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
无论是采访者还是被采访者，都接纳了这种实验方式，并投入其中，这在所有采访中都能看到。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功，是互联网让这种集体合作成为现实。这种方式威力无穷，但它还在初始阶段。
“淘汰的过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政治博客苏珊·加德纳（Susan Gardner）对一名参与者说，“我们需要多做不同的尝试。尝试，然后评估，如果这种模式行不通，把它看成一种积极的信息。这又怎么了？这不是失败，是重要的信息。”
采访也让我们看清一件事：参与者自告奋勇去完成的话题，都是他们熟悉和热爱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他们的优势比职业记者大得多。职业记者为了完成采访，通常没有多少时间（或者意向）去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社区能够按功能分配智力资源，相比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分配法，这种方法更有效率。正是这种自我组织的奇迹，让众包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此高效。
在最后的评估中，“零任务”可以骄傲的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在研究众包的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众包的所有优势。
在“零任务”结束后不久，纽约大学的杰·罗森出版了一组众包新闻的“坐标”。第一，罗森写，“将工作任务分工下去。”简单来说，大部分的参与者能贡献的时间有限，有时是一周10分钟，有时是一周10小时，但任务有时间限制，必须按时完成。这点在新闻或者众包的其他领域都一样，所以有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潮流原先的播出计划里包括照片和自拍的视频短片，还有他们最基本的播客，这些需要花几周时间拍摄和编辑，所以后来他们调整了方案。
第二，参与者做贡献之前，先了解他们的动机。“业余新闻产品和类似新闻编辑室那样的指挥控制系统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罗森写。这也是为什么他深信，业余爱好者的工作不会取代职业记者体系，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补充。
罗森认为，“零任务”只是一次演习而已。他继续利用NewAssignment这个平台发布众包新闻项目。其中有一个叫做“打败博客”，利用社交网络软件帮助职业记者找到一批各有所长的人，协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工作中的复杂报道。
在“零任务”快结束时，我帮着在新闻谈话节目《布莱恩·莱勒秀》上发布了一个众包倡议，该节目在纽约公共广播电台（WNYC）播出，隶属于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和“零任务”不同，莱勒的团队一开始很小。早上广播开始的时候，我们请听众计算一下附近街上SUV（运动型多功能车）和卡车的数量。节目收到了5个区超过450份回复，听众得出了有趣的结论。这和罗森的观点一致，任务要激发人们的热情，但占用少量的时间。SUV计划只花了听众一天中几分钟时间，而且这个任务简洁，易沟通。结果是纽约街头大概有一半的交通工具是卡车或者SUV，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不算是意外发现，但听众很喜欢。
第二次，节目请听众选择一家本地的杂货店或熟食店，分别记下店内以下货物的价钱：六罐装百威啤酒，一夸脱牛奶，以及一根莴苣。这次的结论很有发现，并以地图的形式公布在节目网页上，结果表明，地理位置和产品价格毫无关系，并揭发出一个事实：贫民区的熟食店，以及最豪华的公园大道街区的商店一样卑劣，经常欺骗顾客。
在这类新闻中，大众比职业记者做的更好，原因很简单，大众人多势众。新闻和科学一样，为众包提供了许多一展所长的机会，因为他们有一些共性：在新闻报道和科学研究当中，大部分的基本工作都是收集资料，这个几乎不需要任何培训。很少有报社会派出25名记者，走遍全城，去调查一根莴苣的价格差别。这超出了报社的报道范围，也没有报社会这么做。但是，这对居民来说是重要的信息。和SUV的实验一样，事实证明，价格调查深受WNYC听众的欢迎。即使在风险更高的时候，这种模式也一样有效。
2007年初，自由新闻博客TalkingPointsMemo（简称TPM）的读者注意到阿肯色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律师相继被开除。TPM的编辑和出版人乔希·迈卡·马绍尔（他既是记者也负责社区的工作）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得出结论：因为不执行布什政府的计划，律师被逼离开。
主流媒体立即跟进这篇报道，进一步关注这个丑闻。2007年3月19日的晚上，司法部公开了和解聘律师事件相关的邮件、备忘录以及其他内部记录，共3000多页内容。这次披露被称作“机密大揭底”。文件公布的时间太晚，报纸只能粗略的看一下这些内容，其他什么也做不了。然而就在当天晚上，人们清楚的看到了TPM社区的力量有多么惊人——马绍尔将这些文件交给网站读者，他们将文件分成55页/份，然后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处理这些海量的信息。《纽约太阳报》的文章称，“与‘公开文件’有关的第一个帖子出现在TPM网站，时间是凌晨1：04。不到半个小时，读者发布了50个关于文件内容的概要。到凌晨4：30，网上贴出了220个帖子，详尽介绍了文件方方面面的细节。”包括没有揭发出来的“卡尔的商店”的参考文件，很明显，在这次解雇事件中白宫实施了政治干涉。
这是一次让人瞠目结舌的展示，人们看到，专业新闻媒体的资源有限，仅仅在人数上，大众已经能够成为它很好的补充。
2008年初，因为其“锲而不舍的调查性报道方式”，马绍尔和TPM在法律报道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让他们赢了声望很高的“乔治？波克奖”。这种模式前景广阔，我估计在未来的日子里会看到更多。这些事件利用了大众最突出的特点：人多力量大。
当大众对记者的工作进行补充而不是重复的时候，对我们更有益处。这些经验也为总部在加拿大温哥华的NowPublic带来了灵感。公司的CEO奥纳德·布洛迪说“我们把网站的成员看做眼睛和耳朵，但我们没有让他们成为记者。‘市民新闻’这个词感觉上和‘市民牙医’差不多。”
NowPublic让分布在140个国家的13万用户只做上传图片和视频的工作，在某些时候，当网友看到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时，也做一些基本的新闻报道。公司会将这些内容卖给像美联社这样的新闻机构，最近，他们之间签订了一个发行协议。
“我们从市民新闻的实验中学到的是，人们很擅长报道他们看到的东西，或者拍照片，但在分析方面做的不是很好，谈到包装的话，那简直是太糟了。” 布洛迪说“我们的模式更像iStockphoto。”
美联社的采编人员分布甚广——记者，摄影记者，摄像师共3000人——这比世界上任何新闻机构的人数都多。但和NowPublic能提供的人数相比，只是九牛一毛。美联社的战略规划部主管吉姆·肯尼迪很乐于承认这一点。他说，“那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和NowPublic合作，会让我们的报道更加全面，在记者视野之外，我们有了一个辅助雷达系统。”
肯尼迪指出，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闻媒体，目标不再是获得一两张好照片。“我们不想错过任何一张好的图片报道。当我们谈起众包时，注意力都集中在找到一个能够加在报道里的奇闻，但我认为最后加进去的肯定远不止那些。我想，业余爱好者和职业人士的贡献最终会结合起来，共同完成报道。
众包正在经历一个适应期。到最后，如果再出现“零任务”那样的过失就是鲁莽的表现了。错误可能会出现在组织工作，时间的安排，社区管理等方面，而不会是没有志愿者回复这么失策。虽然我们的试验有限，但有一点足够清楚：如果人们认为某个项目是有回报和意义的，他们参与的热情不可估量。
讽刺的是，在iStock，零任务，潮流电视台中，大众的热情却成了众包最大的难题：想想iStock两百万的摄影师，或者YouTube八千万的视频……大众的反馈如此之多，要将他们分门别类，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只有雇佣世界上最大的团队才能完成。
所幸的是，众包在这儿体现了它最妙的地方：大众，正是他们自己最好的过滤器。这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