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能够娱乐工人阶级，激怒中产阶级以及迷惑贵族阶级。
以放纵来表达生命的自由，以玩世不恭来蔑视上流社会的虚伪，以片面的深刻来击溃道德的清规戒律，这成了王尔德生活和写作的思维方式，甚至成了他的行为方式。这不仅引起了贵族阶层的不满，连另一位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瓦德·佩特都说，王尔德拥有太多的知识，但却过于粗鲁、自私地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感官快乐方面，他属于不想付出劳动就想尝到收获果实的快乐的人。由此可以看出他不羁的行为是多么的惊世骇俗，又是引起了多少人的误解！
但是，放纵与不羁总是与自由相伴相随的，也许正是这样，使他不仅获得了表演的快乐（王尔德一生都像一个有点“人来疯”的孩子），而且使他讽刺的技艺更加成熟，对悲剧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他最伟大的作品《道连·格雷的画像》和《莎乐美》都与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以及生活方式有关，他的才华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拥有了横空出世的震撼力。王尔德一直为自己的放纵与不羁而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而得意，他说：“我的生活靠的是天才，我的写作靠的是本事。”其实他一生都在为自己寻找着能表达他的人格魅力的写作形式，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才的写作形式，但他更在意的是他的生命在现实生活中演绎许多精彩的篇章。
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尔德正因为是这样活过，所以才这样写了；他和别人的活法不同，所以他和别人的写法也不同。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活到了这个分上，他才写到这个分上。他让我们看到了，写作与生命是如此的密不可分。
七
有一篇评论王尔德的文章《从天堂到地狱——王尔德自我悲哀画像》（《狱中书》序，广西师大出版社），曾对王尔德的一生做出这样的评价：“王尔德的生活，快乐时他是一只在天地间自由地吃取快乐之果的无忧鸟，放浪时他是向地狱最深处潜去以攫取恶名的撒旦，悲哀时则是终日以泪洗面痛心疾首的圣徒。”在这里，我只能这样说，有一些评论家总是喜欢用篱笆围成一个院子，然后把他们喜欢的或不喜欢的作家都养在这个圈里，以供他们随时拉出来做一些技术上的鉴定，而这种评论方法至少不适合于王尔德。美国的一个评论家说，只有那些内心里充分地拥有自由的人才能真正地理解王尔德，因为和那些上流社会老谋深算的贵族相比，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一个喜欢嬉戏的孩子。
八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这篇短文提出疑问，难道只有像王尔德那样以牺牲道德的方式，才能拥有像他一样出众的才华么？我可不喜欢有人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我多么希望王尔德能像老托尔斯泰那样，以道德完善的方式来生活和写作，可是如果真的是那样，王尔德不仅成不了托尔斯泰，可能连王尔德自己也不见了。
一种神赐的疯狂
——关于克尔凯郭尔
？ 张 念
上帝否决了这桩婚姻
一对年轻人，他们相爱，男的才华横溢，家境富裕，女的纯洁美丽，一个财政官员的女儿，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他们订婚了，幸运而幸福的版本，未来是一目了然的。
这种在生活逻辑上展开的幸福，并没有如期实现。这个男人在日记中写到：
我的不幸在于，我在孕育着观点的同时，却忽略了理想；因而我生来就是怪胎，因此现实不符合我炽热的渴望——上帝保佑，但愿在恋爱时不是这种情况。在恋爱时，我也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怕自己弄混理想和现实。愿上帝来阻止这种情况吧！现在我还不是这样。
但这种恐惧在作怪，我真希望预见未来，但又畏惧未来。
订婚戒指送出两个月之后，这个男人单方面解除了婚约，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这个从生活常识上看来自寻烦恼的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存在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
当我写下前面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也是常识，思想家就是不同寻常，就是“怪胎”。而克尔凯郭尔一生的努力却是想告诉我们，怎样把“怪胎”，把特立独行还原成常识——“我在”，这种逻辑上的颠倒，就是为了把人从所谓的常识中解放出来，用“我思”来履践“我在”，然后，才敢在墓志铭刻下“这个个体”（克尔凯郭尔墓志铭）。
在日记中，这个受过严格基督教熏陶的人，两次在呼唤上帝。保佑和阻止，这是他的请求——保佑炽热渴望的持续性，阻止理想和现实的混淆，也就是阻止自欺欺人的发生。在这场恋爱事件中，克尔凯郭尔渴望的是什么？当然不是在情爱之中渴望情爱。他渴望的是爱的艰难，这种艰难不指向具体的外在的人或事，而是情爱本身。至于未来是什么，已经被他对未来的恐惧排除在他的意识之外。未来没有权利来定夺现在，而现在的问题却是：
我完全不清楚她对我产生的情爱印象。可以肯定的是她的顺从近乎崇拜，祈求我爱她，这使我如此的动情，以致我敢为她付出一切。但是我爱她，这也意味着，我始终要掩盖她在我身上唤起的根本与情爱无关的东西。
心爱的人儿在崇拜自己，在顺从自己，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可正是这种美妙，让克尔凯郭尔忧心如焚。他无力承受这崇拜，这顺从，因为他非常诚实地感到自己不配，女人的纯洁和天真让他心慌，因为爱上雷吉娜的这个男人，性格过于忧郁，曾经的放荡生活，使他一直处在忏悔之中。一个坚定的忏悔者需要的是神甫，需要的是大海一样的深邃和广阔，而清澈的小溪，只能映照罪孽。小溪总是欢快的，她不明白辛酸的滋味，因此她也是无辜的。可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没有精神负担的生活，会让他陷入极端的恐惧之中。如果进一步跨入婚姻，性，作为一个丈夫必须承担的义务，那会是一个噩梦。从妓女那里获得的性经验告诉他，自己爱的人也在做着和妓女一样的事情，这是不可忍受的。但这一切怎么说得出口？说出来，雷吉娜会接受吗？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内心处境，一种自我破坏的机制，克尔凯郭尔把它称作“神性的反抗”。当然，聪颖的雷吉娜凭着一个女人的直觉，对这些略有觉察。她曾表示，永远不会去询问什么。不去询问，这是爱的力量在促使一个女人变得宽容。而克尔凯郭尔却把这种宽容看成是人的不幸——自我的沦丧。没有问题地活着，这才是他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正是雷吉娜的宽容，使他下定分手的决心。他还考虑到爱人的尊严和体面，建议由雷吉娜出面来断绝他们的关系，这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冷酷的无赖，实际上，他也成了人们嘲弄和唾弃的对象。
在负罪和被爱之间，克尔凯郭尔选择了前者，因负罪而负心，这让他罪上加罪。无知者总是无罪，无知就是没有对自我的思考，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顺惬意。而克尔凯郭尔却用自己的世俗生活做实验品，他想探究的是“平顺惬意”怎么成为可能。他在《致死的疾病》中写到：
这是你的必由之路，你必须通过对自我的绝望而来达到自我。带有弱点完全正确，但你不应因为有弱点而绝望。如果有人说，那么他在无忧无虑的瞬间是心领神会的，但是不久，激情又要迷途，风向逆转，重陷绝望。
平顺惬意的心理基础就是这种盲目的激情，就像一顿可口的晚餐，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机械运动，是发生的事情，和创造以及自我发现无关。当然，通过“我”来认识自我，就等于是用同一把尺子来丈量这把尺子的长度一样不可思议。能否站在自己的阴影之上看见自己看到了什么，要完成这样的高难度动作，惟一可能的办法就是相信自己是惟一的，或者承认丈量自己的这把尺子正是你自己。
思想家福科曾遗憾地告诉记者，说未能写出一本和自己有关的书，即关于自我的哲学。尽管福科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怎么信仰就怎么生活”（克尔凯郭尔语）的原则，可他没有直接铸造这把尺子，他把自己的痛苦托付给那些被冷落的、蒙着尘土的历史经验，让那些被知识体系，被“真理”剥夺了资格的东西重见天日。他说这样的工作是“片断性的、重复的和不连贯的”，因而也是病态的。克尔凯郭尔则更直接，他承认自己就是病态的，他的工作就是公开自身的病情，在这一点上，两位思想家殊途同归。
一个主动和自己的恋人分手的人，一个放弃“平顺惬意”的人，当然有病了。他的恋爱经历成了一桩存在主义的公案，他一生都在唠叨这件事，只说和自己有关的经验，真正的“私人化”写作。可当我们读了他的作品就不得不承认，他的事和你我有关，和每一个个体有关。
克尔凯郭尔曾根据自己的恋爱经验，写过一本《勾引者手记》。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勾引性，不出他所料，哥本哈根人第一次为克氏的书掏了腰包。这就是芸芸众生，以为获得的是一道甜点——窥视欲的满足，结果却是一杯难以下咽的口感怪异的酒。
生命原来如此不堪
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来说，《勾引者手记》简直就是一本求爱技巧大全。其中有对人际关系、微妙心理、程度火候、欲擒故纵、围追堵截、金蝉脱壳等等具体策略的描述，实用性和有效性兼备。可是，对于一个成年人，很容易发现这情爱课堂里埋伏着一个个坑洼，随时随地就会绊你一跤，让你窘态百出。人类有关爱情的诗意联想，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就像一只苍蝇停落在鼻尖一样的可笑。
男人追求，女人选择。正是女人的概念界定了她是被征服者；而男人的概念则意味着他是征服者；可是征服者却要在被征服者面前弯腰称臣。然而这却是极为自然的，假设一个人未曾留意到这一风尚的直接结果，他就过于笨拙、愚蠢、缺乏性爱的感受。这一风尚还具有更深一层的基础，亦即女人是实体，男人则是反思。所以女子并非是独立自主地选择的，而是男人追求，女人才选择。男人的求爱是一个问题，而女人的选择仅仅是对问题的回答。
克尔凯郭尔这里说的“实体”，是一种物的存在，属于自然的范畴。如果按他对人的定义：即人是精神的，那么，女人是人吗？这一设问会让所有女人感到难堪，因为被男人所追求，是女人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认同，是女人感觉良好的基础。然而被迫地选择其实等于没有选择，主体性的丧失，是女性主义学说的逻辑起点，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把克尔凯郭尔的质疑当成奚落，尽管他的初衷是为了奚落自己。
他的雷吉娜，就是所有女人的现实。他和雷吉娜的关系，就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这铁幕一样的普遍性，就是被指定的存在，让克尔凯郭尔感到窒息。
而男人呢，向一个没有实质的生命索要答案，则显得更加的荒谬和贫乏。真正的爱情就是没有结果，永远得不到回答，它激动人心之处在于诱惑和被诱惑本身——“这一刻即是一切”。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当雷吉娜答应求爱的时候，就是克尔凯郭尔最终下定决心分手的时刻，因为他不能忍受自己被选上的结果，不能忍受自己处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