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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记得换了多少学校了，这次读书的学校，简直像庙会一样。最初我们的教室是在楼梯上，那还算是好的，至少老师只有一个。后来全班搬到一间教室里，与另一班同时上课，学生们并排而坐，却各自面向教室的一端。
两个老师一在前，一在后，同时讲课，那种混乱的场面，也就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了。最有趣的一次，是有人偷偷带了一只猫来，它喜欢蹲在人的肩膀上，尾巴常蹭到同座而反向同学的脖子上。那位同学很专心，他以为有人开玩笑，一直忍着不加理会。后来他气急了，拼命把那毛茸茸的玩意一拉。这一来，那只猫痛得发狂，乱叫乱抓，同学们都吓得东奔西逃，闹得整个教室骚然，彷佛是一颗炸弹爆炸了。
父亲又为国事奔走去了，这一年，我见识到了大自然展示的威力。长江决堤，武汉三镇尽成泽国，淹水有一个人深，我临时学会游泳，丝毫不以为苦。倒是一场大火却使我吓破了胆，闻火心惊。酒精工厂外有处堆栈，有一天黄昏时，突然冒出了火舌，天上一片橘红。宿舍里家家大小忙着抢救细软，在阵阵骚乱声中，不时有人大呼：
“酒精槽要爆炸了！快逃呀！”
可是，在我的眼前，只看到母亲拉着我和妹妹的手，神情肃穆地站在窗前。母亲脸上身上敷着一片淡淡的橘红，她稳如泰山，口中不断念着：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我把头伸出窗外，触目皆是赤焰处处，在飞舞的火苗边缘上，衬着一股股暗橙色的烟雾，呼啸着冲向天空。火焰的中心是一堆亮得炫目的屋架子，每当倒塌时，就轰然一声，溅起漫天银白的星星。火光越来越盛，脸也越烤越烫，浑身热汗蒸腾……渐渐地我彷佛不存在了，只有劈劈啪啪的木材爆裂声以及火星满天飞舞。
我想到被烧死的惨状，一个劲要逃，偏偏四肢发软，丝毫都动弹不得。母亲镇定如常，好象观音菩萨就在身边，于是我也高声地念着：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不知过了多久，火势逐渐平息，只剩下浓浓的黑烟，弥漫在空中。我们母子三人，每人都浑身发烫，流了一身汗。事后，母亲从容地给我们洗澡，平静地说：
“对菩萨要有信心，只要自己心诚意正，不断地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定会保佑的。”
这件事对我一生影响之深远，难以言喻，由无而有，由有而无，在在如同一团迷雾。我由一个信念的极端，荡到另一个极端，不断地往复，不断地修正，以迄于今。人如果成长在没有矛盾冲突的环境中，他没有必要去怀疑所遭遇的一切。没有怀疑，就不需要否定自己，更别说不顾一切地去追索最终的真相。
火灾后，我们又搬到武昌的“紫湖新村”。不久，父亲也出现了，有一阵子，他没有再出门，只是督促我们读书、做功课。父亲的朋友姚德安先生一家，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有个女儿叫爱珠，比我小两岁，立刻成为我和妹妹的玩伴。
父亲天天练字，也逼着我们写。每次写完，父亲对爱珠的字总是赞不绝口，而我的则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我横着看，直着看，始终看不出爱珠的字好在哪里，心中不禁怀疑父亲偏心，但又不敢辩驳。一天，我骗着爱珠替我写了一篇，父亲竟没看出是爱珠的笔迹，把我叫去狠狠地痛骂了一番，说：
“这是什么鬼画符？字不成字，形不成形！亏你好意思拿来给我看！”
父亲越骂，我越得意，我说：
“这是爱珠写的。”
父亲不懂我的用心，诧问：
“那么你写的呢？”
“您老说她写得比我好，”我振振有词地说：“所以我……”
父亲大怒，一巴掌打过来，我立刻晕头转向。姚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说：
“爱珠是客人，所以你爸爸对她客气些，你懂吧？”
我不懂，为什么明明我的字写得比客人好，就应该“骗”我说不好。父亲常说他最讲理，难道说他的话就是“理”？
在武昌城里，父亲有个朋友开了家电影院，母亲常带我们去看“霸王戏”，记得在看“天亮前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时，由于片中情节大家都亲身经历过，创痛犹新，全场一片哭泣声。母亲不用说，早已哭得不成人形，连我和爱珠也被卷入情感的风暴，莫名其妙地从头奉陪到尾，泪流满襟。
这时我已稍懂世事，至少可以在大人日常的谈话及神色中，知道又要准备逃难了。每天家里的来客不断，他们问的几乎千篇一律：
“怀公呀！我们该怎么办呢？”
父亲则是唉声连连，摇头不语。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九四八年末，徐蚌会战中，国军一败涂地。共军随时可能渡江，不仅大局无法收拾，甚至要逃也无地可容。
未几，父亲调到鄂西行辕，先去了恩施，母亲则带我和妹妹溯江而上。到了宜昌，母亲病情转剧，需要休养，便把我寄在一个朋友开的皮鞋店里。不幸这时我也得了痢疾，肚痛腹泻，每日与奇臭无比的毛坑为伍，痛苦不堪。我一再吵着要看母亲，但是，店里上上下下谁都不理睬我。
那是种脱离现实的特殊感受，皮鞋店中各种皮革、橡胶以及化学药品的气味，已令我丧失了习惯的认知能力。再加上生了病不能出去玩，更是烦躁难安。平常还有母亲做避风港，虽然她一直病着，但每当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在身边。这次却完全不一样了，陌生的环境，人们奇怪的态度，为什么我一直见不到母亲呢？
第一个闪入我心中的念头是，母亲把我丢掉了，因为我太淘气，母亲实在受不了。可是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呀！怎会突然把我丢掉呢？我不相信！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莫非……莫非她和峨姐一样？我以后永远不能再见到她了？
想到这里，我立刻大哭大闹，说什么也要找母亲去。
鞋店的主人劝我，说我母亲命很苦，难得有点快乐的日子，我应该乖乖地待在这里。我听了更是不依，如果母亲不要我了，那该怎么办？
那人被我折腾不过，只好千嘱咐、万拜托，叫我见到母亲时不要吵闹，然后带我到了一个戏院。在后台化妆室里，我看到了母亲，她神采奕奕的，正与一个身着戏装的少女谈话。我几乎认不出那就是终年躺在病床上，气息奄奄的母亲，一时间竟然看呆了。
母亲见到我，只说了声：“还乖吧”？又继续和那个少女说笑起来。
我当时百感交集，安慰的是母亲还健在，而且显然没有拋弃我的意思。但是，看看她与别人亲热的样子，反而更加难过起来。她是我的母亲，她应该最喜欢我，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陌生人家中？
多年后由母亲口中得知，那少女是当时的“汉戏”红伶，身世凄凉，与母亲一见即视同知己。早年生活的贫苦，嫁给父亲后家庭的折磨，母亲从来没享受过须臾的幸福。一旦有了精神的慰藉，她的病情顿时好转，俩人每天形影不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道德虽是人立命立身的基础，但人性并未因之净化，故产生了在道德规范容许下的各种发泄行为。“捧戏子”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自古以来，士大夫视之为风雅韵事，文人骚客也常将戏子当作灵感的化身。
戏子所扮演的角色是虚幻的、经过蓄意美化的剪影，在时间上可古可今，性别上可男可女。对一般人说来，戏子所提供的是娱乐，能够远远欣赏就满足了。而对有能力、有钱势的人而言，戏子则是理想的玩物，既能表示自己的身价，又可避免很多无谓的纠纷。
此外，还有一种心理补偿的成分，由于戏中人有时男扮女，有时女扮男。因而不论是男是女，人人都可以“道貌岸然”地公开表示其由衷的欣赏之情，不致有悖于中国社会上异性间的诸多禁忌。
六十年代因为一部梁祝艳史，台湾曾掀起了一阵“凌波热”。上至大学教授，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为凌波倾倒。她虽是女性，但扮演英俊的梁兄哥，男士们爱她，声称她将梁山伯演活了；女性们爱“他”，只缘“他”是女性，无须顾忌。
我生平中仅有这一次，见到了母亲那种愉悦的神情。现在想来不仅能理解，且更为同情。父亲长年在外，母亲身为一个旧社会中的妇女，很可能藉此稍解寂寞。更何况痼疾缠身，自知行将就木，也许就在回光返照下，燃起人生的余烬。
然而在当时，我想到的只是自己，天经地义，母亲只是属于我。在我需要时，她应该在身边，当我生病时，她应该安慰我。这次她把我丢在皮鞋店里，不仅对我不加闻问，甚至于见到我时也漠不关心，难道“母亲”不是“我的”吗？
后来父亲来电催我们上路，母亲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宜昌。
船到巴东，那是个山城，其实也称不上是城，总共只有一条街，沿着山势，挂在长江边上。那里的人民生活很苦，唯一的土产是一种略带透明、颗粒很小的红樱桃。我从来没有用过钱，更不知道怎样买东西，母亲见我垂涎欲滴，给了我几个银角子，我走到一个小贩面前，说要买樱桃。
他挑着一个担子，问我要买多少，我把角子全给他，说：
“这么多。”其实我压根儿不知道能买多少。
他听了，眼睛睁得老大，忙说：
“您老人家（湖北人的口头语，意指您）住在哪里？我给您老人家挑去！”
原来我竟然把他整担的樱桃都买下来了，害得我只好拼命吃，吃得满嘴红汁，成了不折不扣的樱桃小口。
住了一天，父亲率人来接，我们过了江，改乘木炭车，直趋恩施。
木炭车顾名思义是以木炭做燃料，以水蒸气为动力的交通工具。由于火力不足，走平地尚可，一到上坡，大家就得下车。木炭车每每咆哮着、吐出大片浓烟，向前冲了一段后，又往下滑。司机的两个助手各拿了一个三角形木块，在车下滑时便忙将木块塞在后轮下，挡住退势，待车喘息够了，再向上爬。
有时候路太陡了，车实在冲不上去，司机便满面愧容的，请大伙来推。随车的都是当时鄂西行辕的高级官员，闻言莫不面面相觑。父亲见了，首先卷起袖子，动手便推。大家这才七手八脚地一拥而上，车子又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
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人世间一切大事，都是由这些小事堆砌起来的。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享受时不可少了他的一份，否则便是不公、不平。到了发生问题、应该设法解决时，这些人便叉着双手，远远地站着，认为那是别人的责任，与他无关。父亲之所以为人所敬重，与他的身体力行不无关系。
可能是路上太过劳累，也可能是在宜昌时心力透支，母亲在车上咯血不止。从此以后，身体情况一天比一天衰弱，连脸上的笑容也显得疲惫不堪。
国事也比母亲的病好不了多少，先总统下野，南北议和。人人都知道大势已去，常有人来劝父亲“识时务者为俊杰”，父亲立刻暴跳大骂，声震屋瓦。
我们住在行辕的后面，院子很大，还种了一些玉米。虽然父亲严厉禁止，我还是一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