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举出刘大胡子做过的许多缺德事，说是要编本《绝对隐私》臭臭他。刘大胡子吓得魂飞魄散，第二天一早，就下令重修双花庙。
（二）无名之庙
清朝时，赵锡礼到浙江竹山做县令。新官上任照例要到文庙和城隍庙祭祀，手下人说：
“还有一座庙，您也得去拜拜。”
赵锡礼去了一看，庙里有三座塑像，个个倒是道貌岸然，穿着王爷服饰，问问老百姓供的是哪路神仙，竟然都说不知道，反正大家都拜，还挺灵的。赵锡礼回家查查神仙在版编目，竟然也没有查到记录。又到天师府查问，才知道原来是元末陈友谅的庙。于是赵锡礼命令手下拆了它，改造关帝庙。一个败军之将，而且没人知道来历，竟然也有庙可立，有香火可享。
赵锡礼有政权作为依恃，自然比较牛。有时候，在民间信仰的强大势力下，即便是官府，也要低头。从西汉开始，皇帝就下令禁淫祀，也就是禁止民间随意造神，而且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反迷信的官，每到一地，都要拆除当地希奇古怪的庙，废掉希奇古怪的神仙。但是造神的力量似乎远远超过毁神的势力，神仙还是越造越多。有时人们甚至为了造神而造神。
唐宋年间，在温州有两座香火很盛的庙，分别供奉两位神仙：杜十姨和五髭须。村民们说，这两位神仙保佑我们讨媳妇、生儿子，可是自己的终身大事却没解决，正好两位都是单身，咱们就给神仙做个媒吧。于是大家把两位神仙放在一起供奉，两座庙也合二为一，成为夫妻庙。听上去似乎还蛮般配的，但实际上，杜十姨是“杜拾遗”的谐音，也就是咱们的诗圣杜甫；而五髭须呢，就是“伍子胥”。村民们虽然虔诚得很，但是连信什么神都没搞清楚。
对老百姓来说，造神还需要理由吗？
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对于破除迷信，科学知识当然很重要，而科学的思维方式也许更重要。
◎ 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无论神话还是宗教，一般都有一个最高的领导者，称为至上神。像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北欧神话中的奥定、基督教中的耶和华。
但在中国，这个至上神却总是比较含糊，好像没谁一直坐得很稳。黄帝也许算一个，但是在战国的时候，大家祭祀的是五帝，黄帝只是其中之一；秦汉以后，更是语焉不详。以至于欧洲的基督徒们刚到中国传教的时候，中国的文人、百姓都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说的天主不就是我们的“天”、“帝”吗？我们早就有了。
在中国人眼里，至上神就是“百搭”。
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对皇帝的名分却从不含糊。尤其是乱世，一拿下块小地盘，马上就要做皇帝，而且年号、诏书、祥瑞之类的证明文件很快就准备好，手续总是特别齐全。
如果不那么严格地说，根据古代中国的共识，神界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是“天”或者“帝”。但是这二位的人格化程度非常低，而且他们的来历、模样、神性都很暧昧、含混，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便把“天”和“帝”作为神，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天”和“帝”究竟是一个神的两个名字，还是根本就是两个神。
做江湖大佬，就得做出点让手下马仔服气的事情；做至上神，也一定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因此，为了搞清本土至上神的身分、地位，我们从外面舶来一位神比较比较，也许会有点眉目。
基督教里的上帝耶和华可以毫无疑问地称为至上神，他老人家做了六天活，把世界给拾掇出来了。把他的这些工作对应到中国来，看看这些活都是谁做的，相信会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老大。
第一天，耶和华创造天地和光明。
中国最早的明确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辟地，可它在三国时才出现，晚了点。早一些的是《庄子》里说的“倏”和“忽”把天帝混沌凿了七窍的故事，而这位混沌也太差劲，竟然被凿死了。更要命的是，混沌长得实在是难看，《山海经》上说他像一个红色布口袋，六只脚，四只翅膀，还没长脸。这种货色会是天帝？
更让人丧气的是，根据文献资料，这位混沌竟然隐隐地指向后来赫赫有名的黄帝。
第二天，耶和华造了空气和水。
在中国古人眼里，空气和水根本不是什么神仙造出来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二”就是阴、阳二气，“三”是“三才”（天、地、人），根本没有神仙什么事儿。中国人对世界起源的理解更倾向于自然自身的力量。
第三、四、五天，耶和华创造了各种动植物和日月星辰。
在中国，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倒是把这些开创之功都收归账下，但这是以死亡为代价的。耶和华创造好世界就休息去了，而盘古造世界却搭上了自己的老命。悲壮是有点悲壮的意味，可是人都死了，还怎么做老大呢？
比较的结果也许让人有点失望，因为我们在中国的确找不出耶和华这种地位的神。或者应该这么说，古人津津乐道的“天”、“帝”，虽然表面上威名赫赫，但是对世界的形成根本没什么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天”、“帝”被推到至上神的位置，完全是捡了个现成的皮夹子。理由详下。
首先，世界以及世界的基本构成都和“天”、“帝”没什么关系。屈原在《天问》中，还尽问些“谁传道之”、“何由考之”、“孰营度之”、“孰初作之”这样的问题，可见到战国中后期，人们对于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现成的答案。如果有的话，像屈原这样精通神话、巫术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会不知道呢？
其次，“天”、“帝”也不是什么始祖神。《诗经》里有感生的神话，说是周朝的始祖后稷，就是他老妈踩到上帝的脚印后生下的。其实这不过是周朝人自己夸耀自己的祖宗，什么上帝的脚印，到司马迁的《史记》里就写得很清楚了，不过是踩着了野人的脚印。到如今21世纪，要想踩到这种脚印我们得上神农架，可是在几千年前，出门100米随便你踩，有什么稀奇。
可见，中国古人认为，是自然的、人类的秩序创造了“天”、“帝”，而不是“天”、“帝”创造了自然、社会的秩序。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所谓的天帝说：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早在商代，商王对“天”、“帝”就已经不怎么恭敬了。《史记·殷本纪》上说，商王帝乙做了个木偶，叫做天神，让人跟他比试，天输了，他就骂天神无脑；然后做个皮袋子，挂在树上，用箭射它，称之为“射天”。帝乙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幼稚，而是他要表明自己对天神不屑的态度。这种大不敬的事人都敢做，我们很难想象那时的“天”有多么重要。
到了周代，情况同样如此，在《诗经》里，人们谈到天的时候，有时非常恭敬，如“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意思是老天爷最光明、伟大了，对咱老百姓的恩情真是没说的——客气得不得了；但有时又很不礼貌，就在同一首诗里，又说“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就是劝大家小心点，老天爷正没来由地给大伙降灾呢！最严厉的要算是“上帝板板”这句，简直就是说上帝（不是指基督教的上帝耶和华）是个疯子，变态，害得老百姓都遭殃。
如果单是骂还算好的，它至少说明天、帝在人们心目中还有点分量；有时候，上帝在人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
《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了一次诸侯会盟，各诸侯国成立了一个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在会后发表的合作宣言中说道：在世界政治、经济持续低迷的时刻，我们几个诸侯国要精诚合作，开展自救互救运动，如果有谁背信弃义，就要被几百位祖先、神仙们痛殴至死，还要断子绝孙。这段宣言发的誓言够恶毒吧，可在几百位神仙中，根本就没有提到“天”、“帝”。在这些诸侯的眼里，“天”、“帝”就是个摆设，真要发誓，还是祖宗更信得过。
如果说古人从来不在乎“天”、“帝”，那也过分武断；只不过古人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实际，“天”、“帝”虽然是一直供养着，但主要是做个样子，他们真正相信的还是自己的祖宗。《诗经》里有很多祭祀祖先的诗，场面盛大，参加的人很多，而且祭祀仪式欢快、祥和，有一种跟祖宗唠家常的意思，从骨子里透着股亲热劲，这才真正是与自己一起吃喝玩乐的大佬。而一到祭天仪式，周王亲自出场，各级尸（周王的替身演员）、祝（负责宣读祭祀辞）参与，整个祭祀场面庄严、肃穆，大家连大气也不敢喘。态度虽然恭敬，但形式主义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在祭祖活动中，主持仪式的是祝和尸，周王并没有出场，只是在祭祀结束后设筵款待代替祖先享受祭祀的尸。但在祭天活动中，周王是亲自主持的，其他人只是跟在左右“奉璋”而已。这说明，祭天仪式的政治意味要浓厚得多，只有天子才能祭天，也就表明只有天子才能与天交通，其他人是没有资格的。仪式的庄重有时只能说明他们别有深意：“天”、“帝”不过是皇帝们用来吓唬人的大棒。
当然，古籍里还是有不少把“天”、“帝”捧得灵验无比的话，《尚书》、《诗经》里说起“天”、“帝”之“德”来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横飞，什么“天命靡常”、“敬德保民”。严格地说，这些话其实只是后来人给自己祖宗脸上贴金，性质和修祖坟差不多。大家把这些话都算在“治礼作乐”的周公头上，无非是要显得有“来头”。
先秦时，大家对“天”、“帝”的认识还有几分理性，到秦汉以后，说起上天来更是口无遮拦，五帝之又抬出三皇，老实点的说三皇是伏羲、神农、燧人，多少还有点因头；好吹牛的为了凑齐天、地、人三才，索性说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每个都长着九个以上的脑袋，分别统治中国几十万年，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把“天”、“帝”当作孩子的玩具。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许说明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神。在专制社会，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这种虚无飘渺的大佬实在是帮不上自己的大忙，真正办事的都是管点实事的神仙，虽然嘴上说自己受天命做皇帝，但是后来的玉皇大帝什么的反倒都是人间皇帝封的。
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里记录了村长本义在老村长罗伯追悼会上的一段悼词：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全国革命生产一片大好形势下，在上级党组织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我们大队全面落实公社党代会一系列战略部署的热潮中，我们的罗玉兴同志被疯狗咬了……
在本义看来，“疯狗”前面的那些话，可以套用在任何一类事情上。同样的，“天命靡常”之类证明天意的话，也可以套在任何先秦的古籍中一样。
有一则口香糖的广告是这样说的：“当你需要口气清新的时候，你可以来一块口香糖。”
以小人之心猜测，这个广告的潜台词大概是：平常时候，大可马马虎虎地不必注意口腔卫生。同样的道理，当国家需要一个全能的大佬的时候，就会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