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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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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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玫慕疲1=0不仅严格说是虚假的,而且从牛顿理论观点看来是不可实现的。(一个零质量的物体不再服从牛顿运动定律。)因此,就算我们把行星之间的相互吸引全忘掉,开普勒第三定律(2)还是与产出(1)的牛顿理论相矛盾。
    重要的是指出,从伽利略或开普勒的理论我们甚至得不到一点点暗示;应该怎样修正这些理论——采用什么假的前提,或者规定什么条件——我们才能试试从这些理论得出另一种更普遍有效的理论,例如牛顿理论。只有在我们拥有牛顿理论之后,我们才能发现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能说这个旧的理论对于牛顿理论是近似。我们可以把这个事实扼要地表述为:虽然从牛顿理论的观点看来,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理论对于某些特别的牛顿结果是极好的近似,从其他两种理论的观点看来,不能说牛顿理论是对它们的结果的一种近似。这一切表明,无论演绎逻辑还是归纳逻辑,都决不可能从这两种理论走到牛顿动力学。①唯有独创精神才能迈出这一步。一旦迈出了这一步,才可以说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结果确证新的理论。
① 力和超距作用的概念带来更多的困难。
    可是,在这里我对归纳法的不可能性不象对深度问题那么感兴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上例子确实能学到一点东西。牛顿理论把伽利略理论和开普勒理论统一起来。但是决不只是这两种理论的合并——它们构成牛顿理论的一部分explicanda'被说明的事态'——牛顿理论在说明它们时校正它们。最初说明的任务是演绎出早先的结果。然而这个任务的完成不是演绎出那些早先的结果,而是演绎出境况更好的某种理论:在旧结果的特别条件下产生、在数字上非常接近于那些旧结果、同时校正它们的新结果。因此,可以说旧理论的经验成就确证新理论,另外,这种校正又可经受试验——也许被反驳掉,否则就确证了。通过我概述的逻辑境况强烈显示出来的是这个事实:新理论不可能是特设的或循环论证的。决不是重复它的explicandum'被说明的事态',这个新理论与它相矛盾并校正它。在这方面,甚至explicandum'被说明的事态'本身的论据成了新理论的独立的论据。(顺便说一下,这个分析使我们得以说明度量理论的价值和测量的价值;从而它有助于我们避免犯把测量和精确性作为极限的和不可缩小的价值来接受的错误。)
    我认为,在经验科学中无论何时一种普遍性程度更高的新理论通过校正某个旧理论而成功地说明它,那就确实标志着新理论比旧理论更深入。一个新理论由于其参数的适当值而近似地包含旧理论,这个要求(按照玻尔的说法)可叫做“对应原理”。
    这个要求的实现,如我前面所说的,是深度的一个充分条件。那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得出来:麦克斯韦的电磁波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不校正菲涅耳的光之波动说。无疑,那意味着深度增加了,但却是在不同意义上说的:“偏振光振动方向这个老问题变成无意义的。关于两种媒质交界面上的边界条件的困难,通过这个理论的真正基础解决了。为排除纵光波不再需要特设性假设。在幅射理论中如此重要而在最近才在实验上确定了的光压'现象',可看作这个理论推论出的一个结果。”①在这光辉的一段中,爱因斯坦概述了麦克斯韦理论的一些主要成就,并把它与菲涅耳的理论加以对比,可以认为这一段表明还有深度的其他的充分条件,那是我的分析所不包含的。
① A·爱因斯坦,《物理学杂志》,第10期,1909年,第817页起。放弃物质以太说(麦克斯韦未能构造出关于以太的令人满意的物质模型所暗示的),在上述把麦克斯韦理论与菲涅耳理论对比分析的意义上,可说是有深度的;在我看来,这一点暗含在引自爱因斯坦的引文之中。因此,麦克斯韦理论在爱因斯坦的表述中或许实际上不是另一种意义的“深度”的一个例子,但我以为,在麦克斯韦自己原来的形式中是那样的。
    我曾提出,科学的任务是找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如果我们不是实在论者就难于理解这个提法。因为一种令人满意的说明不是特设性说明,并且没有发现的观念,没有进到说明的更深层的观念,即没有关于存在有待我们去发现的东西和有待我们去批判地讨论的东西的观念,那就难于理解独立的证据这个观念。
    然而在我看来,在方法论范围内我们并不预先假定形而上学的实在论,我认为,我们也不能从它得到多少帮助,除了一种直观的帮助以外。因为我们一旦得知科学的目的是说明,以及最令人满意的说明一定是最可严格检验的和最严格检验过的那种说明,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作为方法论家必需知道的一切。我们不能断定这个目的是可实现的,无论我们是不是借助于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因为它只能给我们一些直观的鼓励,一些希望,而没有任何一种把握。虽然可以说一种方法论的合理论述依赖于一种假定的或推测的科学目的,但它肯定不依赖于那种形而上学的和极可能虚假的假定即真正的世界结构理论(若有的话)是人能发现的或人类语言能表达的。
    如果现代科学描绘的世界图景是真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具有“科学知识”那样的东西,那么宇宙间几乎处处流行的条件使得发现类似我们正探索的结构定律——从而达到“科学知识”——成为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几乎整个宇宙都充满了无秩序的辐射,而一切其余地方几乎都充满着处于同样混乱状态的物质。尽管如此,科学朝着我认为应是其目的的那个方向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我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明,这个奇异的事实不能得到说明。但是,它能鼓励我们去追求那个目的,虽然我们既不能从形而上学实在论,也不能从任何其他源泉得到进一步鼓励,使我们相信我们实际上能达到那个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带星号的收入本书之中)
    波普尔:《研究的逻辑》,1934(1935)年版:1966年增订版,1969年版。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44…1945年版),1957年版,1960年版。
    ——《猜想与反驳》,1963年版,1965年版,1969年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关于云和钟》,1965年版。(参见后面第6章。)
    *——“自然规律与理论系统”,载《规律与事实》,西蒙编(1918年),1949年版:(英译文'《水桶和探照灯:两种知识理论》'作为本书的附录。)
    ——“实验科学的目标”,载《理论与现实》,汉斯编,1961年版,第73—86页。
    ——“没有‘观察者’的量子力学”,载《量子论和实在》,本格编,1967年版。
    *——“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载《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第3辑,1968年版,第333—373页,(参见前面第3章。)
    *——“关于客观精神的理论”,载《第14届国际哲学大会会议录》、1968年,第1册,第25—63页,(参见前面第4章)
文献注
    这里讨论了理论可以改正它们设想说明的“观察”定律或“现象”定律(例如,开普勒的第三定律),这个思想在我的讲演中再三申述过。这些讲演之一激发了对一个设想的现象定律作改正'参见我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年版,1960年版)中援用的1941年的论文,第134页脚注'。这些讲演中的另一篇发表于西蒙的《规律与事实》(1948年),1949年版。我的这一思想也是费耶阿本德的论文《说明、还原和经验主义》(载费格尔和G·麦克斯韦编,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丛书,第3卷,1962年版)的“出发点”(如他在第92页上所说的),该文参考书目'66'是本论文(最初发表于《理性》I,1957年),费耶阿本德的致谢似乎被有关主题的许多论文作者忽略了。



    本文是最初发表在《理性》(第1卷,第1号,1957年12月,第24—35页)上的一篇文章的修订稿。关于牛顿理论对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结果进行修正的简短讨论,最初作为约稿发表在西蒙·莫泽(编)《规律与现实》,1949年版(特别参见第57页起),重印于汉斯·阿尔伯特的《理论与事实》,1964年版(特别参见第100页)。这篇文章的英译见本书的附录。
 

 

第六章 关于云和钟—对理性问题与人类自由的探讨
I
    一年前,我的前辈在这个大厅里作了纪念亚瑟。霍利。康普顿的第一次讲演,他比我幸运,因为他本人认识康普顿,而我却从未见过他。①
① 1962年2月初我来到伯克利时,就渴望见到康普顿,但是还没有见到,他就逝世了。
    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我的学生时代,特别是自从1925年以来,我就听说过康普顿。那一年康普顿和西蒙②的著名实验,驳倒了玻尔、克雷默和斯拉特③美妙而短命的量子理论。这次反驳是量子理论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因为从这次实验所引起的危机中出现了所谓“新的量子理论’——玻恩和海森堡的理论,薛定谔的理论和狄拉克的理论。
② 康普顿和西蒙,《物理学评论》,1925年,第25期,第309页以下,(亦见波特和盖革,《物理学杂志》,1924年,第26期,第44页以下和1925年,第32期,第639页以下:《自然科学》,)925~,第13期,第440页。)
③ 玻尔、克雷默和斯拉特,《哲学杂志》,1924年,第47期,第785页以下和《物理学杂志》,1924年,第24期,第69页以下。亦见康普顿和阿里森的《理论与实验中的X射线》,1935年版:例如,第211…227页。
    这是康普顿的实验检验第二次在量子理论历史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一次当然是发现康普顿效应,即对爱因斯坦光量子或光子理论的第一次独立试验(如康普顿本人所指出的那样①)。
① 参见康普顿,阿里森(注⑨),第1章,第19节。
    若干年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惊奇而又喜悦地发现康普顿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还是一位真正的、勇敢的哲学家。此外,他的哲学兴趣和目的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我自己的大致相同。当我偶然得到康普顿1935年发表在题为《人类自由》②一书中的引入入胜的特利讲演稿时,我发现了这一点。
② 康普顿:《人类自由》,1935年(1939年第3版)。这本书主要是根据康普顿1931年在耶鲁大学作的特利基金讲演以及在特利讲演之后不久作的其他两个专题讲演写的。
    你们会注意到我已经把康普顿《人类自由》这个书名吸收到今天我自己的题目里面。我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要强调我的讲演是与康普顿这本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我打算讨论康普顿在这本书的头两章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在他的另一本书《科学的人类意义》③的第二章里讨论过。
③ 康普顿:《科学的人类意义》,1940年版。
    然而,为了避免误解,我必须强调,我今天的讲演主要不是谈康普顿的书,而是试图重新研究他在这两本书中力图解决的一些哲学老问题,并且试图找出对这些老问题的新解答。我将在这里概述的大略的试探性的解决办法,在我看来,似乎与康普顿的主要目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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