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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了半个地球，我总算有了粗略的认知，我真正需要了解的，是一个人如何能在现阶段的社会中得到幸福，以及什么是幸福。前者牵涉到一种制度或者是手段，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解答。而后者才是人心中根本的结，幸福只是个抽象的名词，如果不能明确的定义出来，则人人追求的幸福，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船泊在伊莉莎白港时，还发生了一件很值得省思的事。国家与个人之不可分，可见一斑。那些自称台湾国开国元老的朋友，在过了新加坡后，每次上岸观光，都要背着一面克难的“台湾国”国旗，几个人成群结队，颇有到异邦“宣扬国威”之状。
哪知南非实行黑白分离制度，把人种划分为四级。最高级是白人，不论国籍；第二级则是经济力量庞大的日本人，中国人沾了黄皮肤之光，外来的客人可以“暂充”第二级；本地的因大半经营洗衣业，与褐色的印度人以及南洋各国的黄种人，统一视为第三级；黑种人忝居末位，为第四级。
各级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住、行”方便，凡是属于三、四级的人种，都要强制隔离，以免让最高级的白人恶心。
中国观光客不论是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一向都能勉强受到优待，与白人坐同样的交通工具，进白人喜爱的餐馆和旅店。
这次台湾国的国民，因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当地的警察又不知台湾国出自何典，因此把他们视为来自南洋岛国的第三级黄种人。
我从来不上岸观光，主因是口袋已经光光，不能再光了。他们遭遇了什么，我也不太关心。只是一路上听他们把南非骂得狗血淋头，甚至于有人扬言，一旦台湾独立了，第一件事就是要开除南非的国籍！
智慧之旅 （第二部） 二、立春 巴西、谋生、农场、提包船到山度士，张老伯来接我，他看来已近七十。我知道他那封聘书只是花钱买来办手续的，实在不忍心再给他添惹麻烦，便假称已找到一位同学，有现成的工作在等我。他信以为真，便很安心地回去了。
事实上，我身上只剩下约二十多元的美金，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表面上很笃定，心中却乱如苎麻，不知明天会流落到何方。但是，我又怎能麻烦张老伯呢？他看在父亲的面上，帮了我一个大忙，这笔人情债已是难以报答了。
幸好，有一位当地的杂货贩，托船员在香港买了一批土产，照规定货物必须由旅客报关，否则不能上岸。因为我没有行李，那位带货的船员便找我帮忙，我一口就答应了。过关后，这位小贩非常感激，带我到圣保罗。第二天又介绍我到“自由大道”一家中国人开的快餐餐厅，立即在厨房工作起来。
自由大道是圣市最热闹的中心，大道名符其实，又宽又长，是双向八线道。道路两侧巨厦林立，尽头则是巴西银行，一栋五六十层高的庞然大物。
这家餐厅的门面很大，一次可坐近百人，客人都是在附近工作的白领阶级，匆匆吃完就走。我们的生意很好，除了地点适中之外，另一个秘诀就是一锅“高汤”。因为一般店里的汤不过是汤，而我们用的是纯正鸡汤，讲究的倒不在鸡，而是要用活鸡，现杀现煮。在中国这不稀奇，在巴西，杀鸡竟然是件大事。
我到的第一天，就见到一场奇景，厨房里好象失了火，人人走避，但却又欢声不断，叫嚣喝骂，乱成一团。原来刚好是杀鸡的时间，一次要杀十几只。巴西人最恨杀生，虽然在老板的重赏之下，他们仍感到怕怕。杀时只是举起大刀，把鸡头一砍，然后人人惊叫逃窜。这时，鸡也忘了头在何处，颈子上鲜血直冒，也亡命飞奔。于是乎，人人叫着逃着，满地洒着鲜血，有时无头鸡与人不期而遇，那才真正精采绝伦。
我的第一个贡献，便是教他们杀鸡，巴西人见了，莫不心服，到底中国文化深远攸久，真是“杀鸡不用牛刀”。
我对巴西的好感，始于这些乐天而懒惰的工人，他们做起事来就像在游戏一般，口中不时唱着单调的民谣，只要两脚一落地，总会蹦蹦跳跳的“舞”上几步“桑巴”。如果能够偷懒，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机会，由女人到足球，总要谈到有人来催促为止。
那些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天天有新人来，也经常有人工作得好好的，突然又失踪了。当然也有几个老老实实的，只是他们做起事来懒懒洋洋，其慢无比，任你催，由你骂，他们始终脸上堆满了笑容，教人无可奈何。
最初我很不习惯，后来见多了，发觉那种人没有心机，没有奢望，朴实而真诚，远比以往我所熟知的社会贤达要来得可爱。我在巴西前后住了有八年之久，由北到南，走过不少地方，除了在足球场上外，居然没见过任何暴力行为。就连两个人争吵起来，也只是三言两语，双方边吵边退，转过头去，立刻忘了。
气候及环境是重要的因素，巴西中、北部是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温度是摄氏廿四度，阳光普照，物产丰饶，有些地方甚至还只挑晚上下雨。只要人没有很高的欲望，生活极易维持，树薯粉可以里腹，而一件衬衫，可以穿到破烂为止。
巴西立国四百年来，没有经过战争，也没有巨大的天灾。当地的农产以咖啡为主，经济价值高，耕植容易，产量为世界之冠。此外矿产也极丰富，像煤、铁、铀以及宝石都可以露天开采。全国人口不及一亿，领土却居世界第四位，可耕地占领土百分之七十，而到目前为止，使用率尚不到百分之五。
巴西的人种相当混杂，除了土著外，早年冒险的葡萄牙航海家，又引进了大批的非洲奴隶。后来由于咖啡作业方式改变，小农经济兴起，奴隶制度在两百年前已经破产。因之人种开始混杂，在同一家庭中，由于遗传基因的隐、显特质，常常黑、白肤色隔代出现，再不然便是中和成咖啡色。除了新近的移民外，在巴西可以说绝对没有人种的歧视。
我到巴西那一年，恰逢巴西民选的总统姜古拉先生，意欲实施社会主义，他眼见工业时代到来后，社会上贫富趋向两极化，因此倡导土地及重工业国有，并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他的立意至善，只可惜忽视了巴西人民怠惰的天性，加以工业和经济大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以致工商界全力抵制，政令出不了总统府大门。
一九六四年四月，姜古拉无计可施，竟自行发动兵变，由屯守里约的第一兵团，策动北部的一部分军队，打算把南方的保守势力击破。结果大军在“矿产州”与南军对垒时，双方前哨却把手言欢，一弹未发。姜古拉以为大势已去，实时乘飞机逃走，结束了一场少见的政治闹剧。后来保守军人废除民主，执政十多年，并称此次兵变“四月革命”。
这种事情对我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当语言能力纯熟后，我常向巴西人请教那段史实，但几乎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问多了，他们会耸耸肩，双手一摊，说：
“姜古拉？你知道他有几个女人吗？”
据说巴西女多男少，物以稀为贵，所以身为男人就是最大的财富。有些女人为了争取毕生的幸福，常不惜出外赚钱，以便把男人养在家中，这一来更助长了男人的骄气。虽然巴西以天主教为国教，禁止离婚，但男人常常走私，甚或另谋高就，把女人视为蔽履，丢弃不顾，以致弃妇怨女处处皆是。
很可能是因为我只见到巴西社会的低阶层，然而我知道，在中国由于传统上重视人际之互助，社会地位越低者，家庭之间的向心力也越大。任何一位正常的男子，如果靠女人工作来供养，则他在亲友邻里间，总是会被人耻笑，永远抬不起头来。
厨房里人人都是我的语文教师，在他们毫不厌倦的指导下，没有多久，我的巴西话就几乎可以乱真了。
我最喜欢看的运动是英式足球，那是种全方位的运动，要技巧、默契、策略、体力，还要有一点不可或缺的运气。
足球场面积广大，气派恢宏，当万千球迷由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时，大地上立刻出现一片旗海。同队的球迷聚集在一起，齐声唱着他们球会的会歌，兴高采烈地击鼓奏乐。似乎是在向对手宣示：
“我们是最强的球队，敌人们，给你们一个机会，赶快闻声而逃吧！”
谁都不会逃，谁都不甘示弱，而每场比赛总难免有输有赢，极端的情绪可以在旗帜满天飞舞，或是倒拖在地，无人理睬上看出端倪。这种心情的起伏，才是足球最令人迷恋的地方，每一次在自己喜欢的球队出赛之前，球迷都充满了希望。姑不论此次结果如何，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希望还会到来。
我在一九七二年听说过一个故事，足证巴西人对足球疯狂的程度。在圣保罗市有个资格最老的球会“歌林加” （Corlithes），其球迷都自称为歌林加人。圣保罗球会甚多，第一级的不下十余个，而球迷中平均每三个就有一个是歌林加人。由于球迷多，经费充足，所以拥有全巴西最有名的球星多人。但不幸自五十年代以来，在几个重要的竞赛中，一直与冠军无缘。
如果说实力，没有问题，再比士气，人人信誓旦旦，不胜不休。但是运气欠佳，每次都输得令人扼腕，包括球迷在内，都认为非战之罪，不愿责怪。但是二十多年来年年如此，就不免令人扫兴，大批球迷渐渐疏远足球。于是媒体、专家都一致宣称，如果任由歌林加队继续输下去，巴西足球将会没落，国家的经济也必将崩溃。
有一次，圣保罗队一位颇负盛名的教练，公开宣称他自己的罪行。指称在一九五零年时，因为负气而向巫神“马贡巴”诅咒歌林加队，使之三十年内得不到任何冠军。此语一出，全国骚然，圣保罗队因此解除了该教练的职务。
为了体验个中滋味，我也开始自称为歌林加人，巴西朋友一致为我担心，说我会因此而丧失人生的乐趣。
这一次的经历，我彻底认清了“兴趣”是怎样运作的，也看到了人心奥秘的禁区。谁都知道人的七情六欲无不因自我的利害而生，可是足球又怎么与我扯上关系呢？
对任何一种事务首先要了解其游戏规则，否则就看不懂，不会有兴趣。其次要有悬疑，没有悬疑就不会去猜想，不猜想，其结果便与己无关。再其次要抱着希望，希望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过程，如果明确地知道了一定的后果，这种心态就不能称做希望，而只是等待结果的发生。只有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一面等待有利于自己猜想的，一面又惧怕有不利的结果产生，当人心在这两个极端矛盾的变化中翻来覆去时，便产生了兴趣。
生意人非常了解此中奥妙，刻意制造一些英雄人物，设计一些引人入胜的话题，再不然便利用诱人的广告，先让人知道，再使人有兴趣。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谈说说，事情成了自己经验的一部分。等到人们有了兴趣，卷入了这个原来与己无关的新事物后，紧接着便是那种惊险刺激的悬疑。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比赛总是有胜有负，各队风水轮流转，不论喜欢的是哪一队，总少不了期待、焦虑，然后再享受那迟来的狂欢极乐。
歌林加人的悲剧，就在于二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