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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晕眩有其特殊的内在病因。首先是他曾言不由衷：明明对金蔷薇一见钟情，但却当众发表“家庭混蛋，爱情也混蛋”〔3〕的高论，表现出自我的分裂。其次是他的主观臆想：“把人生如梦的成语改成了人生逐梦。”〔4〕金蔷薇、红苹果，原本就是他心造的幻象，表现出其自我的虚幻。再次是他缺乏真正的信念和自信心，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成功”之上；而同时又把成功建立在他人的判断上，表现出其自我的空悬。
在“现在进行时”中，作者采用了漫画手法，描述了高水平的“魔法抽屉”：先是装满了西药，表明他是西医西药的信仰者；然而不久就全部换成了中药；继而换成了锻炼身体的拉力器；继而又换成了各种气功书籍；继而又换成宣传“倒立健身”的报纸；继而又换成了多种宗教经典；继而又换成了多种巫术迷信书籍……十几年间中国社会中流行过的“时尚”，高水平一一“信仰”过，但却非但没有一样能够真正拯救他的病痛，反而使得他的晕眩越来越严重。这当然也是一个寓言，不光是一个自我晕眩与迷失的寓言，也是一个精神荒漠化的寓言：乔启隆和高水平的世界看起来让人眼花缭乱，实际上他们所拥有的却不过是一片可怕的精神荒漠。
三
《心界》有三个主人公，其性格、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完全不同。不如说，他们代表着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理想和精神价值——聂怀基代表传统理想，如同圣人，其心中只有“我们”；许白波代表着时尚利欲，迹近小人，其心中只有“我”；尚明则代表着自我精神价值，争做常人，且不断追寻理想的“我世界”。也许可以说，聂怀基代表过去，许白波代表现在，尚明则代表着未来……
这种明显不同，当然是作者对当代中国知识界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做出的选择、分类和总结。从小说的目录中，我们不难找到这三个人物的不同的人生理想及其价值观念的“关键词”：聂怀基的关键词是：公正，严谨，不争，忠诚，南北村梦，窝囊。许白波的关键词是：清醒者，活法，你还得让我，狂欢，两种名片，当代英雄，挣扎。尚明的关键词是：现代“教堂”，性解放，不让，自由，权利，双向抵抗，蜕壳。
很显然，聂怀基生活在“无我的世界”中，即只有集体或“我们”才有价值。按他理解，举凡天下、国家、民族、村落、宗族、单位、家庭等等，无非大大小小的“我们”。这个我们的世界，需要诸如公正、严谨、不争、忠诚等道德理想来支撑。聂怀基的圣人境界，不过是空虚且迂腐的“南北村梦”。
与之相反，许白波是生活在“无世界”的自我之中，他的生活世界只能容纳自我欲望。作为一个把世界/人生看透了的“清醒者”，坚信自我之外的世界并无价值。“生存就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因而他的活法，就是随时“准备战斗”。为了这种活法，他付出了代价，也获得了成功，最后成为集权力、金钱、荣誉于一身的“当代英雄”，他的精神特质，就是损人利己，变社会为狼群。
看起来，聂怀基与许白波的精神境界似有天壤之别，然而我们却发现，聂怀基临死前的“觉悟”，竟与许白波如出一辙：即“人心都是黑的”、“这世界上没有好人”。这其实不难理解，圣人与小人，正如暴君与暴民，表面上天差地远，实际上不过是一物两面，如并蒂莲，如连理枝，是所谓对立统一。聂怀基的背后，是一片古老文明的精神废墟；而许白波的面前，则是一堆时兴商潮的精神泡沫。他们“相对”并且拥有的，不过是一片共同的精神荒漠。
小说的第三位主人公尚明才是真正的新人，或者说是一个新式的常人：“他平平常常，认认真真地生活，奉行自救，唤起自救或帮助自救。”〔5〕他当然不是救世主，但却也不会与他人及其世界为敌。
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心界》可以说是尚明的精神传记，聂怀基、许白波的故事，都只是尚明自我觉醒及其精神探索的参照物。书中展示了他思考和追寻“善良的强者”和“有我的崇高”之路的全过程。尚明最终找到了这条路，那就是他的“我世界”理论假说。
雨果早就说过：比天空更加广阔的，是人的心灵。这话，大可以作为“我世界”理论的重要依据。人的心灵世界，即人的精神的“我世界”，本来就不该被皮肤/肉体的囚牢所限制。这个“我世界”，本来就有着比海洋和天空更加广阔的无限空间。只有在这样的无限广阔的空间之中，人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诗意的栖居”。只有这样的充满诗意的栖居，才能够真正实现并完成人的存在的本质。
只有这样的“我世界”，才能安妥我的精神本体，“如果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不是那种惟一世界，而是无限多世界，每一个我都是一个我世界的话，那我们体味到的，便会是既真正个体又确实大全，既完全独特又彻底开放，既丰富复杂又和谐圆融，既根本自由又浑然有序的一种全新的、奇特的感觉”〔6〕。
进而，还能解决“主体间”的矛盾冲突问题：“每一个我世界的营建与创造，独特与美好，也就是在为所有的我世界创造着条件；每一个以营建和创造整个我世界为己任，平衡地发展，发展地平衡着的，获得了生存、幸福、自由的我世界，都是所有的我世界的福音。”〔7〕
只是因为人类的蒙昧，才将自我精神囚禁在皮肤肉体的囚牢之中，才会产生“他人即是地狱”的存在理念——如他人即是地狱，则我也就是他人的地狱，那么这个世界也就变成了真正的地狱世界。可是，“凭什么人类要将他身体的那张皮肤作为‘我’和他的‘世界’的断然的分界呢？凭什么人类要将‘人’和‘环境’割裂，凭什么要让‘主体’与‘客体’对立呢？”〔8〕因此，自我的解放，也就是人类的解放，同时也是世界的解放。如是，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何处才能找到，或怎样才能建成人类理想的精神乐园。
《心界》是一部小说，也是作者关于重建理想的精神自我的哲学思想文本：“我世界”假说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意象，更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哲学话题。
很显然，《侏儒》、《晕眩》、《心界》这三部小说，应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我三部曲”。而且，这三部小说的思想主题，恰好是一个正、反、合的完整逻辑结构：《侏儒》所呈现的是“正主题”，即知识分子的精神觉醒和自我反思；《晕眩》所呈现的是“反主题”，即知识分子精神晕眩和自我迷失；《心界》所呈现的是“合主题”，即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和自我重建。
最后一点是，这三部书分别对应了中国精神文化界在新时期以来所经历的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侏儒》所对应的是新时期之初的思想解放阶段；《晕眩》所对应的是商业化大潮风起云涌阶段；《心界》所对应的则正是世纪之交方兴未艾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探索阶段。将“侏儒时代”、“晕眩时代”和“心界时代”连接起来，就是一段完整的新时期精神现象史。而在这条奇特的“精神隧道”中，又有知识分子精神自我发育的历史轨迹。“隧道”的出处，则是一片奇丽的风景。
注释：
〔1〕〔2〕金岱：《侏儒》，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189页。
〔3〕〔4〕金岱：《晕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7页。
〔5〕金岱：《圣痞·痞圣·圣与痞之外》，《“右手”与“左手”——金岱思想随笔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6〕〔7〕〔8〕金岱：《心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379、373页。
张爱玲书影
——一个人的杂志史
？ 谢其章
我所住的小区旁的一家小型超市有个图书角落，一个月之内竟上了三种关于张爱玲的书，“开门七件事”，张爱玲莫非是第八件？
二十年前，台湾的超级“张迷”唐文标先生将他收集到的所有上海沦陷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包括张爱玲的照片，张爱玲画的插图、扉页、漫画、书籍封面，第一次发表文章的刊头及发表过张爱玲作品的各杂志的封面及目录页，汇总原样影印，印成一本三百八十三页厚十六开本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我对此书想念殷切，曾托台湾友人代为寻觅，被告之非正式出版物已极难寻获，慢慢也就死了心。
关于张爱玲，我不大乐意甚而有些厌烦那些个没完没了的“评论派”，像评论鲁迅那样“掘地三尺”地挖出张爱玲的“创作思想根源”。我喜欢唐文标那样的“资料派”兼而发点议论。唐文标说：“但我个人仍希望能有一天，把我手头收集的各式各样的、未为张爱玲先生以前结集问世的散稿图片，全部影印出来。这件‘好玩的事’虽然暂时不在远景出版计划之中，但总认为可以一试的。我喜欢全部影印，一方面为了存其真，这些文字未经修改的真迹；另一方面我也偏爱一些‘原拓本’，可能本来清朝人穿他们自己的衣服才像样。”〔1〕
这么“好玩的事”，肯定属于极少数人的偏嗜，已经有人说过“……搜索张爱玲散逸的旧作重刊，并且在前面慎重其事，而又无限欣喜的附上一小段文字，说明寻获经过”〔2〕这样调讽的话。“张迷”中有多少喜欢“原拓本”的爱好者，不好说。反正邵迎建先生这样的超级“张迷”也承认：“我虽然以张爱玲为题写出了硕士论文，但在资料方面并没有什么突破，所以在北京查资料时，也只注意大学和研究机关的最新论文，没有在找老杂志方面下功夫。”〔3〕
我是一个地道的杂志癖者，二十年前开始如痴如狂地搜求旧杂志，那时候并不知道张爱玲如何了不得，只是因为沦陷时期京、沪二地所出杂志皆在网罗目标之内，倒是“无心栽柳”地搜获到不少首刊有张爱玲作品的原版杂志，等到有目地地找寻张爱玲的首发刊时，却极少有所得了。某年于古旧书刊拍卖会上以四百九十五元拍得《新世纪杂志》一至四期全份（1945。4—1945。7，上海新世纪月刊社），创刊号上“编辑室杂谈”内云：“张爱玲小姐的文章早已脍炙人口，本期因发稿时间关系，来不及送来，下期想必能拨冗为本刊撰稿的。”当下心中大喜，赶忙翻检后三期，可从未听说张爱玲在《新世纪》上写过东西呀，说不定能发现一佚文呢。忙乎了一阵，一篇篇细查，哪里有张小姐半个字的踪影。张爱玲当年炙手可热，想邀她的稿的大有人在，但张爱玲绝非有求必应，哪怕用一篇不成样的文字搪塞一下，所以《新世纪》终于让我失望。张爱玲只红了二、三年，那二、三年的光景她的文字也只集中在上海滩，至多南京有那么几篇，北方沦陷区的刊物至今未发现张爱玲的一字一句。翻查旧杂志比翻报纸容易得多，如初刊《借银灯》的《太平》杂志，以前就从无人提及，连专业人士也不知道上海那时还有这么个杂志。政论性时事性杂志往往不被重视，而这些杂志设置的文艺栏目往往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