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那为什么要去学农呢？不是浪费我的钱吗？”
“爸爸忘了，我是要去学音乐的，可是您不准。”
“当然不准，那种没有出息的事，哼！‘唱歌的’！”
我知道，在老一辈的观念中，在任何职业后面加一个“的”字，就表示非常的鄙视。这样辩下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不如用理性的态度相互讨论，我相信一定会有结果的。所以我把话题一转，对父亲说：
“记得爸爸是要我考电机的。”
父亲脸色和缓了些，露出百般无奈的神色，说：
“我们朱家没有这个福分，有什么办法？”
“电视机是电机专家设计的，是吧？”
“可是你不肯学电机呀！你以为小时候装装收音机就行了？电视机可是一项大学问，大学就要学四年！”父亲以为我开窍了，安心地坐了下去。
“是的，电机是个大学问，要学四年，可是其它的科系也一样要学四年。”
父亲没有听出我弦外之音，还在期望我“回心转意”去学电机：
“你现在去学，来得及吗？你小时候对‘科学’很有天分，现在都糟塌了！”
“因为我不懂学电机有什么用处？”
“有什么用处？你看，电视机就是例子。”
“电视机又有什么用呢？”
“给人看呀！我们工作累了，可以轻松一下，有什么新闻，立刻可以知道。所有进步的国家都有电视，我国才刚刚起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材。”
父亲很有耐心地开导我，这是我们父子间极少有的现象，或许是难得有共同立场的缘故。只是我很遗憾，我们两代之间的鸿沟太深了，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绝不能妥协。
“有了电视机，总还要有节目吧？”我又问。
“当然。”
“是不是‘电视机’比‘电视节目’还重要呢？”
父亲犹豫了一下，他可能认为我还是个孩子，需要“教育”，所以说：
“不能这样说，都很重要。”
“那么设计电视节目，应该和设计电视机一样，是为国家及社会服务了啊！”我终于由父亲自己的话中，导出了我要说的主题。
父亲狐疑地望着我，打量了我一下，试探地问：
“你不是想去设计电视节目吧？”
“爸爸，您不是常说‘事无贵贱，人无高低’吗？都是为国家服务，设计电视节目又有什么不好？”
父亲一听，怒眼圆睁，立刻从椅子上跳起，大喝一声：
“混帐！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们朱家世代清白，不能让你污了门楣！好吧，你能说会道，你有本事，你要做什么我不管，只是不要用我的姓！”
有了父亲这句话，我就满意了，反正为的是兴趣，出不出名无关紧要。这时庄灵在台大视听中心工作，正好中心需要个技术人员，而遍寻不着。经由庄灵的推荐，我就挂名做了个临时雇员，负责剪辑影片。
我剪辑的第一部作品，是中心主任所拍的一部十六厘米的记录片，共有一万余呎。由于他的摄影机性能优良，他也充分发挥了“拉近、拉远”的特性，令人看得眼花撩乱，其中竟然没有一个静态的镜头。
由于人的视觉很容易受到光影变化的吸引，动态镜头只是为了表现运动以及动作的相对关系。对人的认知而言，画面当以静态为主，这样人才有时间思索、进而了解。即使是运动片、武打片，无不应以事物的交待为主，否则人看电影目的何在？
据说中心主任是留美的博士，专攻视听教育，怎么会拍出这种片子来呢？我猜又是技术作祟，一个没有观念的人，当他手执一把金光耀眼的大刀时，除了舞个风雨不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拉进、拉出”是表达距离的技术，一般远距倍数不高的摄影机，很难拍出象样的效果。该主任必然是手中有了先进的武器，就忘了拍电影的目的了。
这种情形我屡见不鲜，有人文字功力不错，于是只重辞藻堆砌，以文害意；有人买了一部卫星显微照相机，于是每一幅作品都是巨细无遗的芝麻变红豆；有了立体声高效音响，人们就竖直了耳朵，为的是要捕捉那无时不在、挥之不去的“真实的噪音”，或者是那低于每秒钟十六周的超低音频率。
这就是现代文明！一时的视听刺激，居然只因为有了“物质基础”，就摇身一变，明正言顺地登堂入室，蔚为艺术？只要外国老祖宗流行的，我们不效法就不够时髦！流风所及，难怪女性拉皮隆胸，男士浓妆艳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判断的标准，一味迷恋可见可得的“技术成果”，忘却了技术之目的。
不论文学、音乐、绘画、摄影，也不论是中国、美国、日本、欧洲，人就是人，所有的创作都是借助技术，以达到艺术的庙堂，追求人性最高的境界。如果我们把这个准则否定了，一切为技术而技术，标新立异，各尽所能。迟早物质享受将会取代人的感知，财力成为艺术的象征，人性化为物性。
我想尽了办法，仅保留了那些虽在移动，却不太离谱的镜头，将万余呎剪辑成数百呎的片子，不到几分钟就放完了。中心主任看了，对他的“杰作”赞叹不止，连连表示还要再拍。
后来中文系要拍一段“周朝礼仪”，我兼做导演及编剧，由庄灵执镜，成绩平平。这时，有人委托我们拍一部电视广告，主题是录音电话机。庄灵找来国立艺专毕业的李至善，由他导演，我来编剧。记得那是台湾第一部电视广告片，我们根本不知道电视萤光幕与电影片的比例有别，片子拍完了，毛片的效果不错。画面上是一个有“经理派头”的胖子，在电话铃响时，手忙脚乱，以衬托出录音电话的功能。
由于要强调胖子接电话的窘劲，我们用的是大特写，胖子的脸占满了画面，电话筒则换来换去。庄灵利用黄金分割，把镜头安排得精确无比，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我们无不佩服他的功力。料不到电视屏幕比电影屏幕要小得多，播放出来，胖子的头及下巴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大鼻子、一张大嘴，以及一些黑忽忽的圆筒，不断地飞来飞去。
这时，由于近水楼台，我与小妹的来往频繁，接触一多，性的需求就油然而生。我必须作个决定，如果她也对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我们应该及早结婚。在她的支持下，我可能会达到我所追求的部分目的，否则我们应该立刻分手，使彼此没有牵挂和负累。
因此，我向她求婚，她要征求她母亲的意见。她母亲则坚持要我父亲出面，必须“明媒正娶”，否则有失家门声望。
我知道父亲不仅不会出面，而且绝对反对我们的婚事。所以我建议不通知家人，私自结婚算了，小妹不答应，她认为这样会导致家庭的不幸。
我们分手时，也和其它未经人世的青年一般，纯洁天真，祝福对方有着美好的未来。且相互盟誓，彼此要珍重这段感情，永远保持真纯的友谊。
我开始专心研究电影，由于我国电影水准太差，我觉得没有必要与现阶段的从业人员打交道。此外，我并没有拍摄“商业电影”的兴趣，只不过想彻底了解电影的全部制作技术，以便作为日后表达思想的工具。
庄灵比较务实，他认为年轻的一代颇有理想与魄力，应该大有前途。我们便邀了几位国立艺专影剧科的朋友，如李至善、邱刚健，以及师大美术系的黄华成等，成立了一个电影研究社，筹办“剧场”杂志，并请了艺专的戏剧学教授姚一苇为顾问。
成立的第一天，姚教授请我们去他家聊天，结果我竟被姚教授赶出门来。那时电影院正在上演一部英国的“新潮”影片，名为“一夕风流恨事多”，这算是一部够水准的作品，姚教授则一口认定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电影史上的里程碑。由于我早已养成了“分镜头”的习惯，看完电影就已把“场景”分得清清楚楚，于是历历指出片中的矛盾和草率之处。姚教授不由分说，认为我对他“失敬”，于是下了逐客令。
假如姚教授就代表着电影界的新希望，那么我宁愿与这种新希望保持距离。任何一个学术性权威的建立，绝非只是因为他年高位重。不错，艺术免不了主观的成份，可是，我们的目的是研究电影。要了解一部电影的“主题”、“技术”和所达到的“境界”，就应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探讨。以堂堂一个国家唯一的一所电影艺术学府，其教授如此，我不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希望。
我立刻向庄灵表示要退出，因为我不相信这样做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庄灵则责备我不顾大体，哪有一个组织在成立的第一天，发起人就要退出？
他是对的，但是姚教授不能原谅我，对我不理不睬，会务如何推动呢？
我考虑再三，难道电影技术一定要在国内学吗？我的主要目标在于人生的体验，有了足够的体验，才能写出好的剧本。剧本是电影的灵魂，没有灵魂，电影哪可能有生命？既然如此，我所学的对象应该是人，是社会，是宇宙中一切变化的原理、根本。如果只把眼光局限在一个小圈圈中，就算目前还有理想，过不了多久，在现实的压力下，我只有一步一步的妥协、退让，到最后，理想还会剩下多少？
想来想去，当前的社会状况令我感到窒息，各行各业都与我的想法格格不入。再混下去，不是我被同化，到最后麻木不仁，便是愤世嫉俗，疯狂变态。
出国吧！去哪里呢？美国是一般学子心目中的天堂，一方面我不喜欢凑热闹，另一方面我早就说过大话：“不去美国，不读英文”！别人或许没有放在心上，我自己却忘不了。这时，有位同学告诉我，“老师”（大一的同学）去了巴西，巴西？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问来问去竟没有人知道。就凭这一点，我决定去巴西。
我向父亲提起要去巴西历练一番，没想到父亲对巴西知之颇详，也很赞成我出去闯闯，并问我有什么计划。我说打算先好好工作，存点钱，再托那位同学给我弄张农场的聘书，先去农场开垦再说。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去巴西的事已经安排好了，聘书不久就到，叫我先去学习葡萄牙文。我怎么都想不到事情会如此顺利，缘因在巴西有位东北籍的国大代表张振鹭，当年父亲任职东北行辕政务委员时，两人常相往还。
后来东北失守，张代表到南京开国民大会，在会中慷慨陈言，认为丢失东北是当时的行政长官陈诚的责任，所以呼吁先总统拿出“斩马稷”的精神，杀陈诚以谢天下。大陆易色后，因陈诚在台，故张代表举家迁居巴西。父亲自从知道我想去巴西后，就用电报与之联络，并得到张代表的同意，代我办理一应手续。
但是，去巴西的路费不是小数目，约值当时父亲“特任官”全年的薪金。我知道父亲素无积蓄，所以打算去卖苦力，自己赚取路费。想不到这也顺利的解决了，那是“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中有位总务科长姚世惠，原为陈副总统的亲信，因为父亲没有班底，陈副总统特派姚科长来会中服务。姚科长知道我要去巴西，也知道父亲无力负担旅费，便向陈副总统报告，因而得到美金一千元的资助。
这件事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使我深深感到个人与社会的因果相依，如果不是这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