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力。”
中国的惯性思维则是，美国从长远来说不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的中国，所以想方设法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减排就是其中一个理由。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认为那才是“现代化”，美国不能阻止他们追求现代化。（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中国还指出，美国1985年制造“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让日元大幅升值，就是要阻止日本经济赶超美国。）
于是，每个国家都用对方国家努力的不足来证明自己不努力或少努力是无可厚非的。
九点建议
那么，在后京都条约（postKyoto Protocal）的环境里，中美两国高层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够通过合作达成一些框架性协议，这对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会有很大帮助。奥巴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与小布什截然不同，他会把碳交易的法案交国会批准，碳的价格从交易中产生。中国在美国国会政治交涉中的位置日益重要。如果中国仍然不能在减排问题上和美国做类似的贡献，那么美国国会就有可能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加税。
所以，在李侃如看来，减排方面的合作是最认真严肃的合作，而且有必要提到两国最高层领导人工作日程的最前列，而这需要两国有意识地减少长期潜在的不信任和紧张关系。
他回忆说，在白宫工作期间，克林顿总统让他学到的第一个经验是：对任何国家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都是国内问题；当你的政策建议有悖于他想解决的国内问题时，无论你的建议多么入情入理，他都不可能接受你的建议。所以，任何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议，都必须是构建在领导人对国内问题的理解之上的。
对此，李侃如向两国高层领导人提出九点建议。
第一，双方领导人都公开承认对方的视角是合理的。美国领导人要承认美国历史上的排放总量是巨大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才刚刚起步，人均排放量还很小，中国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美国不能够也不应该限制中国的增长速度。中国领导人要承认气候变暖的深远影响和严重后果；承认我们必须为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着想，从现在做起，努力减排；承认美国已经有成熟的设施和汽车市场，要为减排重新设计，卷土重来，成本高昂。
第二，建立清洁能源，节约能源的框架协议，将气候变化和减排作为能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
第三，着重建立两三个具体的合作项目，具有示范效应。中国外交部的口径一直是，“你们出钱，出技术，我们用你们（国家）的钱买你们（私营企业）的技术减排，你们享受保护环境的好处。”这种想法在美国国会是绝对行不通的，不能落实任何事情。李侃如说，当他和中国科学家交流时，他们的口气和角度都非常不同，更实际、更具体、更有可行性。
第四，强调合作开发技术。美国有处理二氧化碳的一些基本技术，如固碳技术，但还没有很多实战经历和经验。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需求和市场，所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如果政府能够牵头，带动私人投资，形成公私合作的模式，那么潜力无限。而且这不是“你给我一点好处，我给你一点好处（give…and…take approach）”的简单交换，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第五，加强地方与地方的交流与合作（例如，中国城市与美国城市之间），分享成功的经验，效仿成功的做法。
第六，帮助中国加强执政能力，促进信息从中央到地方五层政府之间的流动，增加透明度，让中央政府真正了解实际需要和运作中的问题。
第七，在国际谈判中，努力寻找中美之间的共同点。例如，为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今年秋天之前达成一些原则上的共识，那么就会增加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可能性。这种共识可以包括一步步的减排步骤，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设置在某年某年之前的减排目标。
第八，利用已有的协议。例如，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
第九，在中美双边峰会上，把清洁能源放在议事日程的显要位置。今年中美首脑在四五个多边国际会议时有机会见面；他们通常在会议期间安排大约有一小时的双边会谈机会。如果能把气候能源问题列入谈判日程，那么就会加快中美达成原则共识的速度，为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做好准备。
同一天的早些时候，李侃如在美日关系系列讲座中，谈到奥巴马在亚洲的政策与挑战。他说，虽然亚洲对美国非常重要，但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基本没有提到对亚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我们只能看出他不排外的（inclusive）、商议性的（consultative）、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实际的外交风格。
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到的外交政策，都是以国际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他在气候变化，反对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消减贫困等方面的主张。但是美国外交部和政府的其他部门，都是按照地域或行政责任划分的，不是按照这些国际问题划分的。所以，奥巴马对某个国家的具体外交政策还很难确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国际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目前，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好国内的经济危机，加快经济复苏，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帮助。■
五十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
环境是公共产品，很易产生“搭便车”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的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经济学家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才能最经济地解决问题
21世纪的人们已经愈加认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包括清洁环境的价值和治理环境的成本。这其中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多产品价格只反映了其内部的经济成本，但没有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即对环境的污染，或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环境是一个公共产品（public good），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很容易产生“搭便车”（free rider problem）的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
如何使产品价格体现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总和；谁承担成本、谁享受好处都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任何政策选择和取向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影响一大片人的经济利益，以及更多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什么样的政策是最佳选择呢？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讲完开放经济部分（美元与贸易赤字）以后，请来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温思（Robert N。 Stavins）来讲环境问题，一共四堂课。
斯达温思于198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是环境问题专家，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环境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2002）。
斯达温思开门见山，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学生介绍，经济学家是如何分析环境问题的，并如何利用经济学框架及理论帮助设置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
他原以为每节课有90分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大多是90分钟一堂），走进教室以后，助教才告诉他只有55分钟，所以不得不消减他准备好的30％以上的内容。即使如此，最后一节课讲气候问题时，他也只能蜻蜓点水，非常仓促。
两个层面
介绍任何领域都是从定义和分类开始的。讨论环境污染有两种层面：一个是时间层面，一个是地域层面。
从时间层面上说，污染排放量在任何一个时间都等于存量加增量，减自然分解或消失的部分（decay）。二氧化碳在空气中会存在几十年，所以一般来说，只考虑它的存量和增量。
从地域层面上说，有的污染源只是就近污染，对附近造成危害，例如一氧化碳。有的污染源会传的比较远，对较远的区域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硫和酸雨。我们时常会看到有的工厂的烟筒建造得出奇的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想让排出的废气影响周围的空气质量，而希望把二氧化硫等废气排入高空，随风带到更远的地方。
还有的污染源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温室效应的气体。解决这种污染很棘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搭便车”的问题：没有为减排付出努力，却可以享受到别人减排使得空气清新的成果。
思维框架
经济学家总是考虑，用什么方式才能最经济地解决问题。根据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的微观经济学原理，我们得出结论，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总收益最大。
具体到环境问题，当减少排污的边际成本等于减少排污的边际好处时，减少排污的好处总量最大。
但是，减少排污的好处很难定义，更难量化，所以经济学家就把问题加以转换，变为如何减少减排成本的问题。
衡量环境政策手段（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的好坏，有多种标准：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成本最小；政府是否有作决策需要的信息；执行和监督的力度有多大；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政策是否有随科技变化的灵活性；分配经济和环境影响时的公正性如何（谁多承受成本，谁少承受成本；谁多享受好处，谁少享受好处）；政策的目的和性质是否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给公众等等。
现在假设我们只考虑一种污染源，而且污染源是均匀混合的，例如二氧化碳。每个排出二氧化碳废气的厂家都有非常不同的随减排量而变化的成本结构，他们甚至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减排的成本曲线是什么样的。
假设政府的政治任务是减排x立方米，这个减排指标应该如何分配呢？
如果把这个指标平均分配给所有产生这个污染源的厂家，表面看起来，每个厂家都是平等的，但问题是这种办法没有把每个厂家不同的减排成本考虑进去，所以整体来说，这不是完成这个政治任务成本最小的方法。直觉告诉我们，那些减排成本更小的厂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成本更大的厂家承担更小的减排任务。数学证明显示，只有当这些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都一样时，各个厂家的减排成本之和是最小的。
行政命令与经济手段
这种方法与其他环境政策手段有什么不同呢？通过行政命令达到环保目的的方法有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一刀切”，不灵活机动。
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规定必须使用的技术标准（technology standard），例如每个汽车上都必须装有废气监测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监管容易，坏处是不能直接地达到目标；而且只能用现在的技术，不能够灵活地随科学技术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不是最经济划算的。
另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规定业绩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即根据技术指标，看看各个厂家是否达标。一般来说，这样做都不是成本最小化的，因为政府没有办法知道厂家减排的成本曲线。如果政府询问他们，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成本结构，他们肯定也会说，减排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所以这不是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