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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初的英国，堂·吉诃德成为“可笑又可爱”的人物。菲尔丁的一系列作品被誉为“《堂吉诃德》在英国文学中最强壮的分支。”菲尔丁发现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在剧本《咖啡店里的政治家》中，借剧中人之口说，世人多半是疯子，他们与堂·吉诃德不同之处只在疯的种类而已。剧本 《堂吉诃德在英国》，描写了这位西班牙的旅行者在英国的遭遇，剧中他对桑丘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这里的堂·吉诃德不是一个“可笑”的讽刺对象，而是一个讽刺社会的英雄。菲尔丁的小说《约瑟·安德鲁斯》则明确地标明“约瑟·安德鲁斯及其朋友亚伯拉罕·亚当斯先生的冒险故事，仿塞万提斯的风格而作”。小说描写的亚当斯牧师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书呆子，他乐于助人却不了解社会，所以常常吃亏上当。在他遭受挫折的窘境中，他总可以通过重读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使自己得以安慰。在菲尔丁的影响下，英国文学中诞生了许多“可爱又可怜”的吉诃德式形象。如斯泰恩笔下的托贝叔叔，哥尔德斯密斯书中的普里姆罗斯牧师，狄更斯 《匹克威克外传》中滑稽幼稚的匹克威克先生，威廉·萨克雷创造的牛肯上校等。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出于破除宗教迷信、反对专制极权、建立资本主义文化的需要，人们更加注意到堂·吉诃德的理性与道德观念。他逐渐不再是人们的笑料了，而被评论家们置于与普罗米修斯或安提戈涅一样具有道德严肃性的高度上进行讨论，并加以重新评价。英国诗人蒲伯首先看到堂·吉诃德那副严肃的神情，说他是“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我们虽然笑他，也敬他爱他，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之心。”寇尔列支认为，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没有鉴别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他的感觉并没有错乱，只不过是想象力与纯粹理性太强了，当感觉所证明的东西不符合他的想象与理性，他便把感觉撇在一边。寇尔列支强调了堂吉诃德的道德观念、理性与想象力。这时，人们又看到了一个真诚专一的、具有“超越精神”的、严肃的道德楷模和理性象征。
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家眼中，堂·吉诃德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他情愿牺牲自己，一心追求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可笑更可悲”。他们认为，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是眼泪，而不是笑。英国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威廉姆·海兹利特认为，《堂吉诃德》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动人的、伟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泪。德国批评家弗雷德利奇·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表现的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海涅认为，《堂吉诃德》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它“想教早已成为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他反对说《堂吉诃德》具有反宗教、反专制的意味。他说，“在《堂吉诃德》里听不见反对旧教的声音，反对君主的极权的声音也一样听不见。那些听见这种声音的批评家显然错了。”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俄罗斯文学家的眼中，这种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认识被升华到接近形而上的高度。别林斯基认为，正是由于对现实的毫无理解，才使得堂·吉诃德成为一个令人发笑的疯子，“假如这种勇敢、这种善心、这种虔诚，假如所有这一切美好而崇高的品质，使用的切合实际和合乎时宜，那么堂·吉诃德本可以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他认为，堂·吉诃德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天性本身是荒唐的，他总也看不到现实的真实情景，总也不能把自己伟大心灵的全部充沛的力量使用的合乎实际与合乎时宜。屠格涅夫在比较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形象时，把他们的区别归结为：一个是犹豫的、内省的怀疑论者；另一个是为实现某种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行动主义者。他认为，堂·吉诃德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可以承受种种艰难困苦，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除恶，为了反抗敌视人类的势力——巫师、巨人——即是反抗压迫者。在他身上没有自私自利的痕迹，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儿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笔下，这种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成了耶稣受难般的“基督精神”，他声称自己的作品是以《堂吉诃德》为典型的，并认为《堂吉诃德》是“人类思想中最后的、最伟大的词汇，人类可能表达的最辛辣的讽刺。”
从上述各种见解我们可以看到，塞万提斯的意图在数百年的争吵中逐渐得以升华，塞万提斯所强调的对象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似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茅盾更为清醒些。他甚至反对拜伦所说“塞万提斯微笑着挥去了西班牙的骑士制度，”他说，“不，骑士制度在西班牙早已死了，而是塞万提斯微笑地结束了西班牙的 ‘骑士文学’！”他认为《堂吉诃德》的真正价值在于“他给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的人生画了一幅再真切再清楚也没有的画像”。
杰出的讽刺漫画
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本意是讽刺当时广泛流行于西班牙以及整个欧洲的骑士小说。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主要是描写封建骑士的惊险遭遇和他们离奇的爱情故事，歌颂骑士的冒险精神和他们“忠君、护教、行侠”的“骑士道精神”。它是体现封建贵族阶级精神特征的文学，也是当时世俗的贵族阶级文学的主要成就。所谓“骑士”，是从属于封建君主和大领主的贵族武士。最早的骑士主要来自中小贵族，后来领主的家臣或富裕农民也可以成为骑土。对中小贵族来说，成为骑士是一种荣誉，是其地位与家产的象征；对于那些家臣和部分农民来说，成为骑士是他们“改换门庭”的途径，是他们人生奋斗成功的标志。骑士们替封建君主或大领主打仗，可以得到君主或大封建领主赏赐的土地和金钱，从而成为小封建主，但仍是封建主阶级最低一层的等级。在欧洲中世纪的几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由于战争的需要，骑士的地位大为提高，形成了固定的骑土阶层和所谓骑士精神。到十二世纪，出现了“骑士团”，从封建君主到拥有大小爵号的封建主都参加了骑士团组织。由此可见骑士地位的显著提高和他们在封建统治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封建主的子弟从小就接受训练，以便长大后成为一名合格的骑士。当他们已训练合格、具备骑士条件时，还要举行庄严的仪式，然后才正式成为骑士。骑士的信条是“忠君、护教、行侠”，此外还要学习音乐、作诗，做“文雅知礼”。骑士把自己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他不仅要忠实地为主人服务，还要效忠和保护女主人。女主人在骑士心目中象圣母一样神圣，这一点后来发展为对贵妇人的爱慕与崇拜。能为自己“心爱的贵妇人”去冒险和赢得胜利，搏得贵妇人的欢心，在骑士看来是最大的荣誉。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所谓的“骑士精神”。骑士的忠君、护教，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的，他们对贵妇人的爱慕、崇拜也有颓废和矫揉造作的特点。不过，他们所提倡的锄强扶弱、保护妇女、尊敬老人等道德信条以及要求突破禁欲主义束缚、向往世俗爱情的愿望，是有其积极和进步意义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兵器与战争的改观，新型兵役制度——雇佣兵役制的兴起，骑士的作用逐渐下降，骑士制度日趋衰落。骑士们生活在王宫和大贵族的宫廷里，一味追求“典雅”与享乐，其腐朽的寄生本质日益暴露，他们引以为荣的尚武精神也荡然无存。到十五世纪后半期，竟出现许多“强盗骑士”，他们在欧洲各地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比如在日耳曼的许多封建堡寨里就有无数这样的“强盗骑士”，经常抢劫那时新兴于莱因河两岸的商业都市，以致新兴的商业阶级不得不组织雇佣兵，抵抗“骑士”们的掠夺。
骑士文学也同骑士制度的发展演变一样，到十五世纪中后期日益衰落，其内容也越来越荒诞离奇。到十六世纪，骑士小说在欧洲一些国家已近于绝迹，为其他文学形式所代替，但在西班牙却仍有大量读者。当时在西班牙流行着五、六十部骑士小说，影响最大的有三部，即 《高卢的阿马狄斯》（1508年）、《著名的白骑士悌朗德传》（1511年）和《巴尔梅林·台·英格拉泰拉》（1567年）。这几部小说在《堂吉诃德》中多次被提及。由于这几部小说风靡一时，就出现了许多续集。如《阿马狄斯》的续集就达三十二卷之多，不但续出了阿马狄斯本人的故事，还创造出他子孙后代的“罗曼史”：其中有他儿子《艾斯普狄安的丰功伟绩》，他孙子《里色尔特传》，曾孙《希腊的阿马狄斯》等千奇百怪的冒险故事。最早的故事背景是在英国，后来移到了君士坦丁、到了巴比仑、到了任何一处。这些作品越到后来越差，平庸拙劣，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置信。
塞万提斯所厌恶的正是这类粗制滥造的小说。他在《堂吉诃德》中借教长之口批评道：“所谓骑士小说对国家是有害的……这种小说……千篇一律，没有多大出入……都荒诞不经，只供消遣，对身心没有好处……人要从实际或想象的事物上看到或体味到完美、和谐，才会心赏神怡；一切丑陋、畸形的东西不会引起快感。如果小说里讲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挥剑把一个高塔似的巨人象杏仁糕那样切成两半，或者描写打仗，敌军有百万之众，而主人公匹马单枪，准获全胜，不管读者信不信，这种小说怎么能动人呢？”塞万提斯认为这类小说荒谬、愚昧，违背了生活真实，败坏了人类道德，对社会有恶劣影响。于是，他决计以“荒诞”反对“荒诞”，让愚昧的“堂·吉诃德”去消灭骑士小说在愚昧的读者中间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在书的结尾，塞万提斯再次强调，他除了要使人们憎恨那些虚妄荒诞的骑士小说之外，并没有别的愿望。
《堂吉诃德》的全部情节都在于实现塞万提斯“讽刺骑士小说”这一任务。它描写一位乡绅阿隆索·吉哈达饱读骑士小说之后，“走火入魔”，失去理性，决心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铠甲，拿起武器，骑马漫游世界各地，“把书上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照办”，建立一些配得上他那位“美人”的功绩。塞万提斯用讽刺的笔触写来，一开始就将读者引入忍俊不禁的境地：在我们眼前上场的不是一位热情英俊的骑士，而是一位破了产的又老又干瘪的小乡绅；他的坐骑不是一匹高贵的骏马，而是一匹皮包瘦骨、“蹄子上的裂纹比一个瑞尔所兑换的铜钱还多几文（一瑞尔可兑换八文铜钱）”的驽马，不过名字倒挺高贵、响亮：驽■难得；他心目中的美人是“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的农家女子，而不是什么高雅的贵妇人；他的盔甲不是什么刀枪不入的护身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