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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通货膨胀的恶化而导致的名义利率的上升，使美国通过数量规则进行的利率的政府控制，从对信用市场有效的票据交易的较小障碍而转变为严重障碍。对此的反应之一是建立市场互助基金，以其作为避开数量规则的途径。这种货币市场基金发挥了有利的社会作用，然而从更宽广的角度看，该基金的建立却构成了一种社会浪费。如果通货膨胀没有发生，或者银行能自由地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则不会需要货币市场基金的服务，而为货币市场互助基金机构所耗用的管理人才及其它资源，就能用到从社会角度看更有生产性的活动上去。这种货币市场基金机构的建立被证明是一系列金融改革的契机，这些金融改革迫使政府放松或者几乎是放弃了对银行所能支付的利率的控制，同时也迫使政府放松或者几乎是放弃了对银行活动的其它限制。尽管后来政府减少了对银行的控制，但因为时太晚且不充分，所以仍无法阻止银行作用——依照传统的定义，银行同整个金融体系是一致的——的急剧下降。
25年前出版的弗里德曼的《货币稳定论纲》一书中，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将货币与银行的安排支配权留给市场，让它们仅仅受制于那些同样支配所有其它经济活动的规则？”
他写道：“我不敢肯定地说对立的回答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使在那些其它方面完全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社会里，货币的安排支配权也很少完全地交给市场，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些‘充分的理由”是：（1）纯粹的商品货币的资源耗费及由此而产生的商品货币部分信用化的趋势；（2）履行那些涉及到承诺支付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合同以及防止与此相关的欺诈行为具有的特殊困难；（3）纯粹的信用货币的技术垄断特性使得对其数额作某些外在的限制成为必须；最后，（4）货币广泛渗透的特性，这种特性意味着货币的发行对那些并不与此直接相关的部门有着重大影响，同时这也使得上述特点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适度稳定的货币结构似乎是私人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市场自身能否提供这样一种货币结构是值得怀疑的，因而，同提供一种稳定的法律结构等价，提供稳定的货币结构的职能是一个基本的政府职能。”
当然，承认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干预——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现代政府几乎一直在这样做，并不意味着这些实际的干预促进了公共福利，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干预方式的选择是明智的。我们写的《货币史》一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依据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实际来确切考察这一问题。
我们所收集到的证据有力地表明——实际上我们相信已经证明，政府干预常常成为不稳定与低效率的根源的时候，至少与它成为稳定与高效率的根源的时候一样多。这一时期内的一个主要“改革”即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其实际效果是弊多利少。我们个人的结论——这一结论虽没在该书中阐述但却已为其材料所显示——是：严格的货币法则优于联邦储备系统的任意的货币管理。
本文的目的在于考虑：近几年出现的新证据与新论断，是否使前途的关于政府干预的“许多的理由”的概括需要进行修改，特别地，是否使“市场本身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结构”这一结论需要进行修改？极而言之，这些证据是否提供了对“是否货币与银行的安排支配权不能（或不应该）留给市场”这一问题的完全肯定而不是否定的回答的证明呢？
这一问题又可分解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而对这三个问题的明晰区别，正是近期一些著述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三方面的问题是：
1．与交换媒介相联系的计算单位的确定及外生货币本身的供给，能否而且是否应该留给市场？或者说，弗里德曼列举的充分理由之第（1）、（3）、（4）条是否证明了政府在计算单位的确定和外生货币的供应上应具有的作用？
2．给定一个包含计算单位和交换媒介的充分限定的外生货币，银行业活动（我们把它广泛地定义为包括以通货和存款的形式发行内生货币在内的活动）除只遵守适用于所有其它经济活动一般规则外，能够或者应该奉行绝对的自由放任原则吗？这即是所谓自由银行业问题，它主要与弗里德曼的充分理由之第（2）与第（4）条有关。
就制度与法律安排方面而言，附带的问题主要是：
（a）是否应该禁止金融中介以现金形式发行内生货币呢？或者说，现金是否应该为政府所垄断？
（b）政府对金融中介的借贷与投资活动所进行的限制是否是必要的或合理的呢？
（c）政府“最后求助的贷款者”——中央银行是否是必要的或合理的？
3．在不存在法律障碍的情况下，如果确信金融改革将使外生货币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或过时之物，在实际生活中能否、应不应该和要不要使计算单位与交换媒介职能区别开来呢？就是说，金融改革能否确保百分之百的内生货币成为交易活动中最有效的手段呢？
值得明确提示的是：上述问题中所使用的“能够”之词，可以有两种很不相同的解释。一种是狭义的纯经济上的：仅就有限的经济条件而论，某一系列既定的安排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无论是就静状还是动状方面考虑，它都能够产生一种稳定的均衡吗？另一种解释更广泛一些：这一系列安排在产生稳定的经济均衡的同时，也能够产生稳定的政治均衡吗？也就是说，它们的存在是否与政治结构相一致？或者，它会产生出使这些安排发生重大变化的政治力量吗？
我们确认，在币制改革的讨论中所出现的意见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能对这两种解释加以区分。
在上面提出的三个问题中，我们打算先讨论前两个问题。因为第三个问题与我们先前的著述联系甚少，此外，依我们看来，这一问题近来已被其他人解决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第一个与第三个是新问题，第二个则不是。所有参与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关于货币与银行问题争论的人，基本上都把硬币本位视为理所当然的——在硬币本位下，政府的作用被限制在铸币及其等价物方面（即提供硬币的仓库存量情况），因而，他们绝没有机会来考虑第—和第三个问题，暂停支付硬币被认为是——而且事实上通常是——一种克服暂时性困难的一种权宜之计，超出硬币储备的政府发行的任何货币（无论是纸币还是存款），用现代术语来说，均被认为是内在货币而非外生货币，尽管在暂停支付硬币期间，它明显地属于后者。这种带普遍性的观点如历史的经验所表现的那样，毫无疑问地反映了广泛的呼声，正如欧文·费雪于1911年指出的那样：”不可兑现的纸币，对于使用它的国家来说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证明是一个祸根。”
硬币本位的消失及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出现——由该体系中，用费雪的话说，每一个国家都第一次实行了不可兑现的纸币本位，导致了两种很不相同的文献的出现：一种是科学的，另一种是通俗的。科学性文献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一种，它们主要涉及到币制改革及政府在提供外生货币中的作用。通俗文献属危言论者与“硬币”论者，几乎所有这类文献都是这样一种主张为基础的：费雪的结论仍然有效，而且，除非各主要国家采用商品本位，则世界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
这两种文献之间也有一些（但极为有限）共同之处。科学性的文献偶尔也涉及一些（不过大多数时候是忽略了）通俗性文献所提出的问题。那些导致了现在这种前所未有的货币体系的条件，是否也改变了这种货币体系将步早先纸币本位之后尘的可能性呢？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这一问题。
与外生货币的情况相反，在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人们已经对自由银行业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广泛的探讨。近期的文献又增添了大量的历史细节，并根据现行的货币安排讨论了这个论题，且以更为正式、更为抽象的术语表达了原有的论据。现在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实践，从而可以依此做出判断。因此，我们认为，维拉·史密斯1936年出版的《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原理》一书，对先前与最近赞同与反对自由银行业的各种理论观点做了准确而全面的总结。
外生货币
政府是否应该在外生货币的供给中发挥作用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比政府是否应该干预非政府的银行机构对内生货币的提供更为基本的问题。现有的银行制度是以外生货币为根基的，那些近来已被重新检验，且被作为反面教训提起的自由银行制度——如苏格兰、加拿大及美国早期的自由银行制度——也是如此。历史地看，与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外生货币相联系的单一的计算单位的出现。起初是通过交换者决定某种特殊商品的市场过程；后来，则几乎一律地伴随政府对外生货币发行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实施的控制行为——典型的是具有使铸币标准化及保证其质量（纯正，纯度等）的明确目标．有时，两种商品——它们间具有灵活的交换比率——同时作为外生货币而存在，一种用于小规模的交易，另一种则用于大规模的交易，如中世纪的白银与黄金或中国的铜与银。
仅就政府将自己限于生产标准化的铸币而言，由于使用具有有一定面值的铸币而不是金块交易给人们带来了便利，因而这种活动成为政府收入的一个来源。铸币厂也因提供这项服务而获得制币利差．即使不禁止私人制币，政府的可见性与权威性也使得政府铸币厂比私人铸币厂具有优越性。然而不仅如此，政府还进一步利用（或滥用）其对外生货币的控制权，通过引入法令因素来提高政府收入。起初，这是以统治者发行成色不足的金属铸币的形式进行——亦即在银币和金币中增加贱金属的成分，因而使得铸币的面值超过了其所包含的贵金属的市场价值。由于将铸币的名义价值调至其所含的贵金属的价值具有滞后性，故这种铸币成色的降低也就成了政府收入的一个来源。在这一期间，可以说贱金属实际上是作为内生货币在发挥作用。
纸币与存款的引入及在后来的普遍使用——最初它们是作为硬币的栈单存在的——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可能性领域，这不仅为私人个人或银行家所利用：只要承诺按需要支付硬币，他们可以超过自己硬币的持有量发行纸币与存款（如果私人发行者履行承诺，它们是私人内生货币），而且为政府所利用，即政府亦可如此行事（如果政府履行承诺，它们是政府内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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