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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刘秀的倡导，加上原本很好的群众基础，东汉的谶纬迅速蔓延，以至个别脑子清醒的人，在批判谶纬的时候也只能用谶纬做武器。像发明地动仪的大科学家张衡，就给皇帝上奏折说：
“谶纬这东西其实还是不错的，当初尧舜禹这些圣人，就是靠谶纬起家的。不过最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在是太多，严重扰乱谶纬制造的市场秩序。您务必采取行动，打击这些三无产品。”
联系到张衡的文学作品里充斥着对神仙鬼怪的描述，有时候简直搞不清他对谶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说起来也有意思，谶纬虽然声势浩大，但仿佛只是汉朝的专利产品。随着东汉的灭亡，谶纬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虽然老百姓造反时还经常用谶纬当作革命纲领，但至少做皇帝的不再好意思把这东东拿出来炫耀了。
谶纬在汉朝的出现，确实有其道理。西汉的建立，从整个历史上看，是一件大事，但如果说得偏激一点，它在文化上没有从前辈那里继承过什么：书本被秦始皇烧得差不多了，刘邦又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小混混，他手下的大臣也基本上是文盲，即使是萧何这样有点远见的，到了咸阳也不过是注意收集军事地图之类实用的东西。至于文化建设方面，大臣们好像也不怎么在意。以当时西汉君臣的文化水准，能够活学活用，造点谶纬就算很不错了。
汉朝是中央专制体制刚刚建立的时期，人心还没有受到太多的束缚，所以做事、说话都比较直爽。在外戚当道之时，刘向曾经上书成帝，说：
“您有自己的祖宗，却把国家交给外人，自己做奴隶，即使您自己不在乎，将来祖宗们怎么办？”
这哪是跟皇帝说话的口吻，简直是训孙子。在这种说话大大咧咧，三纲五常还没有深入人心的氛围下，出现直截了当的谶纬也是可以想象的。
谶纬在两汉之后就迅速衰落，这当然也有其原因。谶纬和感生神话一样，都是为了证明皇帝的合法性，解决皇帝是否有种的问题，但它们实在是太粗糙，随着人们精神生活日益精细丰富，这些东西必然要被抛弃。尤其像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张口就是“玄”、“无”、“有”这些精致的淮扬细点，要让他们去谈什么冬储大白菜似的谶纬，那真比杀了他们还难过。
如果把中国历史的进程比喻为人的一生，那么汉朝也就是个不太懂事的孩子。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如果能背“床前明月光”，是很能讨大人的欢心的；如果他长到二十岁，再要显示自己的文化底蕴，就至少得对宝黛的爱情悲剧提出点新见解吧。
◎ 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子产
先秦是思想家层出不穷的时代，对中国文化具有奠基意义，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思想家们比较关心的是现实政治问题，对超越现实的宗教信仰大都不感兴趣。
“子不语：怪、力、乱、神”，仔细揣摩《论语》，孔夫子对鬼神信仰主要采取不支持、不参与、不传播的态度；墨子虽然有教主的气质，但他的《天志》和《明鬼》主要也是讲政治的；庄子好“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满肚子的寓言，但以他老人家“齐同万物”的洒脱风格，对执著心很强的宗教信仰也未必关心。
再看那些个吃宗教饭的祝、宗、卜、史、巫等专业人员，没什么名气，更没什么思想。举个例子，《周礼·春官·司巫》说：“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主及道布馆。凡祭祀，守瘗；凡丧事，掌巫降之礼。”这些巫师们都是负责求雨、禳灾、主持葬礼等形而下的事务，几乎类似杂役，总不能叫做“思想家”吧。就算先秦最著名的巫师——巫贤（或巫咸），我们除了知道他经常爬天梯去天上耍子，也没见留下什么惊人之语。
真正具有宗教学家气质，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突出贡献的，大概首推子产了。
子产首先是个政治家，不毁乡校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子产在政治家中属于比较另类的，颇有牛仔作风。公元前542年，子产陪郑伯到晋国送礼，晋平公有事没及时接见，于是子产派人把国宾馆的墙全拆了。平公派人照会，表示抗议，反而被子产一顿抢白，大意是说：咱们千里迢迢到晋国来进贡土特产，您却迟迟不接见，咱们不能及时表忠心，心里这个急呀！东西实在太多，要是不拆墙，就没地方放财礼了，这罪过不是更大吗？结果是晋国连连道歉，赶紧接见，好吃好喝招待了郑伯。
可是，先秦搞政治的人实在太多，且不说文王、周公这样的一代宗师，即便是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霸主，在政治上的成就也远远超过子产。如果子产在政治家里厮混，排名至少在二十名以外。但像他这样既有丰富的宗教信仰知识，又有自己独到的宗教理解，还亲身参与宗教实践活动的人，如果放在宗教学家里，那倒是算得上开山祖师级别的。
现将子产主要学术成果和实践成就介绍如下：
（一）丰富的宗教信仰知识
就在子产拆墙的第二年，晋平公病倒了。占卜的说是“实沈、台骀为祟”，晋国的元老叔向和太史都搞不清楚实沈、台骀是哪路神仙。子产一到，马上道出原委：实沈是参星之神，台骀是汾水之神。不过他说平公的病跟这二位神仙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太好色，连同姓（即姬姓）的侍妾都要弄四个；只要把这四位侍妾赶出去，就没事了。
太史是各个国家的国宝级学者，而且专业方向就是宗教学，可堂堂春秋大国的太史，竟然还要向子产求教，我们不能不对后者的渊博刮目相看。
（二）最早对鬼作出比较精确的定义
子产在郑国执政的时候，有位被冤杀的贵族，名叫伯有，整天在郑国显灵、闹事，搞得郑国人心惶惶。后来还是子产出马，安抚了伯有。子产还因此对当时的鬼魂观念进行了总结、归纳。他认为，人死了要变成鬼，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只有非正常死亡的鬼才会作祟。子产的论述有不少创见：
（1）他最早用精气说来证明人死化为鬼的过程，同时还指出了人成为神的可能。当时人们对于人、鬼、神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是确信的，子产的解释把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2）子产通过强调伯有的家世来证明他能够为鬼，标志着将社会属性引入到鬼魂观念之中，即把鬼的技能指数与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密切地联系起来。这种认识主要以社会地位来判断鬼的能力大小，道德评价的意味并不明显。
（3）“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意思是说，只要给鬼安排好食宿，吃得好，住得好，它就不会出来骚扰人类。
后世的鬼神信仰，基本遵循了子产提出的这几条原则。
（三）对祭祀原则的重大突破
就在安抚伯有的同一年，呆头呆脑的晋平公又病了，把群山大川都祭遍了也没用，只好再请教子产。子产说：
“祭祀禹的老爸鲧了吗？”
大家听命，忙不迭地去办，平公果然日渐好转，于是赐给子产两只饭锅（鼎）。
《礼记·祭法》说“夏后氏帝黄帝而郊鲧”，可见祭祀鲧是夏朝独资经营的。当时祭祀的原则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宗是不能随便祭拜的。按理，除了周天子，只有夏朝的后裔杞国才能祭祀鲧。子产本着祭祀“以人为本”的方针，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出发，让与鲧毫无血缘关系的晋国也去祭鲧，对前辈的祭祀原则作出大胆的突破，既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也收到很好的工作效果。
（四）祭祀活动中的权变精神
子产对祭祀的实践和原理都很熟悉，但他不是简单地赞同或反对祭祀，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合理地运用祭祀活动。
公元前526年，郑国遭遇旱灾，子产命令屠击、祝款、竖三位大夫到桑山去祭祀求雨。这三位官僚都是废物，把桑山的树木全部砍光来求雨，结果自然是没成功。子产把三位大夫臭骂一顿：“祭祀山神，是要保护树木，尤其是求雨，更要防止水土流失，你们几个混帐，连祭祀的基本原则都不懂，全部撤职查办。”
两年后的五月，郑国发生火灾。喜欢卖弄巫术的裨灶说：“不听我的话，将来还要发生火灾。”
原来，在一年前，裨灶就向子产请求配备玉制的祭祀设备，由自己主持祭祀，以避免火灾，结果子产没理会他。现在火灾来了，裨灶觉得自己的预言应验了，骨头顿时轻了几两，又向子产提出要求，这回因为遭过灾，国人对他的支持率暴涨了若干个百分点，但子产还是不理会。有人觉得子产是舍不得那些宝贝。子产说：
“裨灶这种人，无非是喜欢预言，说得多了，当然偶尔也会准个一两次。他懂什么天道！”
最终果然没再次发生火灾。过了两个月后，子产根据原则，祭祀社神、四方神，以求消灾。可见，子产并不是反对祭祀，他只是依照一定的原则安排祭祀活动，从不为了收买民心而随便搞一些面子工程。
（五）团结广大神学工作者，掀起全国“比学赶超”的祭祀热潮
子产开口闭口骂裨灶，骂归骂，还是拿他当心腹使唤。在火灾发生的九年前，裨灶已经在子产身边出谋划策了，而且其间还有几次说得子产频频点头。如果子产不是如此热衷宗教活动，哪有裨灶的饭吃？在子产的带动下，一大批政府官员对宗教活动非常熟悉。发生大火那年，在子产的周密部署下，各级官员团结一心，努力奋斗，勤勤恳恳，整理祭坛，祭祀水神、火神；迁移大龟、宗庙神主，将损失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左传》的作者曾高度评价子产的这次救灾行动，并且感慨地说：
“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就是说在灾害发生时，政府的行为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好坏。
由于子产对祭祀原则的灵活使用，国民也深受感召，多次在发生异常情况时向子产请愿，要求举行祭祀活动。有一年，郑国发大水，有龙在城门外的湖里争斗，国人请求子产举行禳灾祈福的祭祀，子产说：
“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人类打仗的时候，龙也不关心；现在龙自己打架，你们操什么闲心？况且龙本来就居住在水里，你们怎么能赶得走它们呢？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对我们也没什么要求。”
最终也没什么事儿发生。
虽然子产没有创立成熟的宗教，也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著，但他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对宗教学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在整个先秦时期是无人可比的。说他是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一点也不过分。
比起商朝和西周时期来，春秋社会的宗教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对天命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这种进步是渐进的，而不是飞跃的。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思潮的演变，呈现出的应该是绵延的流动性。简单地将思潮的变化依附于政治制度的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