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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几千个汉字学起来也的确不容易，但它们如同“铅字”，一旦铸成，便具有“一劳永逸”的神效，正所谓先苦后甜，先难后易。只要努力翻过这座山，前面便是一片坦途，终点近在咫尺。相反，英语二十六个字母貌似简单，学来轻松，却是先甜后苦，先易后难，道路越走越窄，陷阱越来越多，防不胜防，令人怯步。毛先生说，西方大四的学生，出学校后还得学习新词，这不过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方面而已；事实上，他们往往还要回顾“旧词”。譬如，单数变复数，其规则之五花八门，其特例之数不胜数，便不得不时时“温故”。之所以会有“一半以上”写错文法，拼错单词，显然绝不是没有学过，而是记忆消退，又不及时巩固所致。一句话，西方人幼时省下来的时间，到成人甚至老年时却不得不加倍付出！
另一方面，汉字其实也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可怕。事实上，按部就班读上来的小学生就并不觉得怎么辛苦，需要扫盲而且效果不佳的都是成年人；而成年人学语言，不论母语外语，本来就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事，成功率极低。西方人若也像我们学英语一样，从娃娃抓起，两千汉字，最多中学毕业即可掌握，“就可读懂百分之九十五的流行于社会的一般文本，而且丝毫不会感到有任何阅读方面的困难”。而我们的学英语，中学毕业是个什么水平，大家心里都有数。
中国人的识字任务既然高小阶段就大体完成了，这就意味着有更多时间用于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事实上，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拿出这么多时间来学英语，不就是因为汉语简单易学而节省下来的吗？换成美国人试试看？如此说来，汉字的“早熟性”岂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毛先生却高人睿智，目光敏锐，见常人之所不见，竟一眼看出这是一场灾难来，即：“极有可能导致错误地认为对于社会所有文本的虚假性全面解读，从而阻碍汉人认知能力的持续发展。它的可悲的社会文化效果可能就是导致人们所谓智力的‘早熟’，而智慧永远不成熟。因为他们的识字能力（进而带来的阅读能力）似乎是一次性地就完成了，解决了，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继续深化和发展这种能力了。显然，正是汉字的这种形式的早熟性和词汇掌握的早熟性，导致了汉语世界人们理性认知和智慧探索的阻碍和迟滞。推之究极，汉字的早熟性要对中国人民的心理（文化）迟熟或不熟负起直接的责任。”
按这种逻辑，吃饭走路等行为“一次性地就完成了，解决了”也绝不是什么好事。不少人成年之后，吃饭依旧难免噎着，走路还可能摔跟斗，看来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去继续深化和发展这种能力了”。反过来，假如我们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来学习走路的话，那么等到八九十岁——但愿能活这么长——保证个个健步如飞，可以到奥运会拿金牌。推之究极，走路的早熟性要为全世界人民的步伐不稳负起直接的责任。
毛先生为了证明象形文字不经济、不科学、不简约，举的例子就是需要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那么相对而言，西方语言岂不就是“早熟”了？西方语言早熟，不曾听说会影响到西方人智慧的成熟，何以汉字一“早熟”，就“导致了汉语世界人们理性认知和智慧探索的阻碍和迟滞”，并且“要对中国人民的心理（文化）迟熟或不熟负起直接的责任”呢？我们真希望毛先生能拿出一两个具体的例子，以解释这种“对西不对汉”的奇怪现象。
语言之难易，严格说来，只能算做一种“经验之谈”，不易“科学举证”。不过，亲身体验往往也足以令人心服口服。我们便不妨来听听其中之一。辜鸿铭认为：“汉语口头语言不仅不难，而且与我所掌握的其它半打语言相比，除了马来语外，它可算是世界上最容易的语言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既没有语格、时态，又没有规则和不规则动词，实际上没有语法，或者说不受任何规则束缚。”
这位十三岁出洋，精通近十种语言，其英语水平被孙中山、林语堂誉为中国第一的“文化怪杰”，在进行了大量“中外”对比之后，竟作出这样的结论，岂不令“拼音文字至上者”如丧考妣，痛不欲生？毛先生身为“灭汉扶英”大军之急先锋，对封建老朽辜鸿铭使出的这一“毒招”，理应责无旁货，奋勇还击。
那就让我们来观赏毛先生扬刀跃马、驰骋沙场的雄姿吧！
讳疾忌医的“负责人”
？ 侯志川
拙作《饿死事小，影响事大》——针对“大跃进”时代的四川省委负责人关于四川大量饿死人的一席谈话——发表以后〔1〕，我又看到了今年公开的两个有关资料，使我益发感到那位当年的“负责人”是多么地讳疾忌医，以及这种讳疾忌医又是多么地强词夺理和前后矛盾。
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大跃进”时期数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就全国来说，中央主要负责人自然难辞其咎，但与各地方大员的不同作为也不能说没有关系。那时候既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这样公开主张解散食堂、为民请命而丢了乌纱帽的正直之士，也有为中央的错误政策“火上浇油”〔2〕、“左”上加“左”从而造成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四川省委“负责人”。由于四川的“保密”工作搞得好，时至四十多年后的今日，大多数国人都只晓得那时候河南信阳、甘肃、安徽几个地方的人死得多，却不知道真正的“冠军”是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而且信阳、甘肃、安徽“这几个地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四川多”〔3〕。四川长宁县“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四川“荥经县死了一半的人”〔4〕。至于四川全省到底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990年出版的统计资料推算，“大跃进”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将近两千万，四川一省就是七百八十万，占了全国的五分之二，大约每五个饿殍中就有两个四川人〔5〕。而四川的总人口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四川不仅非正常死亡的老百姓数量最多，饥荒的时间也延续得最长。在其他大多数省、区、市尚未饿死人或饿死不多的1958年，四川就已经非正常死亡了九十八万人。在其他大多数省、区、市已经无人饿死或饿死很少的1962年，四川还饿死了二十一万人〔6〕。对全国而言现在都说是“三年困难时期”，独独对于四川恐怕应叫“五年困难时期”。
四川所以这样惨，省委“负责人”一方面辩解说“主要原因”是“外调粮食过头”〔7〕，另一方面又说“主要有三条”“加剧了四川群众生活困难和非正常死亡人数多的严重局面”：“一是公共食堂解散晚了，同全国多数省市比较起来，四川晚了大约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二是社员自留地恢复得迟了。三是反瞒产私分搞错了。”〔8〕原来如此！全国罕见的“左”的错误导致了全国第一的死亡！只是这里头有点矛盾，叫人糊涂：他前面刚说了“主要原因”是中央的“外调粮食过头”，后面马上又说“主要”“是四川特有的或比其他一些省市区更严重的失误”。到底谁是“主要”？事隔几十年了，光明磊落地承担责任为何还这样难！
不过有些话这位“负责人”却并不含糊。他斩钉截铁地告诫我们：“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外调粮食过头）这件事省委没有错。”〔9〕真是岂有此理！作为一省之长，不向中央反映自己地盘里的真实情况，不为数千万濒临死亡的人民“出谋划策”，并且不要求中央另想更妥善的救济办法，眼睁睁看着人民坐以待毙，仅仅为了博得一个“服从上级”的好名声，这难道不是天大的错？！最轻也该算“失职”！1961年，东北三省也面临“无米之炊”的危急关头，但人家的省领导却能另外想法，促使中央政府硬着头皮向已经交恶的苏联提出借粮二十万吨。苏联当即应允，如数借给，“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0〕。东北死人远较四川为少，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人家同样是中央的“下级”，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举动？
最强词夺理的还是“负责人”下面这几句：“比如在严重洪灾中，为了保一大片，决定分洪淹没一部分地方；在战争中，为了战斗的全面胜利，决定牺牲一部分人。今后发生类似情况，还必须这样做。不能因此责怪省委，更不能埋怨中央的调粮安排。”〔11〕如果这话产生于“大跃进”全民发高烧时期，尚属情有可原。然而这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我们除了感到它“恐怖”，还能说什么？一定数量的粮食只能养活一定的人。把此地的粮食调走到彼地，固然能救活彼地的一些人，但此地同时就要饿死同样数量的人呀！不是说人的生命都是平等而宝贵的吗？这和抗洪或战争完全不可比拟，完全是两回事。在抗洪或战争中“牺牲少数”确实可以“保证全面胜利”，但光把有限的粮食在国内调来调去怎么能减少人口死亡的总数目？不过是把此地死得少彼地死得多换成此地死得多彼地死得少罢了。这是哪门子“全面胜利”？！这位大人居然发誓“今后还必须这样做”，简直叫人不寒而栗。四川人民在“大跃进”时代摊上这一位“负责人”，算他们倒霉。四川人民现在再也不用他“负责”了，我们真该谢天谢地。
注释：
〔1〕见《杂文月刊》2003年第8期，《当代杂文》2003年9月8日。
〔2〕〔8〕〔9〕〔11〕《追忆廖志高同志的一些看法》，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四川研究所编辑的《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1期。
〔3〕〔4〕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5〕〔6〕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非正常死亡人数计算说明：基准死亡率：1956—1957两年平均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人数=当年死亡总人数－基准死亡率×年平均人口。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各省区市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
〔7〕《纪念廖志高同志九十诞辰》，《四川日报》2003年5月20日。
〔10〕见2000年4月27日《人民日报》网络版：《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
被误读的巴塞罗那
——读余秋雨《行者无疆》
？ 庞冬瑞
借到余秋雨先生2001年出版的新书《行者无疆》后，我先翻到关于西班牙的篇章，因为我最近刚去过那里，也就很想知道它在别人眼中是何种风采。可是读了《流浪的本义》，我有些失望，看来余先生对西班牙文化了解不深，误读了巴塞罗那。
余先生开门见山地介绍：“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这个结论从何而来呢？他解释说：“全城最主要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