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会场决定在费用高昂的友谊宾馆。科学院的看法是，以这件事而言，完全是技术的突破，只要能对国内软件界产生了鼓舞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八月一日，在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主持下，我们成功地展示了字库的相关技术。而且在当时最具盛名的十多位学者专家认真的评审下，给予了“超越世界水平”的最高评价。评审委员中，有北大的王选教授，他的华光中文排版系统，在一块特用硬件芯片的辅助下，造字速度比我的还慢了四倍。
还有另一位计算机文字专家石云程，是四炮（相当于台湾的飞弹营）的工程师，他们对我的程序极有兴趣，一直有意技术合作。只惜我对发展产品兴趣缺缺，既不愿见到有人独占市场，又困于资金不足，想把技术传授给大众也行不通。
石云程曾邀我参观他的工作，由于他采用点阵，字形虽好，目前用处不大。倒是他的工程师在闲谈中，抱怨经费不足时，我听到了一件奇闻。
四炮是高科技的军种，有不少研究经费，由于“特异功能”大行其道，部队领导接受“专家”建议，组织了一个特异功能的队伍，约有一百多人。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朝夕练功，认为“气功”可以防御敌人飞弹。
“真有效吗？”我懂气功，一听就知道是个骗局。
“敌人飞弹没打过来，你说算不算是有效？至少，已经练死了一个人。”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呢？”
“专家说，练得久功夫才深，对付飞弹当然要很长的时间！”
“你们这里科学家很多呀！难道不能出面阻止？”
“阻止？有个知名的科学家提了一个建议，说先不要考虑防止飞弹，只要能证明气功可以阻挡足球。就可以组队坐在自己球门后面，让中国的足球先冲出亚洲！”
“对呀！这才是科学态度。”
“科学态度？上面说这是失败主义，气功专家说皮球太简单，他们不屑于做！”
发表会大大成功，一夕之间，我在大陆上有了些虚名。所有的亲戚都出现了，我自再世为人，全心奉献于工作，早就六亲不认，所以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
由于计算机是当红的科技，是经济利益的核心，所以在这个圈子里找“义人”，实在是缘木而求鱼。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栾贵明先生，却算得上是个标准的义人。
这次我在北京遇到了栾贵明先生，他和我年纪相若，但却身材魁梧，是个道地的燕赵男儿。他们中心对中文作了大量的整理，所以对中文信息的认识非常清楚。
只可惜我们都只是文化的维护者，无法阻挡以生产及促销为主力的厂商，而目前文化界对计算机避之唯恐不及，是以两个人谈来备感寂寞。
一九九三年，我回台湾之后，栾贵明拟举办一个中文信息应用的研讨会，我也准备发展一套人文系统，共襄盛举。但因他受到某方面的阻挠，会议功败垂成，我的人文统原是为这个会议而开发，既然受到打压，我也就只好延后了。
一回到深圳，我们就全力投入聚珍的工作。张达权把系统平台准备好了，只要有可以共享的程序，他随时可以纳入系统中。小胡的绘图进度不错，每天见他运指如飞，人也像蝴蝶一般，穿梭在各个办公室之间。小段做窗口，他是科学院软件所的高手，由所长特别推介而来。小蔡负责幕前排版，做得焦头烂额。黄刚做数据库，他很认真，也很紧张。据小何说，黄刚在宿舍中，每天晚上一定要紧紧地关上门，然后对天长啸：
“受不了啰！受不了啰！”
麻烦的是表格处理，先是由小何与另一位有经验的工程师同做，结果连续换了几个人，只有小何一个人坚持下来，其它的人，不是走了，就是被我开除了。
在我们去北京之前，我们经常上报，有了名气，就常有人来园区求职。我正苦于人手不足，能写程序的不多，便挑选了几位学历、背景兼优的电算系科班出身的工程师。那时正忙于筹备展览，一切课程停止，没有办法对他们作心理辅导。
我去北京时，把几位核心的工程师都带走了，只剩下几个行政人员和新来的工程师，交给沉红莲负责管理。我一走，那几个新来的，就开始偷鸡摸狗。沉红莲一声不响，把他们每日的工作时间和进度一一记录下来，我回来一看，气得不得了。
我认为此风不可长，他们则争取人权，坚不认错，最后都自愿走路。
另外还有一位北大的高材生，姓芮，他第一次来公司参观时，就嘲笑我们的技术是土法炼钢。待我们北京评估成功了，他就千方百计托人说项，非来我们公司不可。
我不愿因为成见或是误会，害得一位有志青年失去了机会，便找他来面谈：
“你为什么一定要来我们这里呢？”
“我承认以往错了，你们真有技术，我愿意虚心学习。”
“你怎么知道我们真有技术呢？”
“我的辅导老师是王选教授，他很推崇你！”
“那是客气话，你也相信？”
“能让王教授客气的人不多，所以我非来不可！”
“我们的要求极高，很多人受不了都离开了！”我不能否认，马屁很管用。
“我早就知道了，我愿意接受挑战！”
他一来，意见特别多，每天都与不同的人，以不同的主题争辩不休。我由他的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当然也就不便插手。
等到开始教他程序，他又反对我们采用汇编语言，他说他是北大培基语言（ BASIC）的高手。不论哪一方面来说，他都认为培基语言绝对要比汇编语言好。
正好，当时我把上课的讲义编成了《汇编语言的艺术》一书，书中需要例证。有什么好争的？实验检验真理，出个题目比较一下就是！
于是，我出了题目，小芮用培基语言，张达权用汇编语言，小段用Ｃ语言，李朝辉用PASCAL及FORTRAN 。（全部结果载于松岗出版之《汇编语言的艺术》207 页）。
结果程序写作的时间，由七分钟到十五分钟不等。汇编语言最慢，但慢得有限，小芮的培基也用了十分钟。程序的效果应该看应用，因为写只有一次，使用则次数无穷。
一到测试程序的执行，汇编语言最快，瞬间即有答案。其它三种高级语言速度差不多，耗时约较汇编语言慢五至七倍。妙的是小芮的培基程序，在大家的都执行完了后，他的还没有动静。等了又等，人人都围了过来，聚精会神地看着表。
就像年轻时等女朋友一般，时间过得奇慢无比。渐渐地人群散了，大家断言，说他的程序“死机”，劝他重新检查。
小芮很有信心，说他写的程序从来没有错过。他一个人等了两个多钟头，果然他的程序没有错，只是执行速度太慢！他不服气，花了两天的功夫，改了又改，最后终于进步到二十几分钟，相当于汇编语言的七百倍！
小芮灰心不已，提出了辞呈，我告诉他人生要经得住失败，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他坚持求去，他说：
“倒不是面子问题，我是丧失了信心，我对计算机没有兴趣了！”
他走了，基于他的志节，我倒觉得他是个人材，但愿他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有些人就相反，表面上看来诚实正直，但是每当面临利害之际，就流露出本性。
大陆上的评估制度，是一种相当严谨的科学方法，而技术一经评估，就确定了其应有的价值。评估原则上分为几级，最高为国家级，其次为省，再次为县、区等。评估对个人也是一种记录，所以事先要提出申请，详细说明每一个参与的人，工作的内容等。
我从来不重视这个，在填表时，沉红莲与我是当然的创作人。此外，王姝完成了英文及符号的模块，当在名单之中。丘副理看了，嫌人太少了，应该多填些，这种事怎能做假呢？但为了奖励士气，我加填了杨育冰，她曾帮沉红莲做过一些资料。
直到她辞职离开以后，我才由同事口中得知，原来丘副理当时把杨育冰的名字偷偷换成了自己的。这一来，国家级评估的成绩，便成为丘副理的升官之道！
我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刻找王总理论。可是木已成舟，一个年轻工程师的前途已经毁了，难道我要把丘副理的也毁掉？
这种事太多了，人没有能力已经太可怜，再若不给一点取巧的机会，岂不太残忍？只是今后呢？我不喜欢演戏，将来如何与他共事？事情发生之时，我们已经成立了两仪公司，于是由他带了一批人，继续主持园区的计算机部，此事才告一段落。
大陆的体制正在改变，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政经分离”成为必要的政策。政经分离的落实化，第一步便是政府所有机构都需要设法自力更生。其法便是把部门一分为二，一组人管政策，一组人做生意，做生意的赚钱来支持另一半（详情我并不十分了解）。
我的字库在技术上有极大的优势，但美观度稍嫌不足。评审委员之一，即四炮的石云程先生，特别带了一组人到深圳来找我。由于我对大陆的情况并不清楚，平常埋头工作，也不大关心。石云程跟我谈了很久，我才明白其中究里。
原来国家技术监督局（即标准局）也要实行政经分离，由其中一部分技术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国标准技术开发公司”。这个公司专门发展“标准技术”，其总经理即为与他同行来此的徐明先生，石云程则为中文信息部总工程师。
我不懂什么叫“标准技术”？又怎么来开发？经他解说后，我懂了，却吓得我一身冷汗。他们的看法是举凡这个公司所开发出来的技术，一概视为“国家标准”，有了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支持，这种标准自是绝对合法，不容置疑。
国家的政策规定，任何一种中文计算机一定要使用国家标准，否则禁止买卖！也就是说，自己的队员兼做裁判，凡是不利我方的，统统判犯规出场！这种生意会不赚钱吗？最起码的估计，大陆上未来将要使用上亿台计算机，再加上其它设备，如果以我们的字库作为标准，一套只卖十块美金，那就是天文数字了！
我能不心动吗？我又能够心动吗？不谈赚钱吧，中文系统不就统一了吗？从此我可以手持尚方宝剑，挟天子以令诸侯！看谁敢违抗国家政策？这种不世的良机，是为国家、为文化、为中文报效的大好机会！我有理想、技术、操守，而且也有了最有利的机会！
那么，我为什么会吓出一身冷汗呢？
人长时间养成的习惯，经常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反应模式，往往能不经思索，就立刻表现出来。我对公、私的分辨已经成为本能，这种行为分明是私，但又是在公利的大前提下提出。如果说是假公济私倒也不尽然，他们也是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口众多，矛盾严重，要想要脱贫致富，当然要用些非常的手段。
这种“政经分离”的策略，能调动工作者的积极性，显然是不得已的可行之道。很多心存偏见，抱着仇者为快的心理，就不可能看出中共领导者处心积虑地在寻求一种治国途径。在我看来，虽然他们做得不很成功，但是比起那些尸位素餐的败家子，连现成的繁荣美景都可以弄得污七八糟的总好多了。
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