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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系统选择总量与选择仅仅一个目标总量的作法相比，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差别。为简便起见，我将假定目标总量为 M1（正如目前所指定的那样）。选择另外一个总量将改变合意的数字目标，而不会改变它们的暂存模式。
目标趋势
一大约为年1％
～3％的M1长期增长率，将大致地与零通货膨胀相一致。这将是我们的目标。1981年第四季度至1982年第四季度期间M1的实际增长为8。5％
。关键的问题是：应该多快地从这一水平下降到1％ 一3％
的区间内。按照我的观点，应该在一大约3—5年的时期中逐渐地进行这一过程：这意味着：每年应降低增长率大约1至1．5个百分点。
联邦储备系统一直是以一增长率区间的形式来表述它的目标。例如，联邦储备系统1983年M1的初始目标是：从1982年第四季度到1983年第四季度M1的增长率为4％…
8％
。这种表述目标的方法有着严重的缺陷。随着年份的增加，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对绝对货币供给的不断加宽的限制范围，并且促成了基础年复一年的变动，从而妨害了长时期当中的可说明性。这的确是事实。1983年7月，沃尔科主席宣布了一个新的目标，即从1983年第二季度到1984年第次二季度M钓的增长率为
5％… 9％（然而这一增长却是从1983年第二季度的基础开始算起的），这比上一个区间的最大值高出3％ （年率则高出6％ ）。
表述这些目标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是通过下述形式来进行的：绝对货币供给的中心目标再加减一个额度，比如说 1。5％—— 这大约就是联邦储备系统对年增长率所确定的区间。
击中目标的步骤
不论是在联邦储备系统之中还是在该系统之外，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广泛一致的看法，即目前的那些步骤及准备金规定，使得在短时期当中对货币增长进行精确的控制成为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这些步骤及规定并不能构成那些长久保持的、对目标的偏离—— 诸如 1980年4月到1981年4月期间或1982年7月到1983年7月期间发生的那些货币扩张；或者1981年4月到1981年10月期间或1982年1月到1982年7月期间发生的那些货币减速—— 的原因。然而，这些步骤及规定的确说明了货币增长方面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的广泛变动的原因，货币增长方面的这些广泛变动，给经济及金融市场带来了不可取的不确定性，同时减轻了联邦储备系统对于其未能击中目标所应负的责任。
在使得联邦储备系统能够在相当短的时期中，非常接近于击中其目标的那些步骤及规定变动方面，也存在着广泛一致的意见。这类变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是1968年引用的那种滞后准备金核算为同步准备金核算所取代。而这种同步准备金核算可以比得上1914年至1968年期间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方法。滞后准备金核算对控制货币增长所造成的妨碍，最迟自1970年以来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不幸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直至1982年才采取行动，最终决定用同步的准备金要求来取代滞后的准备金要求。然而，联邦储备系统一直拖到1984年2月才履行这一决定—— 在该系统的历史上，在贯彻一项规则变更方面，这是时间最长的一次拖延。而且在更为迅速地贯彻这一变更方面，并不存在着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假如联邦储备系统以前对变更持抵制态度，那么则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同步准备金的贯彻不会有进一步的拖延，甚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定会进行这一贯彻。
需要进行的另外一些主要的步骤变化有：
1．由联邦储备系统选择唯一的一个货币目标，来结束其在目标之间的摇摆。
2．对所选择的目标的所有存款组成部分，规定相同的准备金百分比要求。
3．以总的准备金（而不是非借入的准备金）作为短期营运的工具。
4．将贴现率与一种市场比率联系起来，并使贴现率成为一种罚款比率（不幸的是，在滞后准备金核算下，不论是这一变更还是上一点变更，出于技术性的原因，都是不可行的。所以，必须等待同步准备金核算的实行）。
5．在联邦储备系统的所谓防御性公开市场业务的进程中，减少联邦储备系统所进行的“ 折腾 ” 。
即使在这些变更大部分都不存在的情况下，联邦储备系统也有可能几乎即刻地实施某项政策，从而创造出一个比我们目前要稳定得多的货币环境—— 尽管它绝不是完美无缺的。所以，障碍不在于可行性问题，而在于官僚惰性及对官僚权力与地位的维护。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点。假设联邦储备系统继续公布M1增长的各种目标。假设联邦储备系统正在考虑以后6个月中，其联邦政府债券的总持有量的变动，而这一变动数额是为实现M1的目标增长所必需的。将这一数额再除以26。假设除了在公开市场上购进为取代将到期的债券所需要的数量外，联邦储备系统还每星期从公开市场上购买刚才除得的数额，此外不再进行任何买卖活动。最后，假设联邦储备系统事先详细地宣布这一计划并坚持这一计划。
这样一种政策将确保对那些货币总量的控制，但是这种控制不是就从一天到另一天而言的，而是就联邦储备系统坚持认为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的较长时期而言的。这样一种政策将使市场能够准确地了解到联邦储备系统将要采取的行动，从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活动。这样一种政策将结束目前随每星期5货币供给数字发布面来的、每周一次的猜迷游戏。金融市场业已明确地证明了：它们有着充分的灵活性来对付可能需要进行的、不论什么样的日常调整或季节性调整。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政策会带来任何较大的不利影响。
几个数字将表明这种政策对联邦储备系统的公开市场活动会有多么大的影响。1982年，联邦储备系统平均每星期在其政府债券持有总量中增加1760亿美元—— 一个非同寻常的大数目。在获得这 176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的过程中，联邦储备系统平均每星期购买130亿美元的债券，共卖出几乎同样的数量。这些交易中大约有一半是为外国中央银行而做的。但对于加到联邦储备系统的有价证券上的每一美元来说，仍将存在大约40美元的购买或80美元的交易—— 客户帐户的这种折腾程度将会把证券交易所的私人经纪人送进监狱，或者至少送去拘禁。
增加了的可预测性，减少了的折腾，减轻了的不可知性—— 这些既是进行如此强烈的变更的主要原因，同时又是其达到目的的主要障碍。这种变更只会使太多舒适而温顺和平的人们骚动起来。
货币政策结构
在货币政策结构的讨论中，首要的问题是建立限制问题。这一主题虽然陈旧但却密切相关；人们业已提出了数百条建议，而且没有几条（不论多么久远）不拥有同时代的支持者的。我个人的观点认为：结构改革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减少货币增长的变动性，限制货币当局的处理权限，同时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结构。鉴于我的这一观点，所以我的讨论仅限于与上述目标直接相关的那些建议：从重要性最小的入手，以最根本性的为结束。
对联邦储备系统制定一套货币规则
很久以来我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不需要货币制度方面的任何重大变化，只要对联邦储备系统制定一套货币规则，就可以在货币政策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通过与国民收入的相应变动有着紧密且一致关系的某种货币总量—— 例如 M1—— 来表述这一规则将是非常理想的。然而，这些年的情况表明：即使是联邦储备系统自己设立的目标，它也不可能或者不愿意去实现这样一种目标；而且，联邦储备系统始终能够为其无能进行辩护，从而避免所应负的责任。鉴于这种情况，我勉强认为：通过与国民收入的密切程度较小、但却可以在极短的时期内、在极小的限制下、毫无疑问地予以控制的某种变量，来表述这一规则是很可取的。这一变量就是联邦储备系统自己的无息债务，即货币基础。
在《自由选择》一书中，我与我的妻子罗斯提出了一项特殊的规则形式，作为一种宪法修正案：
在业已发行的美元总量以不低于3％同时又不高于5％
的年增长率而增长的条件下，国会将有权管辖以通货或帐簿记录的形式而存在的政府无息债券。
将下面这一条款包括进来将是更为合意的：在战争情况下，国会每院2／3的多数，或者某种类似的合格多数，可以取消这一要求，然而，除非再次实行。否则的说这一取消将在当年结束。
在建立对该规则之稳定性的信心方面，宪法修正案将是最为有效的途径。然而很明显这并不是实施这一规则的唯一途径。国会也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来建立这一规则，而且一些关于货币规则立法的建议的确已为国会所采纳。
这一建议具有这样的优点：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制度方面的变动。然而，这同时也是它的主要缺点。只要目前的制度安排仍然保持其现有状况，那么，会有很大的压力迫使人们以能够避免或逃避该项规则的方式来使用现有的货币安排。更有甚者，作为一种政治性的东西，一项宪法修正案很难吸引足够的支持以获得通过，除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对这一些现行货币安排产生了深刻的、且广泛的不满。鉴于这样的情况还会引发更为深远的、且更为根本的变动，那么，为什么要在半拉措施上停步呢？
我仍然相信：那种能够带来某一特定的货币总量的可预测的长期趋势的货币规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目标—— 既优于为货币当局所进行的、对货币数量的一系列自行控制，也优于商品本位。以前我曾认为：这种货币规则的实施，可以或者通过说服货币当局奉行这一规则而实现，或者通过迫使人们接受这一规则的立法而实现。但现在我不再这样乐观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会为促使联邦储备系统走向这一方向而做的种种努力，都多次地失败了。联邦储备系统一直是口头上接受那些货币目标，但从不接受严格的货币规则。而且，联邦储备系统甚至不愿意将其行动与其对货币目标的口头接受一致起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为了使这样一种规则得以奏效，需要有货币制度方面的变化。
国际性的货币规则
以罗纳德· 麦金农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业已接受了有关货币规则的主张。但他们提出：如果在本国的基础上应用这一规则，则它可能会因别种市场的通货对受该规则控制的这种通货的替代而几乎毫无效果。因此，他们建议一系列国家在它们的货币供给总量问题上，接受某种规则。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在各种货币借以融合的汇率问题上达成某种协议。麦金农建议：日本、美国和西德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