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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鲁迅先生能发起和领导这个新组织。”夏衍又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转告鲁迅先生。”茅盾说。
他们约定三天以后再会面。
翌日上午，茅盾去看鲁迅。他预料这次谈话不会顺利，因为他知道鲁迅对萧三的信采取看一看的态度。鲁迅对于把原来的敌人拉来做朋友表示怀疑，对于解散“左联”也不表示赞同。他认为“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严重的，曾对茅盾说，“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又说：“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此时，鲁迅铿锵的话语似又在他耳边响起：“‘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不是等于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吗？”
这次见到鲁迅之后，他转达了夏衍的意见。
鲁迅给茅盾点上一支烟，自己也燃着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说：“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不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至于解放‘左联’，我看没有必要。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然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茅盾听到鲁迅的回答如此简明，心想，看来他已考虑成熟，不必多说了。第三天，他来到郑振铎家中，把鲁迅的意见告诉了夏衍。
“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夏衍解释。
“鲁迅先生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转告他，我只做个传话人。”
于是茅盾第二次去见鲁迅，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鲁迅。当鲁迅听到“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这句话时，笑了笑说：“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茅盾敏感地觉得，这话的意思是：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
既然鲁迅这么说，我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本来是个传话人，弄不好还会被鲁迅怀疑是替周扬他们做说客，这样的教训我已尝过几次了，可不能重蹈覆辙。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他们中间传话。他辞别鲁迅，就托郑振铎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没再与夏衍见面。
后来，鲁迅因周扬等人背着他解散“左联”，大为愤怒。
茅盾在二月间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谈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的形势，说道：“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想不到鲁迅在回信中表示不同意：“现在就觉得‘春天来了’，未免太早一点──虽然日子也确已长起来。恐怕还是疲劳的缘故罢。从此以后，是排日造反了。我看作家协会一定小产，不会象‘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些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
面对鲁迅的这封信，茅盾摇了摇头，心里说：想不到他对新组织会是这样的反感啊！
茅盾与鲁迅不同，他答应周扬参加并作为这个新组织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担任起草并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上签了名。他还接受冯雪峰的建议，在“吕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也签了名。
事后的一天，茅盾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骂他是“脚踏两头船”，不禁愤怒地自语起来：“骂吧，让你们骂吧，我不怕！”
“雁冰，怎么了？谁骂你了？”他妻子孔德止闻声不安地问。
“雪峰对我说，大先生不愿意加入文艺家协会，也不必再勉强；他们要另外组织文学团体，也就让他们组织罢。他要我两边都签名，两边都加入，免得人家看来完全是两个对立的组织。我想他这话不错，双方对立，有什么好处？就照他的建设做了。想不到一些朋友不理解我，如今居然形之于笔墨，对我进行攻击了！你说气人不气人？”茅盾激忿地说。
“只要做得对，怕什么人家说三道四！你尽管去做，总有一天大家会理解你的。”妻子安慰他说。
过了一会，他的心情平静下来，随手翻开了六卷三号的《文学》，读起自己写的那篇《作家们联合起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还有什么不可解释的怨恨能把我们的前进作家们彼此分化，甚至成为敌体，互相仇视呢？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大家联合起来，一同走向前去罢！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有什么个人的嫌隙芥蒂可容存在呢？放大了眼光，敞开了胸怀，坚定了意志，手牵着手，一齐向前走罢！”
他想，目前“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争论激烈，双方互不相让，显然难以调和，但是我和鲁迅、周扬两方面关系都比较好，我要珍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尽力调节双方的关系。唉，说客道做，作家难做，然而不正是因为难做，才需要我去做什么？自然，我不能做折中的调和主义者，我还要继续写文章，阐明我对“两个口号”的观点和态度！
夜深了，窗帷半掩，人声静寂，茅盾又坐到映出绿光的灯罩下，挥笔写作起来……
三一、月曜会
鲁迅逝世已近一个月了，茅盾却觉得恍如眼前，心头的郁闷依然无法排遣。
连日来，他为《文学》写了悼念的文章《写于悲痛中》，为《中流》写了篇《学习鲁迅先生》，给英文的《中国呼声》送去了《“一口咬住……”》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要学习鲁迅的伟大斗争精神，嫉恶如仇。“不顾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者求解放；学习鲁迅，这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他感到还有许多话要倾吐，还有满怀的感情要抒发，为了不断地宣传鲁迅，召唤青年朋友研究鲁迅，学习鲁迅，自己应该写的文章是很多很多的。
使他郁闷不舒的，还有笼罩上海文坛的沉闷气氛。这种沉闷是怎么造成的呢？他分析：
“主帅不在了，大家好似‘群龙无首’；左联解散后虽成立了文学家协会，但实际上未做工作，因而作家的活动没有了组织；文坛内部的矛盾、分歧和宗派情绪，使人焦虑，也使人灰心。”可是，能否做一些事情使大家组织起来呢？他想起开明书店通知他：他著的《创作的准备》已经出版，请他便时去取样书。于是，他换上件米色西装，将皮鞋擦了擦，对妻子说了一声，向门外走去。
还是在八月底，茅盾刚编完报告文学征文集《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的经理徐伯昕就找上门来，要他为《青年自学丛书》写一本谈小说创作的书。茅盾说：“什么《创作法程》、《小说作法》之类骗人的书，那一家小书铺里都有现成的，我最反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书了，你们为什么也要出这种出呢？”
徐伯昕笑着说：“你误会了，那种东西我们是反对的，但是这一类书却有市场，有读者，一些年青的初学写作者，常常饥不择食买这种书来看，结果上当不说，还被引上歧途。
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外国研究和介绍这些经验的书就不少，只是中国还没有……”
“所以你就要我来写这样一本书，可是这是理论家的工作，他们可以把自己研究的成果用浅显的文笔写出来，以适合初学写作者的水平，而我是写小说的……”茅盾打断了他的话。
“不对，你过去就写过一本《小说研究ABC》，是不是？可见你是能写的。”
“哈哈！那本书是抄来的，是为了换稿费，当时我还没有写小说哩！”
“你现在有了亲身体会，所以你来写不是更合适了吗？再说……”
“写小说的人很多，你们何不去请别人？”
“我和韬奋商量过，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你平时写小说又写评论；当然，鲁迅也是合适的，但他在病中，是决不会写的。”徐伯昕见他还有点犹豫，又说，“你和鲁迅是好朋友，你有责任把你们的经验传授给青年啊！只要你把这些经验写下来，读者就会欢迎。”
茅盾见推诿不掉，只好答应。他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原理，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验，把创作技巧用通俗的文笔介绍给初学写作者。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一气呵成了。
当他取了书回家，妻子告诉他，冯雪峰等他多时了。他急忙抱着书上楼，热情地说：
“唉呀，雪峰，让你久等了。”
“不，不。我正在读你写的《研究和学习鲁迅》呢。”冯雪峰站起身说，“你说鲁迅先生好象盘旋于高空的老鹰，他看明了旧社会的弱点就奋力搏击，二次，三次，无数次，非到这弱点完全暴露，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他不罢休。写得好！你关于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技术的论述，也很精辟。你准备给那家报刊发表？”
“这是为《文学》七卷六号写的，王统照等着发排呢。”茅盾答，又从那包书中取出一本，签上名说，“《创作的准备》出来了，请你批评。”
“这种介绍创作经验的小册子青年人很需要。你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冯雪峰看了一遍书的目录后说。
“雪峰，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吧？”茅盾将一杯热茶递给客人。
“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冯雪峰笑笑说，“鲁迅先生去世后，上海的文坛较前冷落了。我见到一些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他们谈起话来都不大有劲，心情沮丧，这与当前全民族抗日情绪普遍高涨的形势很不适应。我们要设法把作家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抖擞精神，投入新的斗争！”
“你说得对。是应该为青年作家们组织一些活动，使他们加强联系，交流感情，激励斗志。”茅盾表示赞同。
冯雪峰征询他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茅盾想起前几年出版界的一些老朋友曾举行星期聚餐会，十一二个人，每周聚餐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元钱，做东的出两元钱。在餐桌上，互相交换上海政治界、文艺界的信息，也解决一些编辑、出版上的事务。于是他向冯雪峰提出：可以仿照星期聚餐会的方式，把大家邀集到一起交流思想、感情。这种方式比较自由，大家可以随便交谈，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
“这是一个好主意！雁冰，我的事情多，也不大好公开出面，这事就委托你了。你可以再找几个同志商量商量。”
冯雪峰起身告辞，在门口他紧握着茅盾的双手，眼里流露出充分信任的神色。茅盾也点了点头，说道：“放心。你自己多保重！”
晚上，艾芜和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吴景崧来拜访他。茅盾向他们谈了想搞个青年作家聚餐会的想法。他说：“虽然我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可我觉得自己跟青年人一样，爱和青年朋友谈天，青年朋友思维敏锐，见解新颖。如果大家能一星期或两星期聚餐一次，谈谈文艺思潮和新发表作品，该有多好？”
艾芜、吴景崧齐�