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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我对北京的治安状况比较满意，在北京生活还是比较安全的。
姓名：孙胜德
职业：修自行车
拍摄地：车摊
受害经历：我没有过受害经历，没被偷，也没被抢过。家里也没人有这些经历。我没钱，没人惦记，有钱人才担心治安。
看法：我爱看治安新闻，我觉得北京的治安可以，比其他的哪个城市都要好。我觉得北京的交警也不错，出车祸很快就来。
姓名：邵卫
职业：健身教练
拍摄地：自然美健身中心
受害经历：我还真没遇到过抢劫或丢钱包的事。我的会员中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事。但我有个同事晚上下班回家，被飞车党抢了，手机和钱包都在包里，全丢了。
看法：总的来说，北京的治安还可以。印象中朝阳、海淀、宣武、崇文区是犯罪高发地段。
姓名：王岭
职业：回龙观国星水站送水主管
拍摄地：送水站
受害经历：我来北京六年了，就丢过一次钱包。那一次我在北京南站下火车，坐公交车时掏钱，发现钱包没有了，丢了几百块钱。
看法：北京的治安比别的城市要好一些。我经常去陌生人家送水，但没有什么不安全感，而且我也没收到过假钞。
姓名：李燕
职业：日本料理店服务员
拍摄地：“龙城物语”料理店
受害经历：我住过好几个地方，像双井、亚运村，我觉得北京的治安比我老家要好。我没被抢过，也没丢过钱包。晚上10点多下班走回家，不害怕。我和四五个女孩住在一起，挺安全的。
看法：你要我说为什么有安全感？我说不上，就是这种感觉吧。
危险关头：还别人自尊还自己安全
城市个人安全手册…访谈
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刘源
李玫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家。
我们要有安全意识
南都周刊：很多人心存侥幸，认为灾难和袭击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一旦遭遇罪犯袭击，比如抢劫或是面对凶器时，很容易陷入恐慌，您认为这个时候怎样才能让自己尽快冷静下来呢？
李玫瑾：我们一生中能碰到犯罪的几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在不同城市可能有所不同，有的城市相对频率会较高一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安全意识。在人的一生中虽然不会经常遇到危险或犯罪事件，但遇到一次可能就是灭顶之灾。实际上，人生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不定时，不定地点的，所以我们要有作为生活的基本知识，要有了解这方面知识的目的性，建议学校也要开展这方面教育，请专家编写一些教材或是请民警现场讲述怎样防止受害。
第二，在生活中，我们如果没有遇到过某些事往往就意味着你不知道这类事（即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而你遇到之后（虽然因此而知道了），但又往往是“事后诸葛亮”，意味着你已经受到伤害了。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有意地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比如：如何防止扒窃，要注意手提包内东西的放置，一些贵重财物的放置；而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如公共汽车站，上下车的时候，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包在身后（就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被人拦路，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晚上，我们要避免在一些不好的时间段出行，如果回避不了的话，要尽量找一些同伴，还要有意跟家人保持联络；如果要走一些危险的路段，那么宁可在人多的车站等待家人来接，也不要贸然上路。自己要有意识不走夜路，不搭乘陌生人的车。另外，在家里也可能遇到入室的危险，首先要了解自家的居住环境，窗户是否开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家门是否位于楼梯过道间，这些都是需要防范的意识，比如要随手锁门，有人敲门的话不要随便开门，要先看好，问是谁，熟悉的就开门，不熟悉的找个借口推掉，尽量不要轻易地打开房门去问找谁。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房间都是楼房式的，就一道房门，罪犯一旦进去的话，外面的人很难发现，这个危险度是非常高的。
第三，如果你已经与犯罪人发生对峙了，你要审时度势，如果周围有很多人，要学会求救。求救的前提是犯罪人与你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不可能马上发起致命攻击。如果身边站着两三个嫌疑人，或是手持凶器，那么就不要马上喊救命，而是有话好好说，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好好商量；或者是可以用些计谋，说家里人马上就来接我，说“张三你等我一会儿”。用这种方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从而寻找一个机会求救。如果说没有喊叫的机会，犯罪人的刀已经抵住你的身体了，也就是说只要他一使劲就会伤害到你，这种情况就不要硬抵抗，而是用一种缓和的方式，适当地慢慢地满足对方的要求，但不要一下子马上就满足。
最重要的交流方式是语言
南都周刊：但是在那种场合下能够这样说的人可能不多。这可以经过情景训练或其他什么方式培养出来吗？
李玫瑾：事先要有这样的意识，脑子里要事先想过“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事会怎样去做？”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那两者的现场反应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事先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过这些事，遇到时就是有准备的，至少不会是完全不知所措。总而言之，犯罪人中有一部分人具有兽性和野性，但也还有一部分人具有人性。有些犯罪人是为了钱，他才穷凶极恶地去抢、去偷；还有些犯罪人可能看黄色录像，受了某种刺激，想试一试性行为。他们脑子里想的是钱或性，并没有想杀人。他如果想杀人就不会拦你了，直接上来就把你给杀了。只要他不是一上来就对你发起致命的袭击，那么都应该说还是有回旋余地的。我们要把握这种回旋余地。你要让他感觉到你能理解他，比如说抢劫，他拿着刀逼你，让你把钱拿出来，你对他的态度应该是：理解他确实在生活当中有困难了，同时还要让他理解：我跟你一样挣钱很辛苦，我这点钱也来之不易，但如果你如此急切那我现在有多少钱都给你……这种情况下有些犯罪人或许就不会轻易地向你捅刀子，他觉得你也跟他一样，都是穷人，马上就跟他拉近了距离。再如性犯罪人想跟你玩玩，那你要说这种事情你要随便找个地方做是不是也不舒服呀？至少你有这个要求，我们也要照着最好的方式做啊。那么他就会觉得，是啊，如果有更好的方式当然好了。总之，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让他做吧，让他得到了，让他体验了，让他离开，那么你再去做别的事情。相反你要是跟他对抗的话，他本身就占着优势，周围没有人能救你，而你又不服从，他可能就会进一步来制服你，这个过程可能就会伤害你。
南都周刊：一般会发生杀人灭口的案件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李玫瑾：一般都是有激烈的反抗。有很多女性都有剧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其实我们从精神上是应该赞扬的，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是不好的。如果连命都没了，如何去找回公道呢？所以我觉得不值得为这几分钟的伤害去丧失一生。宁愿忍受小的痛苦，就像我们做手术，谁也不愿意在身上划一口子，但如果这个手术能救你的命的话，那么我们宁愿忍受。
南都周刊：您曾经说过要区别开不同的罪犯，从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那么这些罪犯通常都会有哪些特征呢？如何应对呢？
李玫瑾：在没有反抗条件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先服从他的要求，减缓他情绪的紧张度，因为对方想要控制你，他也很紧张。
第二，我觉得最重要的交流方式是语言，因为这个时候目光对视是不太好的，他会觉得很危险——你为什么要看着我？盯着我？你是不是想要记住我的面部特征？这会引发犯罪人的危险反应。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用语言，用轻声的语言交流，可以试探性的，如：“你能不能别伤害我……”，最好用能够拉近距离的言语。其实很多犯罪人，他也是遭受过挫折的失败者，比如打工打不成，到了一定年龄没有结婚，或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等等，这些人缺少的是正常人的情感，没有人正眼看他们，没有人觉得他们好，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们，这样一来，人在没有自尊的情况下，他什么都会做的。我们如果作为被害人的话，他选中你了，你就要想办法去理解他，他在生活中确实挫折很多，是一个孤独的、备受歧视的人。
第三，你要看他提的是什么要求，这个要求你能否做到，能否服从。尽可能满足他一小部分的要求，有些要求你满足不了，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你不能满足。有个女孩在被强奸前对犯罪人说，我现在正在来月经，你要不觉得脏不觉得晦气的话，我也忍了；不过我告诉你这样不是很好。总而言之，要跟他坦诚，先把他作为一个人，然后再考虑怎样去应对。
世界趋势：犯罪难防 人自为战
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刘源
王大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预防犯罪专家。
严惩并不意味着犯罪率的降低
南都周刊：在你的研究中，中国的治安状况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王大伟：我们国家每年公布的犯罪率，一万个人当中不超过50个案子；而在西方，犯罪率一般都在万分之八百到一千。这两个比较起来，我们的案子数量是非常少的。但是，这两者也没有太大的可比性。中国的整个犯罪案例中，75％以上是盗窃的侵财犯罪，而这种侵财犯罪我们是有立案标准的，也就是“城市1000元，农村500元”。而在国外，即使偷上三五个英镑也叫犯罪。所以，这样看来，我们与国外就没有可比性了。再一个，我们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又会把一半以上的治安案件不列入刑事案件；还有我们的警力比较少，接报案的渠道也比较少，这个也影响到整个案例的登记。也有个别单位在进行案件统计的时候，恐怕不能做到完全地实事求是，有水分。
南都周刊：立案额度的规定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我们的国情所需吗？
王大伟：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举措，规避了一些小的案子，就可以集中力量去处理一些大案要案。我们国家的警力非常少，只有173万警察，是人口比例的万分之十一左右。而国外都在万分之三十五以上，也就是我们一个警察要做他们三个警察的活。所以只能用有限的警力来攻破大案要案。
南都周刊：分流小案子虽说有它好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会不会造成犯罪分子对这种案件的受惩的恐惧降低，有恃无恐，从而反复犯罪呢？
王大伟：这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严惩是否就是消灭犯罪行为的有效手段。
在警察创建之前，人类已经和犯罪斗争过很多年了，有一种理论叫“即将到来的恐惧”，认为只要把这些小偷都杀了，就没有人再偷了。由于这个理论，它制定了很多种法令，致使英国有300多种死刑。然而，死刑多了以后，犯罪反而也多了。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英国人每处死一个盗窃犯，要组织两万人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