术成熟，人类的未来还能依赖什么？
中华文化难道竟然比不上大熊猫吗？人们以为中国人有十二亿，中华文化就将继续流传下去。看看今天的埃及除了金字塔巍然耸立外，其楔形文字又有几个人能认识？再看看美洲、南美洲的印地安人、马雅族后裔犹存，但其文化呢？
那么中华文化又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呢？前面说过，因为拼音文字的侵蚀性强，全世界各地区的文化都呈现一种混杂混沌的状态。唯有中华文化因为地缘因素，直到近世纪才开始受到冲击。
在信息时代到来以前，人对文化的认知受到时空的限制，能领受的不多。正因为文化是无数前人所践踏出来的道路，自有其源流的方向与特征，一旦掺进了其它不同的文化素材，方向便混淆了，足迹也零乱了。
更重要的一点，要想将文化转移到计算机中去，必须要有相当的想象力。那就是我一直孜孜不倦的“了解”课题。初民之所以能认识事物，是以尝试错误的方法，逐渐形成的体验，一代一代累积而得。我们唯有上溯原始，明察初民认知事物的“真实状态”，才有希望解开千古以来“人如何了解”的大谜。
读者若看过费南道耳的侦探小说，一定会有这样的认知：当一件凶杀案发生时，福尔摩斯带着他的放大镜以及他的华生医师赶到现场。第一件事便是看“现场”是否遭到破坏，如果一切都保持原状，则不难找到证据，问题迎刃而解。
可是果真如此吗？苏格兰警场不乏能人，如果现场证据齐全，区区小事也就不必劳动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大驾了！
“了解”是在探求人类智能上一个重要的大案子，而文字则是人类理解万事万物的“现场”。当今所有的文字中，唯有中文还保持着些许象形的原状。只要加上福尔摩斯的细心，一点一滴地追溯上去，必然能找到人与认知的线索。
拼音文字就无这个特性，正因为它太方便了，几千年来人人带着它跑来跑去。写诗作文毫无问题，但要求证人类“如何理解各种事物”时，便会发现那些道理早已随着歌声飘扬在过去的时空中了。否则，以西方科技的实力，人工智能的悬案会延宕至今？
在中文结构中，我找到了理解的基本因素，那就是中文形声法则。我又根据形意的关系，分离出“理解基因”。而且将之与仓颉输入法结合，于是字序、字码、字形、字辨、字音、字义六大要素，便整合成一个系统。（因其太过专业性质，在此不加详述，《新易》一书专门讨论此一课题，待适当时机再行发表。）
由于工程浩大，不可能一蹴而及，我决定分阶段实施。在我的构想中，目前应先建立供未来发展的中文系统，直接以输入码作为内码。根据此码可以组成字形、得到字音、字义，完成后，计算机应能和人一样了解及处理文字。
在完成“中文之星”的字库后，我立刻又有了新的做法，修正了数据结构及绘图的方法。沉红莲是驾轻就熟，资料及程序全部由她负责。我又重新设计中文系统程序，同时开始规划中文自然语言的架构。
这也是我与别人不同之处，我要求程序精简快速，不同于一般人只顾程序功能的完成。中文之星的系统程序执行速度太慢，我改写的结果，不但程序空间小了二分之一，处理速度也快了两倍多。并且还在原有的功能上，增加了窗口及排版的处理接口。
从表面上看，我还在写程序，这岂非“大材小用”？信息界有不少才智之士，都在略有小成之后，立即步步“高升”，升到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空。然后再一步步跨入“天庭”，把他们的才干全部投入权利斗争的核心中。这是社会最大的损失，也是文化断层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传统社会上，读书人负责处理人的事务，技术人员负责事务性工作，井水不犯河水。后来读书人没落了，技术人员读了些技术手册，便以读书人自称。
结果呢？从事技术的假读书人不安于技术工作，没有读过经世济民大道理的技术官僚，竟然掌管国家社会大计！更荒谬的是，只要有了民意基础，任谁都可以在国家庙堂之上，或假公济私，或施横撒野，“闹乱君臣百万般”！
这些世态之所以产生，是今人错认了艺术的真谛。艺术本意为人类行为的极致，是人类意识追求真善美的实际表现。因此，有做人的艺术，有处事的艺术，有为君的艺术，有为民的艺术，当然也有从事美术、音乐、写程序等的艺术。
人为万物之灵，这个“灵”字就是人对艺术渴求的明证。什么是“灵”呢？灵是我们假定在造物者所设计的人体中，有一种精华结构，是人体的极致！
然而万物之灵却丧失了其应有的灵性，不论做什么，都只追求表面的利益而不求完美。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上除了眼睛可见的权势名利、声色犬马之外还有什么？在上者如斯，居下者竞尤，从事计算机业的目的只为了赚钱，谁管它完美与否？
然而皇天有眼，我的苦心没有白费，下了足够的功夫，我终于看到了理解的真实面目。在初，我唯恐自己失去了搭上人工智能这班列车的机会。而当真相历历在目的一剎，我反倒犹豫起来了，我需要做吗？我能够做吗？我应该做吗？
我需要做吗？如果我想证明自己不凡，也就是说自己实际上是有些自卑！自卑者需要以表面上的成就，从他人欣羡的眼神中，得到些许安慰。由于我不自卑，所以不需要证明自己不凡，当然不在意别人眼神中藏着什么宝贝。
我能够做吗？所谓的能够，当然是已经假定自己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