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的市场需求一定的条件下，大面积地拓展了能够耕种的土地，尽管在有记载的储蓄数字中很少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但这种活动确实涉及到了资本的形成。如果条件适当的话——这意昧财产是安全的，既不会受到私人的侵犯也不会被政府所没收——那么，国内资本可以为国外资本所补充。当然，很多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无法吸引外资；在大部分这些国家当中，事实上，当地所拥有的资本却被投资于国外，而且原因是相同的——即因为不存在有利于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的环境。在这一方面，同样，政府对政府的援助金很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它们以私人部门为代价而加强了政府部门的力量，并减少了政府保持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环境的压力。我们可以而且确实可以力求通过利用我们的援助金从该国政府那里得到有利于私人企业的“让步”，来抵消这种影响。但这很少是一种完全的抵消——政府部门客观权力的变化，可能会最终远远地超过我们对暂时它应该如何行使这一权力的种种限制。所以，俄们的援助金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从内部或外部的其它来源中可以得到的资本的数量的减少。
简而言之，如果某种概括是合理的话，那么就是：资本的可得性尽管十分重要，但却是一个次要问题——如果经济发展的其它条件业已成熟，那么资本将很容易得到，如果其它条件不成熟，那么所得到的资本将很有可能遭到浪费。
现在让我们转到这样一种主张上来：经济发展要求要有中央政府的控制与计划，要求要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发展计划”。同样，这一主张当中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在发展过程当中，政府毫无疑问地需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必须提供一个稳定的、合法的社会结构；它必须提供法律与秩序，以及对人身与财产的保障。此外，在促进某些基本的公共设施如基础教育、公路、及货币体系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上，政府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有助于新的或得到改造的技术知识的传播的扩展活动而作出重大贡献。政府可以进行约其它一些这类活动不胜枚举。
但这些活动中没有一种要束经济发展的中央计划，或详尽的投资控制。而且这种中央计划很可能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帮助。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改变旧的行事方式的过程，是一个向未知挑战的过程。它要求要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最大限度的试验可能性。没有人能够事先预测出国家生产资源的最有效的使用方式是什么。然而，经济发展的中央计划的实质却是：它引入了僵化与非灵活性。它所涉及的是应该进行什么活动的中央决定，并使用中央权力与命令，来坚持与这一决定的一致性。
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值况：很多不发达国家中的现任政府官员或潜在的政府官员，与现有的或潜在的私人商人一样，有能力判断哪些方面的活动将是有利可得的，并且有能力来管理各种工厂。然而，让私人企业进行尽可能多的活动会带来一种至关重要的好处。私人以他们自己的资金来冒险，所以有着更强烈的动机来进行明智的、妥善的选择。他们的人数更多，而且他们掌握着关于某些特殊情况的更为详细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政府官员是不可能得到的。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政府的决策多么英明，都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只有认识到这些错误才能进步，只有放弃这些不成功的冒险才能前进。允许不成功的私人冒险归于失败至少还有几分可能性。但若让不成功的政府冒俭归于失败这几乎是不能的——除非这一失败与英国的落花生冒险一样地臭名远扬。这些错误将只是通过补贴、或关税保护、或禁止竞争等手段而掩盖起来。如果说从有关政府经济活动的广泛实践中能够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的话，那么就是：一项政府的冒险事业一旦建立起来，就绝少有放弃的时候。而且几乎同样明确的是：与用他们自己的资金来冒险的私人相比，政府官员的经验较少，灵活性较弱，适应性较差。
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是将千百万受愚昧、习俗、传统所束缚的，并有能力、勤勉、精力充沛的人们的能量释放出来。这样的人民存在于每一个不发达国家之中。如果看起来情况似乎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我们常常习惯于在我们印象中西方模式的“大企业”中来寻找他们，而不是在很多贫困国家的乡村、或农场、或罗列于拥挤的城市街道两旁的商店、集市中来寻找他们。这些人只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就可以改变他们国家的面貌。然而，存在着这样一种真正的危险：这一系列遗留下来的文化与社会限制，将只不过是由一系列同样广为存在的政治与经济控制所取代；也就是说，一种束缚将为另一种束缚所取代．所需要的就是一种自由的环境，一种能够为个人实践提供最大机会的环境，一种让人们具有在客观的成败标准下进行实践的动力的环境——一句话，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
所以，即使中央当局同私人一样明智地选择每一项计划，并且具有相同的考虑结果，但中央控制仍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好方法。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政府几乎肯定地会促成另一种结果——国家与个人的声誉可以通过不朽功业的建设而得到——所以，反对中央控制的理由要更为有力得多。
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可以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1956年12月向调查对外援助计划问题的一个特别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得到生动的说明。这一报告研究了如何判断一国是否应该得到额外的援助这一问题。答案是这样的：判断的依据应该是该国是否在为经济的发展作出“额外的国家努力”。该报告给出了两个、而且只有两个粗浅的经验来确定某种情况是否符合这一标准：“国家的努力正在被发动起来以促进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是各种措施的实行，以便将国民收入增长中相当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将来的投资”；“国家努力的另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国家领导人详细拟定全面发展计划的进展程度”。
这正是我们开始时所讨论的那些主张中的两个。而且，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按照这些标准，美国从来算不上一个对经济发展作出过“额外的国家努力”的国家！我们从未实行过明确的、“将国民收入增长中的相当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将来投资的措施”。我们的“领导人”也从未“详细地拟定一项全面的发展计划”。而且对于美国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于业已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每一其它自由国度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唯一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况。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所制定的经济计划，而且由于这些计划的失败，所以其大部分都被废除了。
能够满足麻省理工学院报告中所提出的这些检验标准的国家，只有那些共产主义国家——它们全都具有“将国民收入增长中的相当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将来投资”的各项措施，并且全都具有一“全面的发展计划”。在苏联虽然教育与健康服务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对人民大众而言，食物、住房、衣着等方面的条件却有所下降。而无可非议地大力宣扬的那些成就，却俯首皆是：在它的重工业方面，军工产品方面，及宇宙卫星方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就完全属于那种不朽功业的建设。
所以，这一点似乎是明显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中央计划的自由市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而且是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最有效途径。同时，非常清楚：它始终是与政治自由和民主相一致的唯一途径。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报告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其它大部分文章，却是把相反的情况认作必然的结论，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对这种相反情况的认定，与到目前为上所有的证据大相径庭，而且他们丝毫没有提出任何他们自己的证据。这样的现代神话未免太过分了。
这里所涉及的，完全是我们所卷入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的另一个方面。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家必须对其公民的经济活动加以广泛的控制与指导；而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自由市场中进行运作的自由人，能够促成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不必要依赖于无所不能的国家。
对外经济援助隐含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这一前提，然而它的本意却是要成为反共产主义的一种手段。很多赞成在国外实行的这种经济援助的人，一想到要将其原则应用到国内的情况中来就会不寒而栗。如果他们接受了这种对外经济援助的做法，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种做法的含义，或者是顶为他们相信了“专家们”的话：这是在国外赢得朋友的“唯一”途径。尽管他们是忠诚的美国人，但他们却在没有搞清事情的实质的情况下和在可得的证据面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基本前提．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成功程度，而恰恰是当它的产品并没有带着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时。
不论对外经济援助的本意如何，它的主要作用——如果它还有些作用的话——却是加速了不发达世界的公有化。它也许暂时地会使那些国家中的某一些名义上站到我们这边来。
旨在促进一自由的、繁荣的世界的一项有效的计划，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而不是与我们所反对的那种意识形态为基础。什么样的政策会与我们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呢，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自由市场的发展，并促进所有的国家在一种有利于竞争、有利于个人创造力的环境中对自由企业的最大限度的依赖。我们不能通过告诉其它政府应该做什么，或通过贿赂它们让它们违背自己的本性来实现这一点，就象我们不能强迫人们自由一样。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树立起一个榜样，并帮助建立起有利于经济与政治自由的国际环境；如果其它国家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使它们更容易地走上自由之路。
我们可以借以实现这一目的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外贸易。然而，特别是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政策与我们所宣称的目的不相一致、我们声称信仰自由竞争与自由市场，然而我们却建立起种种关卡来“保护”国内的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信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最小的干预程度，然而我们的政府却对进口产品制定了限额，并由于政府支持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而向国外倾销出口产品。的确，我们也已经减少了许多方面的贸易关税与贸易关卡，而且这些行动——在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影响的辅助下——已经把我们的贸易限制减少到了几十年中的最低水平。然而，在我看来，那些依然存在的限制，以及种种新实行的限制，特别是对农产品的限制对我们的对外关系所造成的有害影响，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经济援助甚至暂时取得的一些成效。世界的其他成员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他们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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