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德等诸如此类的素朴假定。 同样，它也导致了想要在他人身上纠正那些在自己身上最需要纠正的东西的普遍欲望。“
显然，儒家思想家孔子和孟子都不自觉地相信着心理同一性。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预先已假设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同一性，这一道德要求那些善良的、“软心肠”的人来说虽然是天经地义的，但对相信“性恶论”
，相信“丛林原则”
，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生活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的人来说，却无异于对牛弹琴。 荀子之“性恶论”不同于孟子之“性善论”
，法家之“斗争哲学”不同于儒家之“仁爱哲学”
，说明了无意识中的心理同一性完全可以随着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的心理分化而演变为意识中心理的歧异性。荣格以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特别是自性原型）作为人的创造性潜能的基础，但潜能的实现却有“内倾”与“外倾”两种不同的途径。“外倾”指人的心理能量投注于外部事物，“内倾”指人的心理能量从外部事物返回到主体自身。 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入世”与“出世”两种典型心态。 在荣格看来，个人潜能的展开和个体人格的形成，可以经由外倾和内倾这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和心理类型，通过两者在意识和无意识中的互补来实现。 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以“儒道互补”
的方式调和入世与出世两种不同的精神取向，并以此成就所谓“内佛外儒”
、“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两者间无疑有某些相通之处。 但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无论在东方在西方，虽然确有一些人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大多数人身上，这种调和与互补实际上是很难和谐的。 我们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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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说：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动摇和徘徊在“入世”与“出世”
之间而难以真正地有所作为。拿陶渊明这位具有典型内倾心态和出世倾向的诗人来说，其前半生也主要为外倾心态和入世倾向所支配，奔走周旋于官场，直到三十九岁左右才辞官归隐。荣格用“反向转化”
（enantiodromia）来说明这种人格的变化。 在荣格看来，反向转化是心理变化的一种趋势。 一个人往往在人生的某一时刻放弃先前执著的价值和信念，转而追求相反的价值和信念，或放弃先前的生活方式，转而追求相反的生活方式。 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内倾与外倾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同时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 当一种倾向自觉地占统治地位时，另一种倾向就沉落到无意识中去了。荣格认为，无意识对意识起一种补偿作用；自觉的意识倾向越是趋于片面和极端，与此相反的无意识倾向也就越是具有潜在的势能，并可能突入到意识中来，造成人格的急剧转变。 他举《圣经》中使徒保罗信仰的转变为例。 保罗原是迫害基督徒的急先锋，但在去大马士的路上突然看见异象（即产生幻觉）。在异象中耶稣向他显圣。 从此保罗信仰改变，转而皈依耶稣基督。 荣格认为，当保罗无情迫害基督徒时，他无意识中基督徒的立场实际在逐渐加强，直到最后终于以幻觉的方式突然显现。这幻觉作为一种象征，预示了保罗未来人格的发展。荣格还提到，尼采先是神化瓦格纳，尔后又仇恨瓦格纳，也是反向转化的例子。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等诗人视为反向转化的典型例证。正是通过反向转化，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等人格中的另一面才得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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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心理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对人格二重性的重视和强调。 人格二重性不仅导致了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而且导致了集体无意识与个人无意识的区分、自我与自性的区分、人格面具与内在心象的区分、男性心象与女性心象的区分……
以自我与自性的区分为例颇能说明这种区分的意义所在，因为在荣格看来，自我仅仅是意识的主体，自性则是意识和无意识共同的主体，即全部内在精神、内在人格的主体。 个人意识往往是短暂有限的，相比之下，集体无意识则几乎是永恒无限的。 充分的个性化作为一种人格的成就，要求个人打破我执、明心见性，从自我过渡到自性。 完整的自性作为无意识原型固然难以被个人自觉意识到，但按照荣格的说法，它的存在却可以借助于原始意象和某些古老的象征而间接地显现出来。 上帝的形象、佛陀的形象都可以售为自性的象征性显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圣贤的美化和神化，也都可以视为自性的象征性显现。 这实际是一种心理投射，反过来证明了人人都可以见性成佛，证明了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格二重性一直有着深刻的认识。 孔子“性近习远”的区分，荀子“性恶习伪”的区分，朱熹“天理”与“人欲”
、“人心”与“道心”
、“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都涉及人格的二重性。 这些认识导致了“致中和”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格理想。《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以人格的和谐来透视宇宙的和谐，反过来，又是以宇宙的和谐来象征人格的和谐。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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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人格和谐的理想，与精神分析学强调心理整合的思想是一致的。 荣格说：“心理分析的目的在于心理的综合。”他用心理的“超越功能”来说明这种在分化中不断整合、在创造中导致和谐的能力。 所谓“超越功能”
，强调的是人格结构中天生具有的一种能够在更高层次上综合心理对立面的能力。不言而喻，超越得以发生，其前提是心理对立面的形成，即人格中多种因素的分化。 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假设使他相信人有这样一种深邃博大的力量来进行人格对立面的综合。 与之相比，中国文化传统则往往在过多地强调“致中和”
、“无过无不及”时限制了心理对立面的发展，从而也限制了更高层次上的人格整合，限制了个性的充分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突出表明了传统智慧在面临人格二重性的难题时，有试图在人格对立面的冲突中作出片面取舍的倾向。 这一点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李翱“性善情恶”的说法和“复性”的主张中。《复性书》认为：“情”必然惑乱本性，“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 圣人者岂其无情邪？
圣人者寂瓤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一般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因情而乱性，李翱因此认为：”情之动弗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
与这种灭情复性的主张相反，荣格不仅认为情感也是一种理性功能，而且认为包括情感在内的各种心理功能的充分分化，是无意识心理内容赖以充分展开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人格发展和潜能实现的必要条件。 荣格“返回无意识”的
851荣格：神话人格
说法虽与李翱“复性”的主张有相似之处，但从相信心理具有超越功能的角度，荣格把“返回无意识”理解为个人面对两难的心理困境暂时不能解决，里比多返回集体无意识去激活某些原型，从而通过创造出新的、能够综合心理对立面的象征，使个人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心理的整合。 这与那种畏惧和逃避爱欲（“情”）
，划地为牢地把自己封闭在狭小天地中做所谓“圣人”之梦的作法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站在个体优先（逻辑上优先、立论上优先）的立场，荣格把“个性化”视为无意识自我实现的自然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用集体标准强制性地对个性实行约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格的扭曲。另一方面，由于个人的存在并不是单独的、分离的存在，所以充分的个性化必然导致更广泛的集体关系和对真正的集体准则的尊重。 荣格说：“显然，一个由被扭曲隆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全的、有生命力的社会；只有一种既能保持其内在的凝聚力和集体价值，与此同时又给个人提供了最大的自由可能的社会，才可望保持持久的生命活力。”
这实际上给现代中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即如何才能把道家要求个性自由的思想与儒家重视集体准则的思想，不仅在心理的层面，而且在法律与制度的层面上有机地“整合”起来
二、梦的预言与应验
与清醒的理性适成反比，荣格的思想也呈现出“东方式的”神秘色彩，这一点特别表现在荣格对梦的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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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格看来，梦是预言，能够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掌握着我们的命运，从而梦作为象征，往往能为我们提供最重要的启示——荣格的这一思想，与中国古代的梦兆意识如出一辙。荣格举过许多例子说明梦具有预言作用。 例如，一个小女孩连续做了许多可怕的梦——在一个梦中，小女孩梦见许多小动物，这些小动物使她害怕，后来，那些小动物逐渐变得巨大，最后吃掉了她。 在另一个梦中，小女孩梦见自己患了重病，但突然从她的皮肤里飞出一些鸟，她的病立刻就痊愈了……
在荣格看来，这些梦属于“凶梦”
，它们预见到某种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确实，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梦的记录时，它们那迫在眉睫的灾难的暗示令我吃惊……这些梦展现了生与死之间鲜明而可怕的场面。 我们大多数人只是在青春期之后回顾人生时，才能获得这样的意象。 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向前看的孩子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意象的。”
（《人及其象征》第50—55页。）
事实似乎印证了荣格的这些说法。 据荣格说：就在做了这些梦之后不久，那个小女孩生病死了。荣格还多次讲到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很喜欢登山，有一次，他梦见自己从山顶上摔了下来。 过了没多久，他真地在登山时摔死了。 荣格说：“我听到这个梦后，立即感到他会有危险，于是设法劝他注意那个警告，不要再去爬山了。 我甚至明确告诉他，这个梦可能暗示他会在登山中死去。 但我的劝告对他不起作用。 六个月后，他从山上摔了下来。 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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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导看到他和他朋友正在一段危险的地带顺着绳子往下溜，他的朋友暂时找到一块比较安全的立脚点，梦者跟着去了，可是，突然，他手一松，摔了下去，正好落在他朋友身上，两个人一起摔死了。“
（《人及其象征》，第27—28页。）
在荣格看来，梦是来自无意识的警告，它“有时能预示将要发生的意外事故”
，这是因为梦是来自无意识的声音，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往往很早便在我们的无意识中酝酿：“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危机都有其潜意识的历史。 我们走向危机，却没有注意到已经积累起来的危险。但我们意识不到的，潜意识往往会告诉我们，并常常以梦的形式，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