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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瘦长的老人，看上去一点也不特别，冯介绍我说：
“爹，这是朱少爷。”
他只嗯了一声，问我道：
“你父亲是朱怀冰吧？”
我有点不安，嚅嚅地应了声。他随即说：
“你们去玩吧。”
我如释重负，忙拉了冯出来，一时忍耐不住，我便问他：
“人家都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你知道吗？”
他很奇怪地反问我：
“什么是共产党？”
我无从解释，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里有一所小学，我刚进学校，就偷偷地喜欢上一位粗眉大眼的长发姑娘，她名叫辛举碧，住在冯家的山后。
冯天天为人挑水，没有读书。有一天，我等冯挑完了水，便邀他去逛山路。走到辛家门口，没见到她，自是有些失望。但又心有未甘，刚走过去，又找个理由走回来瞧瞧。
冯看出其中有些蹊跷，问我：
“你在干什么？走来走去的，人家会把我们当贼！”
我羞得无地自容，只好告诉他实情，他说：
“这个简单，是哪一家？我帮你去把她叫过来。”
我忙说：
“千万不要把她叫来，我只想远远地看她一眼。”
冯轻蔑地笑了笑，说：
“真是大少爷，只想远远地看一眼！”
我随指向一间破败的茅屋：
“就是那一家。”
他一看，立即就说：
“听我的话，你不能和她来往。”
“为什么？”我被他弄胡涂了。
“因为她一家都是共产党。”他肯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
“我问过爹爹，”他解释道：“我爹爹说，所有的穷人都是共产党。”
有一天晚上，父亲又出现了，他的脸色从来就没有好看过，但这次更是阴沉。他和母亲关着门谈了很久，然后走出来，摸摸妹妹的头，又看了我一眼，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母亲在房里哭得死去活来，又咳了一盆血，气如游丝。大家都慌了手脚，一个个围在母亲身边，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母亲镇定下来，流着泪水，说：
“我们今后再也见不到爸爸了……”才说一句，母亲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停了一会，说：“他要和胡宗南一起去打游击。共产党已打到綦江，我们又要逃难了，姚伯伯明天会来接我们，上次留在恩施的行李，也都运到重庆了。”
“太太，你们就要走了？”老妈子问。
母亲喘了口气，点点头。
“去哪里呢？”老妈子又问。
母亲一听，又伤心地哭了起来，而且一直摇头不语。
晚上母亲把我和妹妹叫到房中，拿出两块小小的金子，眼中噙着泪珠，慎重地说：
“你爸爸从来不要钱，我好不容易省吃俭用，才存了这二两金子。现在我们又要开始逃难，很可能你们会走失，我的身体更怕撑不下去。万一有这么一天，你们年纪小，又没亲没故……这二两金子，我给你们缝在衣领子里，不到不得已，千万不要取出来……娘对不起你们。不能照顾你们长大成人……”说着，母子三人哭成一堆。
最后，母亲勉强忍住眼泪，小心地把我们的棉衣领子拆开，将金子藏在夹层里。并对我说：
“你该懂事了，不要怪你爸爸，他有他的责任，以后你的责任就是照顾妹妹。我这里还有五十块现洋； 如果我死了，你可以拿去用。”
第二天，母亲叫我去学校办理转学手续。这还是第一次我自己办，心里很清楚，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了。到了学校，我向老师说要转学，老师什么都没问，立刻带我到办公室，替我及妹妹填好表，只剩下姓名一栏空着。然后问我：
“你要改什么名字？”
我楞住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名字。
“你父亲名气很大，共产党一定不会饶过你们的，最好改个名字。”
我脑筋一转，想到那北海牧羊的苏武，就说：
“那我就叫朱武吧。”
老师填了上去，又问：
“你妹妹呢？”
既然有武，妹妹就叫文，岂不是文武双全？我很得意自己取的名字。
回到家，母亲已坐上轿子，姚伯伯正搓耳挠腮等得不耐烦。一见到我，话都来不及说，急急忙忙就催着大家动身。
这时长江渡轮全被军队包了，所有大小船只也都被征用，姚伯伯来时，在重庆租了一艘小船，还是经过上级特许，才保留给我们。
江边密密麻麻的都是军人，一个个衣衫褴褛，神色疲惫。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则干脆睡倒。长江两岸辽阔，船只又少，看来这些部队要全数过江，起码得花个十天半月。
所以，当姚伯伯拿着特许公文，穿过重重部队时，两旁投来那么多羡慕的眼光，我真以为我们的渡船一定神气非常。
不料，竟是一条小筏子，勉强装下了我们一家人，船身吃水就几乎到了船舷。这一天长江风浪很大，船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颠簸不停。除了一波一波的浪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昏昏沉沉地，一种对未来莫名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
才十二岁的年纪，天灾人祸、生离死别都经历过了。终年流徙不定，永远在搬家，不停地在适应新环境。虽然我并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生，但我却开始羡慕冯家那样平静的生活，如果能那样过日子该多好，挑挑水，连书都不必读了。
上了岸，姚妈妈、爱珠，还有跟我们多年的长工吕庆友都来迎接。母亲见了他们，又是一阵伤心，加上途中的辛劳，衰弱得几乎无法动弹。
这时姚伯伯把我当做大人，大家一起商量何去何从。姚伯伯说：
“怀公交待省银行办事处留了一辆卡车，叫我们回汉口去，可是……”姚伯伯转过头去对母亲说：“以你目前身体状况，恐怕……”
母亲叹口气说：
“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姚伯伯忙说：
“我的看法是，先去北培，等你身体好一点再说。”
母亲知道别无选择，含泪不语，我们走到办事处前，行李已经装在车上。大大小小数十件，多半是父亲最珍贵的书籍，刚刚由家人吕庆友老远从恩施押运来的。
这时大约是下午两三点钟，重庆街上冷冷清清，与我数月前所见真有天壤之别。而且还有种奇怪的声音，彷佛是远处的雷鸣，轰轰不绝。
我问姚伯伯，他紧张地说：
“是共产党的大炮声，大概明后天他们就要到了，你看重庆的人几乎都逃光了！”
我们上了车，可是司机却不在，到处找不着。吕庆友急了，只好猛按喇叭，寂静的街道上，回音激荡，显得非常的刺耳。
过了一会，突然见到街头那端跑来十多个人，母亲紧紧地把我拉住，姚伯伯则站在车前头仔细观察。等他们跑近了，才看出都是办事处的熟人，大家不禁松了口气。
姚伯伯立刻迎了上去，谁知还谈不到几句，双方竟然争执起来，声调也逐渐提高，只听姚伯伯气愤地说：
“怀公待你们不薄，把你们由湖北带出来，不论如何，做人也该有点天良！”
其中有个人理直气壮地答道：
“天良？我们也是人，也有权逃命，这部车子是办事处的，我们当然优先！”
那边还在争吵不休，有几个人径自绕过来，叉着腰毫不客气地对母亲说：
“你们下去，我们要用车子。”
母亲气得发抖，说：
“我不下去，这是怀公留给我们的！”
“什么怀公不怀公？国民党都倒了，你们还神气什么？”
姚妈妈知道再闹下去吃亏更大，便对母亲说：
“我们就先下去，找到处长再说。”
姚伯伯见情形不对，急急地赶了过来说：
“车子还是让给他们好，我们另外再想办法。”
眼睁睁地看到以前对我们必恭必敬的职员，现在竟变得如此蛮横无理，我心中又气又恨。但是形势比人强，在这生死关头，凭我们几个老弱妇孺，又能把他们怎样？要是我有一身武功，或者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哼！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捏死，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们永世不能翻身…
等我白日梦做完，车子早开走了。母亲斜躺在路旁，脸色苍白，连声干咳不止。所有的箱子行李散落一地，吕庆友正忙着收拾。
我第一次产生了未能尽责的感受，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挺身而出呢？所谓的英雄好汉，绝不是贪生怕事之徒啊！
姚伯伯四出奔走，想尽了办法，可是那时重庆已是死城一座，叫天不应，找人无着，急得真似热锅上的蚂蚁。反倒是母亲冷静地念着经，一面安慰姚妈妈，说菩萨会保佑好人，万事都已经由上天安排好了。
天色渐渐晚了，姚伯伯已经束手无策，目前唯一的希望是找一处能暂避风寒的地方。说不得，只好把办事处的大门打破，至少可以渡过今夜。
办事处外面有座铁门，上了一个大铜锁，吕庆友用尽了全力，也撼动不了分寸。正在忙时，街头有一部黑色轿车悠闲地慢慢开了过来，姚伯伯一见，赶忙迎了上去。开车的司机一见到姚伯伯，立刻伸出头来，高兴地大叫：
“姚秘书，您怎么还没有走啊？”
姚伯伯一时呆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那司机又说：
“您老不记得我了，我是陈局长的司机，小陈。”
“对了，对了，我真是老糊涂了！陈局长呢？我正要找他。”
“早都走了，公馆里只留下我一个人和这部车子。”
“真的？那好极了，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这有什么问题，”小陈痛快地说：“我每天闲得发慌，您老请吩咐吧。”
姚伯伯指着母亲说：
“朱怀公你还记得吧？这位是怀公的夫人，本来怀公留了部大卡车给我们，可是被人抢走了，现在……”
小陈立刻说：
“这是小问题，您说吧，您要上哪里？”
姚伯伯犹豫了一下，说：
“北培。”
“北培？”小陈吃了一惊，犹豫地说：“只要在重庆市内，去哪里都不成问题，可是北培实在太远了。”
“有什么分别呢？陈局长一时不可能回来，你也要生活呀，不如你送我们去北培，我给你一两金子，总比坐在家里好。”
小陈考虑了一会，慨然说：
“行，听您的！”
那车平常连司机只能坐五个人，吕庆友要押运行李，不能同行。我们母子三人，加上姚伯伯夫妇及爱珠，还勉强挤得下。只是母亲要平躺，我们拿了两个箱子，在后座搁脚的空处铺得与座椅等齐，倒有点像张床。
小陈考虑得很周到，为了怕路上买不到汽油，弄了好多桶放在行李箱中。忙到动身时刻，天色已经黑了。
重庆市内空空洞洞的，宛似鬼域。一出了城，景象立刻改观。先是看到稀稀落落，三五成群的人，有的背着家当，有的扶老携幼，宛如细细涓流，朝着同一方向走。再下去，人群越聚越多，渐渐地，像是洪水一般，汇为潮涌。但是汽车却不很多，间或看到几辆，也都陷入人海中，司机一面猛按喇叭，一面缓缓地往前挤开一条路来。
平常开车到青木关，大约只需二十分钟的路程，这时走了四五个小时，已经是三更半夜了，路上人车拥成一团，却还不知离青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