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放开英镑汇率从总体上说是否会增加保持英镑区的困难。英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定将成为左右英国对放开英镑汇率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放开英镑汇率加之取消外汇限制及相应的国内直接控制，将通过某些方式而缓和对英镑区的压力；而通过另一些方式，则又会增加对英镑区的压力。它缓和对英镑区的压力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使英镑区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外界干扰相隔离，而且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已经表明了这是多么的重要；带来对进口产品的更有效的使用，同时带来资源在用于出口的产品的生产与用于国内消费的产品的生产之间的更好的配置；使英镑成为一种更为理想的、且更为有用的货币，从而增加人们持有英镑余额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目前庞大的英镑余额的持有者将力求把它们转换成美元或其它货币，又由于可交汇率对名义上固定的汇率的替代，可能会降低人们持有余额的愿望，而且降低的幅度大于取消对余额用途的限制使人们特有余额愿望的增加的幅度，所以，它可能会增加——至少刚开始时是这样——对英镑区的压力。如果人们普遍试图立刻脱于英镑，那么，除非英国愿意动用大部分储备来阻止英镑的贬值，否则的话，英镑汇率将急剧下降。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值得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分析。然而，对这一问题的上述尝试性论述，也许足以证明这样一种结论的正确性：如果能够解决最初的过渡问题的话，那么浮动英镑汇率的长期效应，将是减少对英镑区的压力，从而增加它在不存在贸易限制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的可能性。
IV．可变汇率制度之重要性的一些例证
对下面这一点加以着重强调的是非常必要的：决定汇率的制度与方法几乎对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每一问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可变汇率与三种当前极为重要的特殊问题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将说明这一基本论断，而且与此同时将有助于揭示前述分析的某些含义。这三种当前极为重要的特殊问题是：（1）促进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2）国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一致；（3）重新装备运动。
不受限制的国际贸易
我们已经看到：可变汇率与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不实行可变汇率几乎肯定与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不相一致。在刚性汇率下，贸易情况的任何变化，都只能由外汇储备、国内价格及货币情况方面的变动来应付，或者由对进口、出口及其他外汇交易的直接控制来对付。除少数情况外，欧洲国家的外汇储备数量很少，而且，无论如何，只是对于温和的、且暂时的波动来说，动用外汇储备才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主要依赖于国内价格水平方面的变动这是不可取的，而且基本上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要依赖于这类变动就会面临着极大的政治阻力。德国、比利时、意大利也许会愿意在这方面作某些尝试。但英国、法国、挪威和其他一些国家几乎一定完全不愿意让国内的价格与就业水平由变化莫测的对外贸易所决定。
唯一可以替代的汇率变动的其他方法就是对外贸易的直接控制。只要汇率保持刚性状态，那么这样的控制就几乎一定是用来对付国际贸易情况的大幅度变动的主要方法．很明显，对这一事实的隐含的或明确的承认一是在欧洲实现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的主要结症之一；它也反映在最近所有的国际协定中范围广泛的例外条款之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1950年秋季的外汇危机中最后不得不使用直接控制——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危机是暂时性的，而且几个月就会过去——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它部分地解释了由重新装备运动所带来的直接控制压力。
假定时来运转，完全的贸易及货币兑换自由化将于明天得以实现，而且在不存在美国援助的情况下，在现行汇率下带来了所有欧洲国家的国际收支的均衡。再假定这样一来，美国的援助及压力就永远地消除了。然而，我可以毫不犹豫的预言：在现有的确定汇率的制度下，在目前普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最多不过二、三年，对进口与出口的直接控制又会大规模地重新实行。
但这还是低估了固定汇率所导致的问题。在目前的世界状况下，不仅仅是最终的贸易自由化肯定与刚性以及固定的汇率不相一致。同样重要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也变得过分困难。事先无法预测贸易壁垒的减少所具有的准确功经济影响。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减少贸易壁垒的影响，在国与国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都是各不相同的，而且这样影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极为间接的，而根本不是作用在实现了自由化的那一特定领域的。所以，在那些无论如何都会出现的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之外，实现自由化的过程还将给国际收支平衡造成大量的和不可预测的压力。这些压力将使得任何适合于最初情况的刚性汇率制度几乎肯定地不适合于最终情况与中间情况。而且似乎无法事先确定合适的最终汇率：它们只有历经波折才能达到。这样一来，即使最终的目标是一种新的刚性汇率制度。这种新的制度也有必要在过渡阶段具有灵活性。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灵活性，它由化就很可能会被最初的成功的结果导致夭折。
利用汇率变动来对付外部变动所遇到的政治阻力，与利用国内价格水平及就业的变动所遇到的政治阻力不相上下。但我认为：利用汇率变动的阻力与利用国内变动的阻力处于不同的层次，而且有着不同的基础。利用汇率变动的阻力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落后，一种其依据已经不复存在的观点的复苏；它是传统的结果，是缺乏了解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利用国内价格水平与就业的变动的阻力却是一种新发展，一种粗略的近期经验的产物，而且至少就目前来说，是与目前的经济情况相一致的。
国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一致
反对利用国内价格水平及就业的变动来对付外部变动的积极一面，是促进了国内的货币稳定——或者避免了通货膨胀，或者避免了通货紧缩。分别地就某一国家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目标。但是，在刚性汇率制度及不受限制的贸易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除非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联系的每一其他重要国家也都这样做。例如。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了通货膨胀，那么这将增加该国的进口而减少其出口。而其他国家所拥有的、发生了通货膨胀的这一国家的货币的数量现在则开始增加。这些国家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愿意无限地增加其对该种货币的持有量——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愿意继续在没有货物回流的情况下输出货物，从而实际上资助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或者他们自己也实行通货膨胀（或者实行进口控制）。因此产生了协调各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强大压力。
然而，虽然存在着这样的压力，但所有的国家都不愿意让国内政策受制于外部控制。当某个国家未能“适当地”合作或运行，从而破坏了整个结构时，为什么要让别国的国内政策也受到影响呢？为什么要允许该国将其困难转嫁给邻国呢？要想真正实现有效的“协调一致”，必须做到下述两点中的任何一点：1．所有国家都采用一种共同的商品货币本位，如黄金，并同意坚决遵守其有关规则；2．让某种国际机构来控制某一国家的货币供给，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至少是对利率政策及预算政策的控制。第一种方法目前是行不通的，而且，鉴于以前的金本位经验，它同时也不是特别理想的。至于第二种方法，撇开其可行性不谈。把如此意义重大的权力交给一个国际机构，而不是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且对选民负有责任的联邦政府，这样做合适吗？
为了使任一国家都能够独立地奉行稳定的国内货币政策，必须实现国内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这种意义深远的协调一致，但可变汇率制度的建立却可以消除这一必要性。在可变汇率制度下，如果某一国家发生了通货膨胀，那么主要影响将是该国汇率的下降。这将抵消国内通货膨胀对该国国际贸易情况的影响，从而减少或消除这一通货膨胀被转嫁到邻国的可能性。如果发生了通货紧缩，情况则刚好相反。任何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仅在对本国的实际国民收入情况发生影响的意义上，才对其他国家发生影响；而完全通过货币途径产生的影响甚小，或者完全不存在。
事实上，可变汇率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持各国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条件下，通过贸易而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融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它是在各国既不将本国的失误转嫁给别国，又不会受到别国失误的影响的情况下，使各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货币稳定的一种方法。如果某一国家都获得了成功，那么结果将是一种相当稳定的汇率制度；有效的协调一致的实质，将在不存在形式上的、然而却是无效的协调一致的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得到实现。
在可变汇率制度下所有的国家将获得成功的机会，远远地大于在刚性汇率制度下，同时也不是严格的商品本位的所有国家将获得成功的机会。原因在于：在刚性汇率下，不仅落后的国家试图通过影响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国家而先发制人，而且，正是这一关系的存在使得每一国家都具有了正常情况下不会具有的、从事通货膨胀性活动的动机；至少就最初阶段而言，通货膨胀性的货币发行将使发行者得到不仅来自国内、而且来自国外的资源，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刚性汇率意味着其他国家增加其所持有的、发生了通货膨胀的那一国家的货币的数量。而在相当稳定、但却并非刚性的汇率下，这一动机将基本上不复存在，因为只有在所有的国家都避免通货膨胀性行动的条件下，汇率才会保持稳定。一旦哪个国家发生了通货膨胀，那么该国货币汇率的下降将取代为保持汇率不变所必须发生的、对该国货币的持有量的增加。
当前的重整军备竞赛（Rearmament Drive）
目前的重整军备竞赛为前述问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例证。真正认真进行的重整军备竞赛几乎一定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只是由于各国在财政制度、货币制度、民族特征、重整率备竞赛的规模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压力的程度在国与国之间有所不向。在刚性汇率下，这些不同的压力将带来可能会妨碍重整军备竞赛的种种困难。假设A国与B国相比具有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B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又大于C国；
B国将发现它对A国的出口在扩大，而与此时同它又会发现它对C国的出口在减少，但来自C国的进口却在增加。B国在总体上可能处于平衡状态，但就某一特殊部门而言却不是如此。B国将受到强大的压力，不得不对它打算出口给A国的产品实行出口控制，而与此同时，对它从C国进口的产品实行进口控制。在可变汇率下，这两方面的控制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