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汉武帝当政时，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汉武帝自己爱搞点求仙的事，但对搞黑巫术的却特别痛恨（因为身边王子、后妃们为了争权夺利，搞起黑巫术来特别起劲）。到了晚年，他总是精神恍惚，怀疑有人要谋害他。下面的小人也投其所好，把巫蛊的东西传得神乎其神。
有个叫江充的，特别卖力，自告奋勇，说要在皇宫里查找搞巫蛊术的人。江充的办法很简单，看谁不顺眼，就偷偷地在他的床下埋个小木偶，诬陷他在诅咒别人。江充很得汉武帝信任，弄得皇宫里人人自危。江充原本与太子有点小过节，担心太子登基后对自己不利，这次索性下狠心，把太子也诬陷了。结果太子起兵杀了江充，却被汉武帝当成造反，又派兵杀了太子，连皇后也受连累自杀了，前前后后死了几万人。事后汉武帝追悔不已，但惨剧已经发生，后果无法弥补。
黑巫术卷进宫廷斗争中，导致政府的态度急转直下。从此，历代王朝都对黑巫术严厉禁止。无论是否害死人，只要施行巫蛊术，一律按照谋杀论处。不仅如此，处死的方式还要带有克制巫术的作用。南朝宋文帝时，女巫严道育和东阳公主的丫鬟鹦鹉勾结，在玉石上刻了文帝的样子，埋在含章殿前，事发后，被判处用鞭子抽死，而且要焚尸扬灰。焚尸扬灰并不仅仅表示严惩，还具有仪式制裁的意义，因为火化含有祛除灾祸的意思。
不过，黑巫术的诱惑力实在是大，在很多人看来，黑巫术简直是宫廷争斗的必杀技。所以即使重刑威吓，宫廷斗争中还是经常出现它的身影。
隋炀帝杨广做太子的时候，为了扳倒亲兄弟，做了两个木偶，在木偶的心脏处用钉子钉上，再捆上手，戴上枷锁，分别写上隋文帝杨坚和汉王杨谅的名字和咒语。给杨坚的咒语是“西岳神兵收杨坚魂魄”，给杨谅的咒语是“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收神兵九亿万骑，收杨谅魂魄闭在华山下，勿令散荡”。他把两只木偶一起埋在华山下，然后让自己的心腹杨素去告发，诬陷弟弟杨秀，结果一举成功，除掉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更搞笑的是南朝陈国长沙王陈叔坚，他诅咒哥哥陈后主陈叔宝用的木偶竟然是有机关的，可以昼夜不停地跪拜，全天候地诅咒。后来被人告发，陈叔宝本打算杀了他，可在行刑前夜，叔坚痛诉革命家史，大谈自己对叔宝的救命之恩，这才勉强保住了脑袋。
总之，只要黑巫术在宫廷出现，一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虽然官方严厉禁止，但是民间对黑巫术需求还是不少，所以很多巫师甘冒奇险，用黑巫术骗口饭吃。但是，黑巫术就像邪派武功，本身也很危险，如果害人不成，往往会害到自己头上。
清朝时，湖南有个叫张奇神的，能用法术摄人魂魄，手下马仔众多。可是有位姓吴的书生偏不信邪，当众问候了张奇神的十八代祖宗。马仔们纷纷上前要痛扁书生，张奇神手一伸，拦住众人，冷笑而去。吴书生知道张奇神肯定要来报复，于是晚上睡觉时总是拿着本《易经》。到晚上，果然有个金甲神来杀书生，吴书生把《易经》扔过去，金甲神应声倒地，变成一个小纸人。接着，又有两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来挑衅，书生如法炮制，也抓住了两个小纸人。不久，张奇神的老婆来求饶，原来，那些纸人都是张奇神和他的两个儿子的魂魄所附，如果鸡叫前他们不能回去，那就必死无疑。吴书生只还给她一个纸人。第二天，张奇神和他的大儿子都死了，只有小儿子活下来。
也是清朝时，广西曾流传捉生替死的习俗，每当有人病重时，就请巫师作法，招徕熟睡人的魂魄来接替病人的魂，称作“接火”。这样，病人痊愈而被招魂的人就做了替死鬼。说说很简单，但是操作起来还有复杂的程序。要先倒一杯水，用纸蒙住杯口，倒过来悬挂在病人床头，如果第二天水还没有漏出来，说明病人有救，巫师才肯接活。就这样还会出岔子，有一次，一个姓陈的巫师正在招魂，结果招来自己的女儿，他赶紧作法把女儿喊醒，这才避免了一场家庭悲剧。
黑巫术在官方严厉禁止、自身危险重重之下，始终很难绝迹，这固然是受到利益的驱动，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巫术和宗教不同，它本身属于技术活，人们在使用时只考虑到它的效果，并不牵涉到道德评价。所以，在早期官方也是积极参与的，如果不是统治者出于对宫廷斗争的恐惧，也未必会这么严厉地处置黑巫术。事实上，白巫术在中国就一直没有受到什么迫害。
◎ 烧了你；好吗
巫师能够通天，所以能做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享受常人得不到的待遇；但他们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有时甚至是生命。
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登基之后，没过几天舒坦日子，就碰上连续七年大旱，什么求雨方法都用过了，还是不管用。商汤找来首席占卜师，占卜师折腾半天，说：
“皇上，没辙了，只有用求雨必杀技了。”
这时，商汤的脑海中狠斗私字一闪念，仿佛看见炎帝、黄帝、尧、舜、禹等无数英雄前辈的形象，于是坚决地说：
“好，为了求雨，那就烧我吧！”
汤是国君，也是全国第一巫师，那通天的本事比一般的巫师可强多了。不过，烧人祭天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便是汤这样的一国之君，也要理发、剪指甲，洗剥干净，才好放在柴火上。汤还要来几句真心告白：
“老天爷有什么不高兴的，就拿我出气吧！老百姓们可没什么错。”
正准备点火时，突然天降暴雨，商汤的命也因此保住了。
人们之所以喜欢用烧巫师的方法来求雨，并不是出于伦理道德的考虑，而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巫师和天有心灵感应，烧了巫师，天就能感受烈焰烧烤的滋味，就有可能下雨。他们管这叫“焚巫”。对“”的解释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长鸡胸的人，有的说是瘸腿的，还有一种说法最神奇，说是指鼻孔朝天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接雨水，有感应作用……
商汤自焚求雨，原本是典型的巫术，但是越传越悬乎，情节也越来越紧凑，简直有点大卫·格里菲斯创造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味道。而且，在道学家眼中，这个故事的意义更在于求雨仪式被赋予的道德意义。商汤舍生取义，其仁义、圣明的君主形象越发高大了起来。不过，从实际情况看，商汤不过是做了场“政治秀”，就算点火时不下雨，相信他也有办法解脱。类似做秀的事情在周代也有，比如做天子每年春天都要象征性地在田里刨两下土，叫做“籍田礼”，以纪念从前实行“井田制”时大家共同劳动的景象，同时也表明做天子的也不是白吃白喝。即使到了今天，这类故事也没少上演。
不管怎么说，商汤是“秀”成功了。到了商朝中后期，王室基本上一求雨就要求烧人。当然，因为是真烧，做天子的不会再亲自出马了，被烧的都是专职巫师。在后来发掘出的商代甲骨文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情形，而且我们还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么多国家的精英，就这样葬身在熊熊烈火之中。
到了周朝，很多有文化的巫师都改行从事文字工作，做技工巫师的人不多了。随便抓个人来烧，又不能感天动地，烧人之风也就不太盛行了。当然，对这活动有兴趣的人还是存在的，比如鲁僖公。有一年鲁国大旱，鲁僖公就准备烧几个巫师来求雨。幸亏手下有见识的大臣出来劝谏，说：
“烧了他们也没用，还是早储备点救灾款、救灾粮，才是上策。”
烧巫师求雨就像做名菜一样，时间一久，味道也就不那么纯正了。搞了几百年的求雨仪式，离古人越来越远，一方面大家已经不怎么信服，另一方面，操作的基本规程也已经忘得七七八八，而且动不动上烧烤架，谁还肯从事巫师这一原本很有前途的职业呢？于是，人们想出了变通的方法，改成在太阳下曝晒，虽然辛苦了点，但心意基本到位，而且性命无忧，做国君的有时也有兴趣参与了。有一年齐国大旱，晏子对齐景公说：
“这是显示您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最好时机，您也别在皇宫里乘凉了，出来到太阳下晒个把时辰，以示与山灵河伯共患难，到时下了雨，功劳可不就全归了您。”
于是齐景公也到郊外去晒了两天，果然大雨滂沱。
这种不会丧命、又显示诚心的事当然比纯粹烧人要好多了，于是官府纷纷效仿，只要一干旱，地方官就率领百姓去晒太阳，这几乎成了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东汉章帝时，有一年夏天大旱，朝廷百官都习惯性地去太阳下曝晒，不久，下了点小雨，于是大家轰然散去。只有太尉郑弘觉得还不够，一个人又足足晒了一天，果然下了场倾盆大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态度决定一切。
由于狡猾官僚的存在，求雨很快就成了表达忠心、收买民心的手段。东汉时，有一个郡大旱，太守出去晒了两天，头晕眼花，也没什么效果。手下有个叫谅辅的小官，索性玩狠点，说：
“再不下雨我就自焚，老天爷别再折磨我们太守了，有什么就冲着我来吧。”
又是正要点火时，大雨瓢泼，既保住了性命，又表了忠心。
有时，曝晒求雨也被用来作为惩罚措施。三国时有个著名的道士于吉，参加了东吴孙策的智囊团。本来，孙策只是让于吉给自己看看八字、手相什么的，但他手下的人却把于吉当神仙看，崇拜得不得了。有一年要渡江作战，正赶上大旱，本来孙策让士兵们好好做纤夫，可是大家一有空闲就到于吉那里讨论手相问题。孙策大怒，你一个小小幕僚，魅力指数竟然会超过我，今天正好趁天旱收拾你。于是命令人把于吉捆起来，扔到太阳底下曝晒，而且传出命令，如果中午之前不下雨，就叫你死翘翘。没想到，中午还真下了场雨，将士们纷纷给于吉道喜。孙策心里更不是滋味，索性食言杀了于吉。
比起官员们假惺惺地表忠心式求雨法，老百姓求雨的方法要直截了当得多。他们除了晒巫师，还要晒负责降雨的龙王。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里，就详细地介绍了做土龙求雨的方法：春天求雨，要先晒几个巫师，再派口齿伶俐的巫师去向上天祷告，选择恰当的日子设立祭坛，造一大七小八条龙，往水池里扔几只蛤蟆，杀两只公猪，找几个小孩跳起娱神的舞蹈……生动鲜活，丝毫没有官场的道学气息。
老百姓求雨不是为了表忠心，其目标单一明确，就是为了雨水，所以，在一些民风淳朴的地方，采用的方法更为激烈。在广东一带，每逢要求雨，老百姓就给龙王庙里的龙王时间限定，比如说十天内一定要下雨，时间到了还没雨，就是你龙王爷没用，把你抬到太阳下晒个十天，再不下雨是吧，还有招，就是把龙王的塑像砸了，我们改信别的神仙，不再给龙王送冷猪肉。威逼利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从根本上说，无论烧人还是烤龙王爷，都是巫术，但其中的进步至少说明了人类对自己的尊重。
◎ 摇啊摇
古人有一种说法叫“卜以决疑”，意思是遇到什么拿不准的事情就去求神问卜。占卜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占梦、星象、术数、风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