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滴窜，空中却是一片死寂。
我老在想一件事，我到底欠了父亲多少？吃的喝的应该可以算得出来。可是生命呢？算不算是亏欠他的？不过这不公平，并不是我要来的呀！他的目的不过是要传宗接代罢了，那倒不难，给他生一个儿子就是。不过，我又怎能这样做呢？我又怎么能够担保，我的儿子有一天不会指着我，大声责备：
“不是我要来的呀！”
人生有可为，有不可为，结婚生子对我是无比的梦魇。
低沉的气压挥之不去，我几乎相信这就是永恒了。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好友，故邮政局长许季珂先生，一大早来到我家，满面秋霜地把我拉到一旁，气愤地责备我：
“做人有做人基本的态度，不论你爸爸做得对不对，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可－－以－－在外面乱说？”那“怎么可以”四个字，说时又长又重，好象每个字都是用铁锤在铁砧上敲出来的。
“我说了什么？”又是一个晴天霹雳，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呢？几天来，除了隔壁宫家，我特别去道歉，而且很识相的只去了一次外，其它哪里都没去，怎么会又在无意中闯下大祸？
他瞪着我，好象在搜索我灵魂的深处，脸色由紧而松，又由松而紧，变了多次。最后他想了想，缓缓地说：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跟阿香的事？”
“爸爸跟阿香有什么事？”我被弄胡涂了。
“你不知道？”他瞪着我。
“我知道什么嘛？他们怎么了？”我有点急了，关心的神色溢于言表，以为是他们这些天出了什么事，却瞒着我。
“那么……”许伯伯吞吞吐吐地说：“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看到过……”
他似乎有口难言，好象面临着莫大的困惑，又彷佛一座大山压在他的心头。每次欲言又止，又努力地搜竭枯肠，想找一句合适的话语，表达他的感受。他一再挣扎，失去了平日镇定的神情，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
“阿香从……房间出来？”
“看阿香从房间出来？”我更胡涂了，难道说我偷看阿香……
“我是说，你有没有对任何人说，你在半夜三更……”我竖直了耳朵，一颗心飞跳着，我知道，这一定就是我苦难的泉源。
许伯伯一再努力，脸上急得发出红光，最后，他终于大声地说：
“……看到阿香从你爸爸房间出来？”
“怎么可能？我一上床就睡到天亮，雷都打不醒！”这话是父亲给我的评语，我只不过实话实说。
许伯伯松了一口气，思索了半天，又叹息了一阵，感伤地说：
“我怎么会没有想到呢？这些事情你还不懂，而且，那些在外面传话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怎么可能是你？”
我也猜到了一点，于是问道：
“许伯伯，是不是有人诬赖我，说我……”
“是的，别人告诉你爸爸，说是你亲眼看到的！昨天你爸爸很难过，到我家坐了会，谈起这些事来，对你很不谅解！”
难怪！难怪！幽默的造物啊！凭着什么慧心巧思，用我的生命织成了这一件玄秘的公案？如果不是许伯伯这种君子，心怀正气，手持宝剑，我的灵魂只怕永生被囚禁在地狱中不得超生！
这些年来我所身受的委屈，都起因于父亲的误会。不论这件事是真是假，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父子之间本来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他有权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等到我成长了，有一天也会面临我自己的选择！
父亲无法向我辩解与阿香的事，又无法以之作为一种教导的题材，更不能不闻不问。由于这一口恶气，便怎么看我都不顺眼。然而打了我以后，传言更凶。恶性循环下，他更坚信是我蓄意报复。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真相既明，我不但不再自怜自艾，反倒可怜起父亲来。他戎马半生，为国为民，与家庭幸福一直无缘。娶了三妻四妾并不是他的错，当时的社会本来就有这种习俗。今天父亲是自由之身，阿香真的与他要好，我只有为他庆幸。
不知道许伯伯如何向父亲解释，事情已成过去，也没有澄清的必要。至于是谁蓄意破坏我，也不相干了。我和父亲之间的隔阂，是新旧两代永远无法避免的，就算没有这件事，也还会有其它的事。毕竟这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新旧冲突随时在发生，人与人之间的裂罅一天一天加大，早就难以弥补了。
我由衷地感激许伯伯赐给我这个机会，否则，这个悬案恐怕永远难见天日了。值得欣慰的是，我能在这场苦难中坚强挺立，终于看清真相。这一切都是机缘，没有人会傻得去自寻烦恼，悲剧也不可能无中生有。人性、社会、时代三者交互发展，每个人生存在其间，遭遇有幸有不幸。对我而言，我自认是幸运的。因为儿时的生机最旺，尚有足够的时间自我调适。我已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自己所作所为无愧于良心，这就够了。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人的经验实在有限，除非有真正的智能，否则迟早会像父亲那样，面临一些没有前例的难题。
骤雨过后，空气流通了。只是，在经历了这些大风大浪之后，我应该怎样自处呢？
智慧之旅 （第一部） 七、蝉蜕 转学、兴趣、后母、联考高三刚要开学时，父亲没有说明原因，突然又把志学叫来，替我转学到台中省立第一中学。我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余波，也是必要的安排。一句话都没问，洒脱地离开台北，到得台中，住进学校宿舍。
最使我难舍的是小妹，我们之间还是一张白纸，虽说心中嵌满她的倩影笑语。到了这感伤的时刻，我却只能把这一腔离情，硬生生的咽下肚里。别时，宫家大伙无不议论纷纷，讶异父亲的不近情理。我悄悄地偷看了她一眼，她若无事然，好象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我离开她家大门时，在人群中也没有找到她的倩影。
在台北时实在太忙了，忙于察看父亲的脸色，又忙于等待机会，跳过墙去。来到台中，时间才真正属于自己。这一刻，我发现已经面临了人生的抉择－－马上要考大学了，究竟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当时的制度是将大学的科系区分为“理、文、农”三组，每组有不同的课业与教材，由高三起，分组授课。我必须先决定读哪一组，然后才能分到适合的班级。
我决定学音乐，当我在心情郁闷的时候，就有种大声呼啸的冲动，唱歌便成为最理想的发泄方式。宫家老二也喜欢唱歌，但他唱的是情歌。我们经常有意无意相互比赛，看谁的吼声能把屋顶震垮。
但真的对音乐发生兴趣，则是看了几部有关音乐的电影。其中“翠堤春晓”一片最令我着迷，从初中第一次看到后，每次电影院重演，一定少不了我这个观众，一看我就想做个音乐家。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居然也有机会决定自己的未来。
当然我也仔细地研判过其它的可能性，只因台中一中的升学辅导在高二，我没赶上。所以只能根据自己所知道的科目考虑。老实说，我对大学的认识十分有限。
政治是我最怕的一种人类行为，我家进进出出的达官显要见得多了。每个人在人前及人后，都戴着几副不同的面具，为了争夺权利，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很欣赏《列子》所载的故事：帝尧为了寻贤禅让，到了首阳山，遇到一位贤士，帝尧要请他去做官。这人听了，忙逃进山中，到溪边洗耳朵。一位放牛的看到了，问他在做什么，这人说听了帝尧要请他做官的话，污了耳朵，特此清洗一番。放牛的一听大怒，忙把牛牵到上游，嫌洗耳朵的污水脏了牛胃……自古到今，厌恶政治的显然不止我一个人。
经济也是我讨厌的，父亲是清官，家中差堪温饱。我从小没有零用钱，虽常以为苦，可是眼见初中时，那些同学都毁于金钱，因此对钱颇为反感。另外还有一些无形的影响，例如我常听人赞佩父亲的人格操守，听多了，清廉便成为我的一种价值标准。
此外，外交、社会、法律、历史等学科，都与我的个性相违，刚浮上台面便被淘汰了。数学本是我所喜爱的，可是自从我的“基数论”被代数老师羞辱后，心里觉得很别扭，也就对数学失去了兴趣。后来又碰到家中巨变，无心学习，程度越差越远，数学课本终于成了标准的“天书”。
由于我好动又好奇，从小见到任何新事物，总是缠着大人东问西问，不到弄个明白不休，最后总是换来白眼。再若是看到能动的机械，就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驱使着我非把它拆开不可，这也是我惹祸上身，常常挨打的根本原因之一。好在拆多了，经验丰富，家中的东西一坏，我总能修好。更妙的是，每次修完了，准会多出几个零件来。
记得最令我困惑的，是个上发条的老式留声机，不论我怎样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始终找不到机器里面那个唱歌的“小人”。直到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把唱针插在火柴盒上，划过唱片上的回纹，火柴盒居然也能发出声音来。我才知道唱片的纹路并不平滑，使得唱针振动，声音是盒子共鸣所发生的。
我的修理技术得到肯定，是因为一个德国制的闹钟不走了，店家说不能修。我便彻底把它解体，发现原来是动力发条断了，那种发条是钢制的，弹性极强。我想尽了办法，胶不上，黏不住。最后只好学铁匠，把剩下较长的一半发条，丢在厨房的“煤球”炉子里，等到烧得通红，将一端搥得叠回来，再钩住固定的柱子。终于，钟给修好了。只是有一个缺点，一天要上两次发条才行。
父亲有支四五口径的手枪，无意中被我发现了。花了些功夫，我能很熟练地把它分解、还原，而且经常上油、保养。我常幻想，如果遇到强盗，有枪在手岂不威风？于是我将子弹上膛，并把保险扣上。这些“技术”完全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而使用枪的“观念”却丝毫没有。有一天我正偷偷地把玩，突然被妹妹发现了，她叫着说：
“我告爸爸去，说你在玩枪！”
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把枪对着她，恐吓她说：
“你敢告？我先打你！”
“你不敢。”
我为了吓她，便扣着扳机说：
“我开枪啰！”
“你开吧！”她毫不在乎。
我一扣扳机，保险闩着，扣不动，我便拨开保险钮。这时心里突然一动，为什么上了保险呢？再把枪膛拉开，一颗子弹平躺在膛中！
剎时，我浑身上下直冒冷汗，手脚发软，竟然滑倒在地上。妹妹以为我在陪她玩，自己装死，带着胜利的微笑走了。自此以后，我一见到枪就心惊胆跳。
前面提过，我自己动手做“油印机”，做反射式“放映机”，还设计过玩具水枪以及很多有趣的机械。可是当时社会环境配合不上，父亲认为只有读书重要，这些雕虫小技会“玩物丧志”，在家中绝对禁止。
有一次我做得太过火了，那是在初三，我学会了装收音机。但由于台湾是戒严地区，所有的通讯器材都受到军事管制，有钱也无处可买。我发现父亲汽车里有个直流式真空管收音机，从来没有人用过，于是我偷偷地把能拆的零件都拆了下来。一面参考书本，一面动手，将之改装成一部“交流式超外差五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